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观点，作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1873-1877），如果不是让慈禧太后看到正好可以利用此案，清理湘军对浙江的把控，那么杨乃武与小白菜，再冤也翻不了案。
仔细梳理了一下，发现确实如此，其平反过程与晚清政治斗争密不可分。案件从地方冤案演变为朝廷与湘军势力博弈的焦点，最终通过慈禧的政治布局才得以翻案。
案件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余杭县豆腐工葛品连暴病身亡，知县刘锡彤因与举人杨乃武素有私怨，遂串通仵作伪造中毒结论，诬陷杨乃武与毕秀姑（小白菜）通奸谋命。在残酷刑讯下，二人被迫画供，形成"铁案"。
值得注意的是，很明显的冤案（突发疾病而死，根本就没有任何中毒迹象），尽管清代死刑复核制度相对严格，但此案在浙江省内各级复审中均获维持原判。
这种反常现象，源于太平天国战后形成的特殊政治格局。湘军集团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其将领大量出任江浙地方要职，形成"湘系督抚集团"。
本案审理链条中，从余杭知县刘锡彤、杭州知府陈鲁到浙江巡抚杨昌浚，皆有湘军背景，甚至多数官员都是湘籍。他们通过同乡、同僚纽带构建起庇护网络，使一个漏洞百出的冤案在省级层面形成封闭的"铁案"体系。
比如浙江巡抚杨昌浚，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其在浙江巡抚任上，对案件草率定案，包庇下属刘锡彤，并阻挠复审。
而杭州知府陈鲁，同样是湖南籍官员，更是直接参与刑讯，主导冤案定调。
还有浙江学政胡瑞澜，也是湖南籍官员，慈禧指派复审时仍维持原判。
平反力量的形成，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政治特征。以兵部侍郎夏同善、翰林院编修汪树屏为首的18名江浙籍京官联名上奏，实质反映了江南士绅集团对湘军势力垄断家乡权力的抗争。
可以说，江浙士人群体在案件中的积极介入，既出于对同乡士子杨乃武的声援，更深层次则是对湘系武官集团把持江南富庶之地的不满。
夏同善、夏缙川两兄弟和翁同龢同属江浙士人、清流、帝党和后党的身份。所以家乡官场同样被湘军势力把控的翁同龢，也站在浙江这一边，反对湘军势力。
声援者吴以同则是杨乃武考中秀才时的同年，在胡雪岩府中做教师。而胡雪岩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亲信。左宗棠虽然出自湘军，但和曾国藩、李鸿章都有矛盾，自称楚军，且也对富裕的浙江虎视眈眈。
当然，只有这些力量，还是不能够扳倒湘军势力的。然而，有了这几支力量积极出头后，慈禧太后就有信心了，她正可以借此削弱镇压太平天国后尾大不掉的湘军势力，并趁机培养依靠自己的势力。
同时，胡雪岩还善于借助舆论的力量，暗助上海《申报》全程报道案件，公开杨乃武申诉材料，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这种多条线、跨阶层的政治力量合流，为案件突破由湘军势力把控的地方司法壁垒提供了关键助力。
于是，慈禧开始政治布局。
光绪元年（1875年），慈禧谕令刑部直接复审，此举突破了清代"逐级审转复核"的司法程序。
这表面上是因《申报》舆论压力与京官奏折推动，实质则是慈禧借机打击湘系势力的战略布局。
通过本案，慈禧实现了三重政治目标：
1.清除把控浙江的湘军势力，整顿浙江吏治。据《清史稿》记载，此案共涉及150余名官员被处分，其中湘系官员（包括杨昌浚、胡瑞澜等）占比达83%，严重打击了湘军对东南的控制。
2.重申死刑终审权归属刑部，遏制地方督抚司法专擅，不允许“弱干强枝”局面继续。
3.笼络江南士绅，平衡战后湘军坐大的政治格局。
值得深思的是，在107次庭审、150余名官员涉案的背后，真正推动昭雪的并非制度纠错机制，而是更高层次的政治博弈需要。这种司法与政治的深度媾和，恰是晚清统治危机的重要症候。
所以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翻案，虽具司法正义的表象，实则遵循着严酷的政治逻辑，根植于慈禧对湘军势力的清洗需求。
慈禧太后最终裁定"原审各官审办不实"时，特别强调"浙江乃朝廷之浙江"，清晰揭示了朝廷集权与地方势力博弈的本质。正如时人李慈铭所言："此案乃新旧势力之消长，非关刑律之平允。"
这一过程还揭示了晚清司法腐败与政治斗争的共生关系：冤案能否昭雪，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统战与斗争”的政治利用价值。若非慈禧有利用此案打击湘军势力的政治需求，此案很可能如其他无数冤案般湮没于历史尘埃中。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在政治因素面前，个人基本就是个棋子。”
同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作为晚清政治史的微观标本，也印证了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缺失导致的治理困境。当司法公正需依赖权力博弈实现时，不仅暴露了传统司法体系的根本缺陷，更预示着王朝体制难以适应近代化转型的深层危机。案件的戏剧性平反，反而成为封建司法终将走向终结的预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