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美俄会谈、美乌领导人吵架，成为全球关注的“顶流”。 当地时间3月2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尽管他个人支持与美国对话，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反对，伊朗就不会与美国进行对话。这一表态很明显是对2月7日哈梅内伊发表讲话的回应。 在那次讲话中，哈梅内伊表示：与美国的谈判既不明智，也毫无尊严。过去的经验证明，与美国谈判不会解决伊朗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佩泽希齐扬的上述发言正是在3月2日伊朗议会以经济管理不力、本币暴跌为由解除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长阿卜杜勒纳赛尔·赫马提的职务，以及伊朗副总统扎里夫宣布再次递交辞呈前后做出的。这无疑引发外界对于伊朗内部路线的讨论，以及潜在的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发展方向的关注。 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战略研究所周边安全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理事金良祥先生，分析伊朗的发展前景及中伊关系的重点。
【对话/唐晓甫】
观察者网：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激烈争吵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社交平台重发了他三年前关于俄乌冲突的评论。当时他用乌克兰语写道：“从乌克兰问题中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是，西方大国对其傀儡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是海市蜃楼。所有政府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紧接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尽管他个人支持与美国对话，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反对，伊朗就不会与美国进行对话。你如何解读两人的隔空对话，反映了怎样的分歧？
金良祥：最高精神领袖和总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权力架构中的两个最重要的职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系统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伊斯兰的系统，包括最高精神领袖、负责监督和选举领袖的专家会议以及宪法监护委员会等；另一个则是共和系统，包括总统、议会和司法部门等，后者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权力部门并无多大的差别。
但正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称所显示的那样，“伊斯兰”是在“共和”之前，这就意味着伊斯兰系统的权力是高于共和系统的。换言之，最高精神领袖及其领导的伊斯兰系统真正掌握伊朗的最高权力，即使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总统，也需要领袖的核准之后才能正式出任总统。
尽管总统名义是伊朗的国家代表，但总统的权力其实并不如其他总统那么大。总统权力理论上不仅要受到领袖等伊斯兰系统的制约，没有领袖的支持，总统行使权力寸步难行，而且总统还会受到议会的牵制。但另一方面，总统毕竟是通过合法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故而也有较强的权力基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总统也常常凭借这一权力基础对领袖形成挑战。
哈梅内伊
最高精神领袖是伊朗强硬保守力量的代表，更是伊斯兰体制力量的代表。哈梅内伊是伊朗第二任领袖，也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的见证者和体会最深者，故而对与美国缓和关系不抱希望。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哈梅内伊以及伊朗保守派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幻想进一步破灭。
然而，伊朗的社会又是严重西方化的，特别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及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精英也是亲西方的，始终幻想与美国缓和关系，幻想美国能把他们当一等公民看。这部分政治势力便是伊朗改革派，而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也来自改革派。当然，伊朗改革派也清醒地认识到，伊美关系缓和绝非一蹴而就，主张伊美缓和应该从减少冲突和对抗开始，慢慢来。
一方面，佩泽希齐扬总统及其所代表的改革派仍然没有放弃缓和对美关系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也清楚知道，总统并不具有重大外交战略方针的决定权。于是就有了佩泽希齐扬上述显得有点无奈的表态。
观察者网：从您对伊朗总统的了解来看，他对美国是什么态度？是亲美派吗？他希望通过对话与美国在核问题、经济制裁、地区安全等方面达成什么目标？
金良祥：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佩泽希齐扬似乎也主张缓和对美关系。以前总统大选中，改革派候选人甚至公开打出“接触西方”的口号，在2024年伊朗总统大选中，伊朗改革派的主张之一便是“接触世界”。这部分体现了改革派对伊朗国内政治现实的接受，但并没有改变其将缓和与西方关系作为政策重点的真实意图。
同时，佩泽希齐扬来自伊朗的卫生系统，而这是伊朗国内比较亲西方的政府部门之一。佩泽希齐扬的政治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扎里夫的影响。近年来，改革派逐渐形成了新力量或组织体系，其核心便是刚辞职的副总统、前外长扎里夫。
正是扎里夫等改革派干将多番奔走为佩泽希齐扬站台造势，改革派才能再度逆势崛起，可以说扎里夫为佩泽希齐扬当选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此，扎里夫团队的核心人物得以出任各个重要的政府岗位，包括现任外长阿拉格奇、第一副外长拉万奇以及总统政治顾问塞纳伊等。
扎里夫一直是近年来伊朗国内政坛中备受争议的人物。尽管深得一部分改革派群体的支持，但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两个孩子拥有美国国籍。伊朗国内有种说法，认为扎里夫是伊朗国内“纽约帮的帮主”。
扎里夫
最近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扎里夫接受美国著名媒体人法里德·扎卡里亚采访时，当被问他因为两个孩子是美国国籍而在国内遭到调查时，他表示，两个孩子是他在美国读博士期间生下的，是在他担任伊朗政府公职之前的事。
然而，伊朗国内保守派并不认同这一解释，继续施加压力，导致扎里夫不得不在压力之下辞职。扎里夫究竟是不是亲美派我们不予置评，但从其多次接受采访的言论来看，他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运作方式的高度认可是确定的。
佩泽希齐扬主张缓和对美关系，目前看来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国能够缓和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仍然掌握着国际贸易结算关键的渠道，对伊朗经济制裁，使伊朗遭到严重损失，也是当前伊朗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主要是因为美国亲以色列游说团体推动，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美国取消对伊制裁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改革派在缓和对美关系方面一直存在一种设想，那就是与美国达成一项涵盖各个方面重大战略的“大交易”，并试图将达成核协议作为“大交易”的第一步。尽管改革派的一些精英对这一所谓的“大交易”语焉不详，但其内容无非是，伊朗帮助美国搞定中东，换取美国取消制裁，并认可伊朗一定限度内的军事和战略能力建设的行为。
2015年，时任伊朗总统的鲁哈尼，也同样来自改革派，正是基于上述思路与有关各方达成了伊核协议。但很不幸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便不断诋毁核协议，并最终于2018年退出了该协议。事实证明，伊美关系缓和的政治条件远远没有成熟。
观察者网：美国彭博社3月4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同意协助美国特朗普政府，就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与伊方进行沟通。从伊朗的角度讲，会接受这种通过中间人的谈判方式吗？在伊核问题上，比较可能达成的协议会是什么内容？
金良祥：这条消息本身应该是靠谱的。据我所知，伊朗改革派现在因为经济问题的紧迫性，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非常急于通过第三方促成伊美缓和，也愿意在核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换取美国取消或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改革派人士可能不仅向俄罗斯，也向其他大国提出过类似要求。
但问题是，伊核问题等大政方针是由最高领袖决定的，总统并不掌握这项权力。最高领袖近期明确指示不要和美国谈判，因为美国不可信。美国退出了2015年的协议对伊朗再次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
另外，双方之间的关于核问题的立场也存在巨大分歧。伊朗方面在美国退出协议一年之后，恢复了一些核研发活动，特别是2024年遭受重大挫折以后，国内要求修改核政策、提升核能力的诉求进一步上升；而美国在伊核问题方面的政策事实上是以色列制订的，特朗普可能只是一个执行者。
以色列在伊核问题上的目标极其苛刻，包括极其严格的限制伊朗浓缩铀的库存，极其严格的限制伊朗的离心机数量等，均是伊朗难以接受的。双方之间的立场分歧是巨大的。同时，最高领袖及其周围的精英也都很清楚，即使达成协议，美国也取消不了对伊朗的制裁，这是美国国内反伊政治的基本特点决定的。
伊朗核设施
2015年达成协议以后，伊朗兑现协议义务，但美国奥巴马政府受到各种掣肘，并未取消对伊制裁，便是前例。2022年9月伊朗与有关各方就恢复伊核协议举行谈判几近达成协议，但由于美国拜登政府不能承诺在其执政结束之后仍能取消制裁，谈判再度无果而终。
观察者网：如果比照乌克兰的命运，伊朗在对美关系上，应该坚持哈梅内伊的立场还是佩泽希齐扬的？
金良祥：伊朗在对美关系方面长期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放弃幻想，二是继续努力缓和对美关系。但笔者认为，伊朗所有的政治精英包括保守派都很明白缓和对美国关系的重要性，但当前伊朗所选择的放弃幻想的政策选项是多次试错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曾试图通过让渡巨大能源利益的方式换取美国转变敌视伊朗的政策，但最后遭到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制裁；2001年“9·11事件”以后，伊朗曾经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但美国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为三大“邪恶轴心”之一；2015年，伊朗试图通过达成伊核协议的方式融入西方体系，但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伊核协议。
在伊美关系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逻辑，那就是伊朗越是努力缓和对美关系，越是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力量逆转这一趋势。
这股力量包括美国社会上因为1979年人质危机所形成的反伊力量，也包括仇视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自由主义力量，还包括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力量，其中后者尤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哈梅内伊之所以对伊美关系改善不抱幻想，很大程度上是伊朗不断试错的结果。
观察者网：佩泽希齐扬的上述发言是在伊朗议会3月2日以管理经济不力、本币暴跌为由解除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部长阿卜杜勒纳赛尔·赫马提的职务时做出的，随后伊朗副总统扎里夫也宣布再次递交辞呈。伊朗现在的经济情况如何？面对特朗普寻求将伊朗石油出口规模打压至“零”等一系列潜在的经贸制裁，伊朗是否能做好应对？
金良祥：当前伊朗经济的确面临巨大的困难。2023年以来，我曾多次访问伊朗。2023年10月我访问伊朗时，伊朗的汇率为1美元能换50万伊朗里亚尔，2024年12月初，我再次访问伊朗，当时1美元能换79万里亚尔，但最近在伊朗的朋友告诉我，美元对里亚尔的比值已升到1美元兑94万里亚尔，货币贬值的情况触目惊心。最近一波货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宣誓再次启动“极限施压”。
但另一方面，伊朗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政府的运转也是有效的，特别是长期制裁之下，伊朗有一些保持韧性的手段，比如对基本民生物资的补助等。伊朗的石油资源极其丰富，汽油的价格分为两档，60升以内享受补贴价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毛钱1公升，60升以外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毛钱一升，也就是说开车1000公里的燃油开销约相当于人民币12元左右。
伊朗汽油价格低政策是政府为弥补国家经济发展不足的某种补偿和福利
这个算法不一定准确，但伊朗的油价总归是便宜得难以想象，真的是比矿泉水便宜。再如，相当于人民币2元以内的大饼，足以满足一家4-5口人一天的热量需求。这一点上，伊朗和俄罗斯有点像，也就是基本民生保障没有问题。事实上，伊朗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很高，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其补贴太多，不光是制裁造成的。
特朗普可能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当然会对伊朗造成巨大压力。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指出，经济制裁，加上伊朗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再加上国内一些矛盾的积累，2025年可能是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一年。尽管伊朗可能会出现多重危机并发的局面，但本人认为伊朗还是能够渡过危机。
一是因为伊朗的民生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二是因为伊朗治理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三是伊朗的政治资源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最高领袖仍然是“定海神针”。
当然，伊朗最终能否度过困难时期，还取决于诸多内外条件。一是，国内政治斗争趋于激烈的情况下各派力量能否顾全大局；二是，伊朗能否实施清晰的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必要外部政治和经济支持，能否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周边环境。
观察者网：回到地缘政治方面，我们看到在叙利亚变局之后，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抵抗轴心战略有过讨论，最后是否得出了阶段性结论？还会继续支持抵抗轴心战略吗？
金良祥：黎巴嫩真主党2024年10月遭到严重削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12月7日阿萨德政权倒台则是2024年另一个重大的节点性事件。尽管伊朗国内和西方国家关于“抵抗轴心”的解读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抵抗轴心”毫无疑问是伊朗维持其地缘战略影响和地区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
“抵抗轴心”遭到重创之后，伊朗的战略面临三种选项：一是战略收缩，二是勉强周旋，三是激进反制。现在看来，伊朗选择的似乎是“勉强周旋”。
一方面，伊朗不可能完全放弃“抵抗轴心”，因为这是伊朗保持地区大国地位的依托。事实上，伊朗2月底派遣了由议长和外长及一大批重要人物组成的高规格代表团参加了真主党纳斯鲁拉的葬礼，便是其体现。但另一方面，遭受重创之后，伊朗奉行“抵抗政策”的手段受到了严重制约，不得不“勉强周旋”。
观察者网：现在叙利亚变局的结果对周边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美国似乎也在寻求减少在中东的存在，并已经放松了对以色列的出口军火管制。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中东局势会如何变化？伊朗强硬派会有什么动作吗？
金良祥：特朗普奉行狭隘的“美国优先”战略，可以预期，美国将继续在中东地区保持收缩态势，但这种收缩不会是绝对的。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但在中东地区要奉行“以色列优先战略”。现在的美国的中东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制定的，美国更像是一个执行者。在以色列需要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会增加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这种投入可能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
2024年“抵抗轴心”遭到削弱之后，伊朗的地区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组成：一是前面提到的勉强周旋，二是重构战略威慑。2024年，伊朗之所以出现重大的挫折，很大程度上在于“抵抗轴心”遭到削弱，其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没有起到威慑的作用，其战略信用的“泡沫”被刺破。伊朗现在面临的重要任务便是重构战略威慑，重构威慑的信用。近期伊朗不断展示地下军事设施便是其体现。
伊朗是一个高度理性的国家，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认为伊朗会保持战略克制。
观察者网：从长远看，中国依旧需要和逊尼派、什叶派国家都达成良好关系，但同时，在上一轮变局中，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轴心表现出了超越很多观察人士预期的战斗力。从您的角度看，我们未来应该如何看待中伊合作关系，是否应该更加侧重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轴心成员的地缘战略影响力而非简单的经济合作？
金良祥：中伊发展友好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这种基础既来自双方相互友好交往的历史和经济上的互补性，更是双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试图在战略上渗透到亚欧大陆的腹地，试图将自己构建为一个全球性帝国，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伊朗在亚欧大陆的西南侧构成了一道屏障。同时，伊朗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提升影响力的重要伙伴，比如，中国主持伊沙和解进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是富有远见的。伊朗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可让步，重大的战略利益也需要维护，更需要长期经营。经济合作是中伊关系的重要方面，但更需要重视伊朗的战略地位。
伊朗的“抵抗轴心”战略涉及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政治的维度，一是国际法的维度，即主权原则。“抵抗轴心”中的“抵抗”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东地区存在强权政治，存在霸凌，存在强占领土等不公正行为，“抵抗”首先是对强权和不公正行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也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形成了挑战，而主权原则、是国际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基础。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持一种比较平衡的立场。恪守主权原则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正是因为遵守这一原则，中国在与包括中东在内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时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轻易否定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因为其斗争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同时，中国在与伊朗发展正常友好关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阿拉伯国家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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