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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真的不值了吗？
作者：朱末
来源：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好的是，我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科技突飞猛进；坏的是，我们身边的一切正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发生着巨变，平地起惊雷的频率越来越高。
就在最近，往年都是三月中旬才公布的考研国家线，意外提前了半个月，不但时间“抢跑”，还上演了一场“全线大跳水”的戏码。除了军事学稳如泰山，其他学科门类的总分和单科分数线都像坐上了滑梯，一路下滑，甚至有些学科的国家线直接回到了8-9年前的“复古”水平。
文学单科线（满分100分科目）跌到了47分，经济学降了15分，其他学科如理学、工学、管理学等，降幅也普遍在10分以上，如此大面积且大幅度的降分，在整个考研历史上都实属罕见。
更加“反常”的是，研究生报考人数在2023年达到峰值后，已经连续两年下降。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比2024年减少50万人，比2023年则减少86万人，跌幅之大，引发普遍关注。
要知道，近二十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经历了大规模扩招，再加上“学历崇拜”的社会因素，研究生报考人数一直呈快速增长状态。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100万；2017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200万；然后，仅仅在2年后的2019年，考研人数就从200万到了290万；2023年，考研人数达到峰值474万，而2022年毕业本专科生为967.3万人，近乎一半的毕业生都加入考研队伍。
高校形势也在悄然生变。中国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宣布，一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自2024年起停止招生。
国家线“跳水”，看似给考生递了梯子，实则掀开了高等教育残酷博弈的底牌——当学历与能力脱钩，当教育与就业割裂，降分只能缓解阵痛，却治不好对未来的焦虑。
种种因素似乎都在证明，读研也没法保证一个安稳的未来。考研，真的不值了吗？
01
研究生选拔变迁史
参考人数急剧暴增
铁打的考试，流水的考生。实际上，研究生考试制度也经历了多次时代变迁，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并且依旧处在变化的过程中。
“研究生”的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清末，但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大学开展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是东吴大学于1917年开办，1929年在中国政府注册，但这仅仅是开始研究生阶段培养教育，于研究生考试没有太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落后且缓慢，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研究生的考试和选拔才开始了漫长且稳定的发展历程。
从1962年开始，我国正规培养3年制研究生，对高校招生工作、培养工作、领导与管理、待遇与分配以及建立研究生院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一时期，全国共招收研究生4764人。
但这一切，到了1966年后，受“十年因素”影响，研究生的选拔一度搁置，到1978年才恢复招生计划，从此考研一直延续至今。
在经历了重建阶段的密集调整之后，我国研究生招生的主要制度框架基本成型，国家统一命题科目的范围由政治理论和外国语，扩展到数学等部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业务课，硕士研究生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阶段进行，形成了我国研究生两段式招生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大规模的人才需求，研究生教育也响应时代号召，招生规模快速扩张，由1985年的46871人增长到1999年的71847人，年均增幅为3.81%，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张，使我国迅速跨入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
仿佛拉开了疯狂的序幕，中国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一路猛涨，又从2003年的22万，暴增至2020年的超过100万。这期间，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准确界定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概念，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组织实施招生录取、考试招生；201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85.8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76.2万人，较1949年招生242人，招生人数增长3545倍。
2022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474万人，而这一年的招生人数在120万左右，也就是说，有超350万考生落榜。
在此过程中，学生们对待考研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各类考研培训机构如火如荼，为了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考生们纷纷开启了“高考”模式。备考时间越来越长，从大三甚至大二就开始着手准备；学习强度越来越大，每天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些学生为此连续多年全力备考，“三战”“四战”变得越来越常见。
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也普遍低落，甚至只想轻松过关拿到学分和文凭。有些人甚至觉得考哪个学校的研究生都不重要，找个简单的就行了，反正考研也只是为了拿一张新的文凭，早已失去了“研究学术”的初心。
只是，当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演进，研究生扩张圆了更多普通人梦的同时，也让学历贬值进入了快车道。
02
本研倒挂愈演愈烈
硕士学历大“贬值”
一般人惯性的认知里，高等教育的层次越高，人数理当递减才合理，但近年来，本研“倒挂”的趋势却愈演愈烈。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显示，2023年北京高校预计全日制毕业生数量约29.6万人，其中研究生16万余人，比本科生多出3万人；上海交通大学2022年本科毕业生有3928人，而研究生人数高达6422人；复旦大学2022年新生15651人，其中博士硕士占比74%，本科生仅4120人，占比约26%。
在全国范围内，不少高校的研究生在校总人数都早已超过本科生。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人数超出本科生一倍，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人数更是达到了本科生的37倍多。
物以稀为贵，当扩张让硕士从“精英”变为“基础配置”，曾经被视为“阶层跃升门票”的研究生学历，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祛魅，研究生的连年扩招与毕业生的逐年增加，已然让就业市场供给的速度跟不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现实比想象中更残酷。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国内研究生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低于本科生的45.4%，而大专生的offer获得率，竟然高达56.6%。
企业招聘时，985本科与双非硕士的竞争中，前者反而更受青睐，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想要的是“来了就用”，怕就是怕学历看着高了，对实践却更脱节了。
就业市场对“双非院校”的硕博毕业生来说则更加不友好。智联招聘的报告中指出，“双非院校”的2024年硕博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33.2%，较去年下降17个百分点，比“双非院校”本科生offer获得率（43.9%）整整低了1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好不容易花3年时间读完了研究生，换来的收益率却远远不如本科生。
与此同时，读研的经济成本还在不断攀升，尤其是专硕专博，读起来费用不菲。比如：上海交通大学2025级新闻与传播全日制专硕学费为18万/期，比原来上涨了6万；西南财经大学2025级全日制会计专硕学费，从原来的8万元上涨到9.8万元。
雪上加霜的是，不少国内高校开始延长专硕学制。比如，湖南大学从2020年开始降艺术、法律（非法学）、工程类、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文物与博物馆全日制专硕学制调整为3年。
另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专硕并不提供住宿，学生需要在外面自己租房住。要知道，北京等一线城市学习生活，最大的开销就是租房，租房一个月少则三四千，多则上万元，三年下来，光租房最少就要花掉十多万。
当经济压力与回报预期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读研三年换来的薪资涨幅可能不及职场三年经验时，考研人心中的天平已悄然倾斜。
03
考研热面临“退潮”
新的内卷还在继续
研究生学历带来的就业优势不再明显时，与其继续深造，不如先努力实现就业。
然而，即便停下了考研的脚步，“内卷”并没有到此结束，很多人会继续进入另一个白热化竞争领域——考编考公，来求得安稳体面的工作，毕竟编制内没有“35岁职场危机”。
国考的参考人数近几年一直保持在百万级别，2023年国考资格过审人数超250万，同比增加了50万人，增幅达近十年之最；2024年国考总报名人数超340万，再创历史新高，平均竞争比达86:1。
虽然放弃考研的人未必都去考公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在学历提升与稳定的工作面前，更优先级的选项大概率会是稳定的工作。
特别是考研只能报考一家，考公可以有国考选调省考市考事业编，机会相对于来说会更多。此前之所以那么多人考研，一个现实的考虑是，考研看起来录取率更高，考公报录比向来激烈，大概率是无用功。
不过，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考研录取率在下降，就业环境又严峻，硕士博士照样找不到工作，“博士送快递”的热搜如今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何况体制外企业说不定35岁就要准备下岗，研究生毕业出来年龄已不占优势，压力只会更大，如果研究生毕业还是要考公，不如早点准备。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风向是，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也由2012年的 22.9 万人次跃升至2023年的 1265万人次，短短11年间就破千万，而且这一增长趋势在2025年依旧会持续。这背后所反映也是年轻人就业观的变化，对于毕业生来说，考公考编是更现实的出路与选择。
诚然，当下的现实促使大学生们重新冷静认识读研的必要性，但蜂拥去考公，却又意味着当代年轻人厌恶风险、趋利避害，相比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创新事业上，更多人宁愿去找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不只是大学生考研读研打来的性价比，企业也在存求更具性价比的人。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经营状况都称不上乐观，而国企民企一直是大学生就业的最大蓄水池。
以前，企业愿意花8000元的工资去找一个研究生，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同一岗位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投递简历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花8000元的工资去招两个本科生，实现降本增效。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肩上就是一座山，“考研之困”更像是集体阵痛。如何给高校毕业生多元就业、多元成才的选择，以及提供更完善的托底保障和市场机会，才是更迫切的命题。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配图仅供参考，无指向性及商业用途）
参考资料：
1.雷叔写故事《遍地研究生，明天会更好？》
2.网易数读《研究生比本科生还多，我的学历成一张废纸了吗》
3.三联生活周刊《“学硕”消亡史：学历贬值下，卷研究生还有意义吗？》
写在最后：安利一个宝藏读书博主
“白天是公司高管，晚上是站街妓女。”
这是发生在1997年，轰动日本社会的“东京OL谋杀案”中被害人的身份。也因为双重身份，使这个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被害人死时39岁，从小成绩优异，1980年从日本名校庆应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东京电力公司，是被录取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员。她的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在这间公司担任要职。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是一个富裕的高学历中产家庭。虽然父亲在她读大二的时候去世了，但没有任何经济困难，何况她当时的年薪高达一千万日元。而被害人生前从事的街娼，是性工作中最底层、最廉价也最危险的。据传，她最后一次卖身只要两千日元，不到人民币两百块。
相当于一个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进入国家电网公司，拿着年薪百万的薪资，晚上却还要去卖春。所以，所有人都在好奇，为什么一个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于一流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难的迹象，却主动选择街娼这种最底层的工作？
夏不绿，不著名作家，出版书籍十余本，售出多部影视版权，用写作丈量生活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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