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杨医生，坐。”
院长简短的话语却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
曾经我亲手救治的病人，如今却反咬一口，指控我收受贿赂。
那笔一万元的“飞刀费”，本是我应得的报酬，却成了被人诟病的证据。
尽管医院迅速澄清，同行也站出来为我发声，但舆论的压力仍然让我难以承受。
为了平息风波，我不得不选择退款，可这一切并未如我所愿结束。
李宝柱母子俩的步步紧逼，让我从事业的高峰跌入了谷底。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尘埃落定时，一个紧急的电话，再次将我拉回了风暴的中心……
01
清晨医院走廊里脚步声与推车声交织。
我手捧着刚泡好的茶，正准备去查房，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一看，是院长发来的微信，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心中一紧，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路上我心绪不宁，猜测着可能是新医疗项目或是科室问题。
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里面异常安静。
院长坐在桌前，面色阴沉。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杨医生，坐。”
随后他打开电脑，屏幕转向我：“你看看这个。”
视频里穿着病号服的李宝柱坐在病床上，正是我之前为他做颅内神经切除手术的患者。
他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从偏瘫求医无门，到听说我能手术重燃希望，再到术后家中负债累累。
提及手术费，他情绪激动。
“我要告杨欢收黑钱，还要好处费！”
他掏出一张收据，在镜头前晃动。
“这是手术前医院要的一万块钱，给杨欢的飞刀费，这不就是红包吗！”
看着视频中的收据，我心乱如麻。
那一万块是外地医院请我做手术的报酬，即“飞刀费”，我已向医务处报备。
怎料在李宝柱口中，却成了我收红包的证据。
我刚要开口解释，院长摆手打断了我。
“杨医生，我知道这一万块你是按规矩收的，没问题。”
院长叹了口气，满是无奈。
“但视频在网上疯传，舆论压力大。老百姓对医生收红包敏感，更何况你是医院的招牌。”
我好心为李宝柱治病，让他重获新生，他却反咬一口，将我置于风口浪尖。
“杨医生，你得有心理准备。这事再闹下去，你会受影响。”
我点了点头，心中五味杂陈，明白只能勇敢面对。
离开院长办公室，脚步沉重，但仍心存希望。
我相信大家会讲理，能理解医生的难处，看清真相。
可没想到，短短几小时后，李宝柱举报我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网友们情绪激动，我成了众矢之的，身处风波中心。
02
我叫杨欢，是这座城里一家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
同行认可，患者信赖，渐渐有了“圣手”这个称呼。
我家是真正的医生世家，爸妈都是医院的医生，救过不少人。
从小看着他们，我心里就埋下了当医生的种子。
小时候我对医学特别着迷。
爸爸下班回家，虽然疲惫，但一聊起医院的事，眼睛就亮了。
我那时就下定决心，要像爸爸那样，做个好医生。
高考那年，我考得不错，考上了心仪的医学院。
在那里我系统学习了医学知识，后来又读了硕士、博士。
就这样我一步步朝着梦想前进。
我的导师郑芳教授，在神经外科非常有名。
她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在郑教授的指导下，我全身心投入神经外科的学习。
白天黑夜地钻研，从理论到实践，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手术室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在无影灯下，我一遍遍练习，只想让自己更出色，以后能用这双手，为更多患者带去希望。
时光飞逝，我都三十二岁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熬过无数个夜晚，终于成了神经外科的领头人。
在医学界，我也算小有名气。
大家叫我“杨圣手”，这个称呼既是对我医术的认可，也让我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妈妈脑袋里长了瘤，病情严重，去了多家医院都没办法。
她被推进我负责的手术室时，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绝望。
我不能退缩，靠着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我把她脑袋里的瘤切了，算是救了她一命。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当医生的意义和身上的重担。
这些年我亲自主刀做了几千台手术，每个病人的情况，我都铭记于心。
正当我工作顺利，未来可期时，一件事把我打懵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外省寄来的信。
拆开一看，是一封真挚的邀请函，请我过去给一个特殊病人做手术。
这病人叫李宝柱，才25岁，小伙子一个。
可他突然得了大病，脑袋里的神经受损严重，半边身子都没知觉了。
他跑遍了国内多家大医院，做了很多检查，也治了不少次，但病情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后半身不遂了。
医生说再不治半年后就得坐轮椅。
更糟的是，病情再恶化，还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直接威胁生命。
碰到这种情况，好几家大医院的专家都建议，做颅内脑干神经切除术。
但这手术特别复杂罕见，对医生技术要求极高，不是随便哪个神经外科医生都能做的。
在医学界，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寥寥无几，全世界范围内，也就那么三个人。
03
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导师郑教授，曾是神经外科的顶尖人物。
但三年前，她手部受伤，颤抖得厉害，无法再进行精细手术，只能退居二线。
这样一来，国内能做这手术的，就只剩下我了。
那位写信的医生，在信中对我赞誉有加，称我是他们医院神经外科的救星。
病人家属得知后，费尽周折，好说歹说，终于让医院领导同意，向我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
我从小就立志当医生，治病救人。
每次看到病人因我的治疗而恢复健康，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所以收到如此诚恳的请求，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着手准备。
我妥善安排了手头的工作，确保科室在我离开期间能够正常运转。
然后我搭乘飞机，前往那个陌生的城市，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李宝柱的妈妈紧紧拽住我，泪流满面地说：“杨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他才25岁，未来的路还长啊……”
我赶紧安慰她：“阿姨，您别急，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救您儿子。您也要坚强点，多给他点信心，我们一起努力！”
在她的恳求声中，我走进了手术室，这注定是一场生死较量。
手术室内，一切准备就绪，器械摆放得井井有条，灯光照亮了整个空间。
我站在手术台旁，这场手术，我肩负着重大责任，就等着开颅的那一刻。
在显微镜下，我迅速找到了李宝柱大脑左半球运动中枢的病变部位。
我毫不犹豫地拿起脑神经刀，稳稳一划，就将病灶切除。
整个过程迅速而顺利，仅仅用了一分钟。
“搞定！”
我松了口气，后退几步，将后续的清理伤口和缝合工作交给了旁边的主刀大夫。
虽然我只动手了一分钟，但这一分钟，对这场手术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手术室外，李宝柱的妈妈焦急地来回踱步，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一看到我从手术室出来，她立刻冲过来，急切地问：“杨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没事吧？”
我赶紧告诉她：“手术很顺利。等麻醉劲儿过了，再做个全面检查，没问题的话，您儿子很快就能康复了。”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真是从心底里感谢您！”
李宝柱的妈妈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但这次是喜悦的泪水。
手术后检查，结果如我所料，一切正常。
再过两三周，李宝柱就能逐渐恢复，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当医生这么多年，这样的场景，早已屡见不鲜。
每次看到患者家属从紧张到喜极而泣，我内心都感到无比的满足和欣慰。
治病救人，这不仅是医生的工作，更是医生存在的意义。
每治好一个病人，就是挽救了一条生命，也是守护了一个家庭的未来。
04
做完手术后，医院希望我多留几日，好好款待我，但我婉拒了。
我详细地向李宝柱的家属交代了术后注意事项，随后便急匆匆地赶往机场，归心似箭。
飞机起飞前，手机响起一声提示，是银行到账通知，显示这次外出手术的报酬到账，一万元整。
这钱我拿得光明磊落，收得心安理得。
回到医院，迎接我的是一堆繁重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忙碌。
每周需进行三到四台手术，尽管我已习以为常，但每次站在手术台前，看着那些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我的内心依然难以平静。
我常幻想，若有一天，这世间再无病痛，药架空空，人人健康，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景象。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受冤枉！
正如院长所言，网上许多人认为那一万元是我私下收的红包，纷纷对我表示不解。
更有甚者，对医疗行业提出质疑，指责挂号难、医生态度差、收受红包等问题。
一时间整个医疗行业似乎都被笼罩在不公平的阴影之下。
医院宣传科迅速发布声明，澄清事实，那一万元是合理的“飞刀费”，即医生外出手术的补贴。
众多同行也站出来，从专业角度解释“飞刀费”与红包的区别，并强调医生外出手术的不易。
他们表示，这费用包括往返路费、住宿费以及手术提成，像我这般复杂的颅内神经切除术，收取这点费用实属正常。
可这些实话在网上的骂声中，却无人问津。
部分媒体为博眼球，夸大其词，歪曲事实，让事态更加恶化。
我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退还那一万元。
那天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医院大厅，但我心中却如阴云密布。
李宝柱和他母亲被记者簇拥着，趾高气扬地走进医院。
他们仿佛凯旋的英雄，而我则成了等待审判的罪人。
医院本想低调处理退款事宜，以平息风波。
但李宝柱显然不愿就此罢休。
当我将一万元的现金支票递给他时，他脸上并无感激之情，反而得意洋洋。
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感觉他已从求诊的病人变成了审判我的法官。
“杨医生，医术好不代表人品也好。”
他的话语中带着刺，像是在训斥一个犯错的人。
一个多月前，他还坐着轮椅，眼中满是对生命的渴望。
如今却成了这场闹剧的导演。
他母亲曾在我面前恳求我救她儿子，几乎要跪下。
此刻却在镜头前指着我，表情刻薄至极，恨不得将我踩在脚下。
“就是她，那个收黑钱的医生！”
那一刻我内心五味杂陈，如同吃了苍蝇般难受。
我做了好事，却反被咬了一口。
这就是人性吗？
我一直在心中追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李宝柱母子在镜头前表演完毕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留下我一人愣在原地，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手足无措。
我本以为退款后，此事便能告一段落，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一记沉重的打击。
05
李宝柱母子俩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着这事儿，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还摆出一副正义的模样。
他们上电视、开直播，甚至花钱雇人在网上散布谣言，把我刻画成一个无恶不作的“黑心医生”。
我的工作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媒体也不负责任地跟风，趁机踩我一脚，将我退还手术费的行为解读为心中有鬼。
更有甚者，冒充患者家属，编造谎言，诬陷我逼迫他们给红包。
面对这巨大的压力和网上铺天盖地的指责，为了让舆论平息，医院只能对我做出降职处理。
我从科室主任降为了主治医师，一下子掉了两级。
这对任何医生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
但我也明白，医院这是为了保护我，让我在这场风波中暂时避开锋芒。
虽然职位降了，但我的工资还是按照正高职的标准发放，还有特殊补贴，专家的头衔也保留着。
这说明医院还是信任我的，这也算是对我的一种补偿。
现在我不用去门诊坐诊，也不用做手术了，每天在住院部看看病人，带带实习生。
日子看起来轻松了不少，可我心里却始终憋屈。
别人可能以为我从事业的高峰跌到了谷底，再也爬不起来了。
但只有我自己清楚，经过这场风波，我看透了人性的复杂，也更加珍惜那些真正理解我、支持我的人。
在住院部，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安稳日子，也渐渐习惯了不用面对门诊的喧嚣和紧急情况。
每天查房、带实习生，日子平平淡淡，但也算过得充实。
有天下午，电话突然响起，是门诊打来的紧急呼叫，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焦急。
“杨医生，真不好意思打扰您，但这回情况真的特殊，只有您能上手。”
电话那头，护士长压低声音，语速飞快，每个字都透着沉重。
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有大事要发生，来不及多想，拔腿就往门诊大楼跑去。
一进大厅，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护士长已经等在那里了，她一脸严肃地迎上来，眼里既有无奈又带着期盼。
“杨医生，这回全指望您了。”
我正想问个明白，突然走廊那头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听得我心里直揪紧。
我顺着哭声看去，一眼就看到了两个熟人，竟然是李宝柱和他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