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崛起，而是回归。
文 | 华商韬略 陈斯文
2025年刚刚开始，但已足以令人铭记。
DeepSeek、宇树人形机器人等中国科创的华丽开篇，让中国不再是世界科技前沿的旁观者、跟随者，而是“出手就第一”的引领者。
多年后回首2025，或许它会被称为“中国科创新元年”。这个新，新在它“出手就第一”，也新在中国科教兴国几十年的积累，在这一年迎来了开花结果的新阶段。
1992年1月，总设计师来到珠海亚仿公司，看着正在研制的核电站仿真机，他突然向董事长游景玉提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
当时，亚仿已通过技术国产化把仿真机价格打到了进口产品的八分之一。游景玉几乎没有犹豫：“以实践来回答，我认为这个论断完全站得住脚。”
总设计师的问题背后，是他对加大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迫切希望。
新中国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建设模式，搭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整个产业结构却与世界科技前沿距离遥远，在先进制造和高精尖产业，差距甚至要以代际和量级衡量。
1977年，中国半导体巨擘王守武在总设计师面前直言不讳：
“全国600多家半导体工厂，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这一年，苹果推出了AppleⅡ，成为首个真正意义的大众电脑品牌；靠着东芝、富士通和NEC，日本存储器行业横扫全球；英特尔即将推出划时代的8086芯片，成为x86架构的起点；仅IBM一家，188亿美元的年收入就相当于中国出口总额的两倍。
1978年的前9个月，中国领导人密集访问了31个国家，同时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闪耀着科学技术的光芒。
现实令决策层进一步感受到差距，也开始从顶层设计着手，加快在科技领域的追赶步伐。
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成为共识，成为重要的工作目标。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纲领》，提出动员和吸引大部分科技力量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
三年后，中央又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战略。中央政府在政策层面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让中国科创开启了宵衣旰食的奋起直追。
随后20多年，通过“市场换技术”“换道超车”“跨代际打击”等策略，中国在高铁、核电、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面板等多条战线实现了局部反超。
但这一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短板却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越来越成为制约整体进步的关键：以“缺芯少魂”为典型的核心技术“卡脖子”。
所谓的“卡脖子”，是指缺少国外供应的某些设备、部件、材料或技术，国内产业就无法运行的状态。即便中国在这个产业的产能规模达到世界第一，只要这些设备、部件、材料无法进口，产业就马上停摆。
到2018年，中国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总量已高居全球第二，但同年爆发的贸易战，立刻让芯片半导体、基础软件等领域，拖住了国内高精尖产业的后腿。
华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它早有意识，由海思自主承担高端芯片设计重任，但美国一方面禁止台积电为其代工，一方面要求高通等对其断供，最终还是陷入了相当长时间内无芯可用，眼看着手机业务在全球凋零的巨大困局。
各个领域里形形色色的“卡脖子”现实，都让我们不得不对短板进行系统性反思，一系列围绕突破卡脖子的政策举措，乃至高层的关注与加持，也随之而出。
从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卡住中国产业脖子的关键节点被明确出来，从中央到地方，从资金支持到市场支持，几年之内，中国科创就呈现出超越过去几十年的力度与速度。
2023年9月，最高领导人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对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出新要求和新目标。2024年7月，中央明确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整个中国科创也因此更上台阶。
以政策为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乃至于由政府主导直接下场发展重大科技项目，美国如此，日本如此，中国也同样如此，必须如此。
自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起，持续40年，中国政府对科创的政策重视与加持，中国领导人对科创的关怀与支持从未间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科创在2025焕然一新的关键。
但政策的作用更多是保驾护航，要成就一个科技强国，必备的是教育、人才、资本、产业基础与市场的合力。
1977年8月，在总设计师组织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按捺不住，把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痛批一顿后直接谏言：
“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这句话打动了总设计师，他当场让教育部追回已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
这一年12月，中国唯一一次冬天举办的高考拉开大幕，也创造了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报考人数570万，录取考生27.3万。
尽管录取率只有4.7%，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中国的高等人才培养机制自此重启。从高考恢复到1985年，国内累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已达180万人，是文革前毕业生总量的三倍。
与高考选拔系统恢复并行的，还有一连串人才政策：公派留学重启、重点高校复建以及“863计划”中对科技人员的组织，所有政策都指向了高层次人才建设——首批公派出国的52名赴美学者，有7人在日后当选为两院院士。
对于一个希望在科技上有建树的国家而言，足量的高等教育人才是必备的。天才的出现是概率事件，只有人才基数足够大，才有可能诞生出“学术大咖”“产业大牛”。
即便是消化吸收、改良迭代现有技术，同样需要一个坚实的人才体系作为转化层。
典型困局曾在半导体行业上演，为了缩短越拉越大的代际，中央政府先后组织了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核心模式就是由财政资金出资，引进制造技术与成套工艺，先吸收消化，再实现自主可控。
但钱越花越多，芯片短缺却越来越严重，到2015年，进口芯片花费已超过2000亿美金。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坚实的人才体系，引进的技术只能照做，无法吸收化为己用。
充足人口，让中国享受了一波劳动力红利，但没有充足高等教育人才，就只能看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人才断层干着急。
1998年，经济学家汤敏在详细研究后得出结论：相比发达国家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中国只有5%。一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建议因此被提上领导人案头。
次年6月，高校扩招的大幕正式拉开，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一路飙升到现在的90%以上。
尽管扩招政策争议不休，但它带来的“人才红利”却雷打不动：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在2020年超过1.1亿人，位居世界之首，每年光是工程师人才，就能培养160万，占全球四分之一，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的总和。
这些如流水线般生产的科技人才，如鱼入海洋般流入了华为、腾讯、阿里、小米等信息产业大厂；流入了迈瑞、隆基、比亚迪、三一、中芯国际这些制造业龙头；也流入了自主创新、自主创业的海洋——从宇树科技到深度求索、从寒武纪到游戏科学，创始人皆是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本土高等教育人才。
但中国显然没有满足于本土培养，而是放眼并接轨世界。
2008年，由中组部与人社部牵头，旨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千人计划”开启大幕。根据披露数据显示，这项计划一共为中国引入了超过70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内培+外引的方式，让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大的科技人才体系，为今天的科创蓬勃打下坚实的基础。
持续的资本投入，以及资本积累，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够出手便“世界第一等”的另一大关键。
在“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80年代，中国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一度困难到连图书都无力购置，而当时的国企深陷泥潭，民企势小力微，也让它们无力对科创做投入。
很长时间里，政府直接投资都是支持科创的主力。
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获得强大财权，使每年拨给基础科学的资金有了长期保障；2001年入世后，GDP与政府财政连年增长，让中国科创的资金天花板更上层楼。
2004年，在美国硅谷退休的尹志尧回到了国内，打算在上海做出中国人自己的蚀刻机。
尹志尧没有多少资金，但作为英特尔和泛林半导体的资深工程师与管理者，他拥有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及成型的团队。
他尝试着向风投机构讲蚀刻机的故事，而互联网才是当时的热门，没有几家能理解这种装备对半导体的重要性。
但上海市政府看好他，支持他：一年内，尹志尧的公司成立、项目立项、工厂开建……顶在后面的是上海市政府的5000万元扶持资金，紧接着又是政府担保的5000万美元贷款。
上海的支持，让中国拥有了今天的中微半导体，解决了半导体设备的卡点之一。
直到今天，来自政府的投资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商汤、旷视和寒武纪的股东里，均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在杭州六小龙中，至少有四家企业接受过杭州市政府的资本加持。
政府带头出资的同时，民间资本进入科创的顶层设计也在世纪之交破茧而出。
1998年，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提出了著名的“1号提案”，这个《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在日后被视为中国风投行业的里程碑。
此时恰好是互联网产业燎原的关键时期，两年后中国加入WTO，外商风险资本随即进入。在科技新产业奔涌，外商风险资本的带头示范，尤其最早一批互联网企业成功上市的财富效应拉动下，中国风险资本与创投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
到2024年，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已达402亿美元，尽管这些资本的流向并不局限于科创领域，但具有显著科创成果的项目，已完全可以通过开放渠道得到资本支持。
在1999年，腾讯账上只剩下了1万元现金，马化腾前后找了6个买家，得到反馈却是“看不明白”，甚至有买家按照“腾讯有多少电脑”来评估，最多只肯出价60万元人民币；而在阿里巴巴的第一轮融资中，马云用50%的股权，才换回了高盛500万美元的投资。
但只用了20多年，中国就营造出一个超级繁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创业者踏破投资人门槛的景象已是往事，市场上对宇树科技和深度求索的股权求购热情，甚至让两家公司的概念股连续疯涨。
国家对科创筹资体系的多层面规划，则始于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个完整的二级市场，既可以在不同层面为科创提供资本支持，也是对一级市场资本退出的机制补足。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先后在2009年、2019年和2021年开设创业板、科创板与北交所，通过注册制改革、市场化定价等机制，为成长型中小企业、硬科技与专精特新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平台。
以最典型的科创板为例，截止2024年底，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了581家，公开首次发行融资9176.12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共262家，累计融资552.37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占比超八成。
在巨大的科创筹资体系中，还包括了特别的一极——企业资本。它们一方面持续将自身积累的资金投入到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推动企业不断加强科创属性，一方面也以投资等方式参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既为企业培育新增长，也服务于中国的科创发展。
尤其是通过市场化拿到丰厚回报、实现自造血的产业龙头，他们更熟悉产业前沿，对于科创的投入往往也更精准——仅在2023年，比亚迪将230亿元投向了智能驾驶与电池技术；宁德时代用120亿元继续加码固态与锂离子电池；三一重工以100亿元押注工程机械智能化；迈瑞医疗用90亿元继续深耕高端医疗装备。
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排行榜，冠军是让人想不到的中国建筑，费用也让人想不到：高达399亿元。其成就包括：攻克了碳纤维千吨级锚索技术，打破了日本长达60年的垄断——受益者不单是建筑，还可以包括战斗机、战略导弹、火箭和卫星。
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与续航大跨越的2022年，理想和小鹏每个季度都要烧掉15亿元左右的研发费用，比亚迪则连续多年保持百亿级别的投入。
即便是被公认为“小钱办大事”的深度求索，在GPU方面的投资，据估算也至少需35亿元人民币。站在它背后的，是创始人梁文峰执掌的私募基金。
有人、有钱之外，中国科创如今还拥有一项几乎独步世界的巨大优势：产业基础。
建国后的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让中国实现了一项独步世界的成就：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门类和配套产业链，并在绝大部分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钢铁、铁路、汽车、化工、电力、电器、电子等制造业部门，都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乃至最强。
早在2000年左右，深圳就拥有了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电视、手机等1600家产品厂家，生产一部手机所需的200多个元器件，在华强北方圆两小时车程内就能全部凑齐。后来，“两小时配套圈”，又与时俱进地演进成了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印刷电路的强大硬件供应能力。
2006年，大疆创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宿舍里开始创业。其团队最初只负责产品的顶层构想和创新思路，所有生产环节都在网上发标，而其发出的每个组件、模块，甚至螺丝钉标的，都能吸引到数家代工企业竞争。
创业企业在小批量生产环节无法寻求稳定供应链的难题，因此迎刃而解。在此之后，凭借供应链的雄厚家底，大疆一轮轮完成了性能优化与产品降本，赢得了无人机的全球主导地位。
作为曾与大疆势均力敌的对手，美国3D Robotics公司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对于自身失败，有一个凝练总结：
大疆在极度复杂的硬件方面，进行了垂直整合和真正的创新。他的言外之意是，自己输给大疆，其实是输给了中国产业链。
产业基础对创新的托举，同样助力了宇树科技。它在机器人的机械结构、运动、传感、人工智能四大分项技术上，都有产能充沛、技术成熟的厂家充当后盾。在完成顶层设计构想后，宇树对于技术组合、验证、优化的一切需求，均可通过与厂家的协作，获得有力的技术支持。
不久之前，黄仁勋在谈到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的前景时说，大湾区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汇聚了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他强调的，也同样是产业链基础的优势。
当政策营造了大环境，人、财、物三要素齐备，中国科创还有一块放眼世界独一无二的沃土，这就是巨大的内循环市场。
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各种被“卡脖子”的案例，让“国产替代”的声音响彻云霄。
然而，国产替代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新中国的万吨水压机，到90年代探索国产操作系统，都印证了自主制造、独立自强的脚步。
与过去相比，新一轮国产替代的最大区别，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已是世界最大单一市场。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能在中国做到第一，也就能在世界名列前茅。
京东方在面板产业内的崛起，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
从2001年到2006年，韩国三星、LG等六大面板生产商，先后召开了53次共商会议，联合操纵市场，高价收割中国客户。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也对面板企业发出禁令，禁止其到大陆投资，后续又禁止当地企业将最新技术与产线引入大陆。
但这给了京东方一个良机——市场的巨大需求已经成熟，它开始以成本优势抢占份额，站稳脚跟；技术封锁则进一步助力已打开局面的京东方，让它得以继续向中高端市场突袭。
这最终成就了京东方在面板五大核心品类上的全球出货量第一，当年在面板领域卡中国脖子的三星、LG则纷纷被迫逼到市场边缘。
类似的故事在多个领域轮番上演：十多年前，隆基股份曾顶着亏损压力押注单晶硅，底气正是国内庞大装机量带来的市场需求；从造车新势力到电池巨头宁德时代，背后的底气仍然是“市场养技术”的需求逻辑——当中国消费者每年买走全球60%的电动车时，规模化生产直接摊薄了研发成本。
在差距最大的芯片领域，中芯国际能够主动发起“下调40%”的价格战，核心原因就在于28nm芯片价值虽然相对较低，但出货量却在整个芯片市场占比高达75%，背后更有中国本土这个巨大市场。
人口超14亿的中国，市场容量是天然存在的。微信、支付宝这类几乎“人手一份”的超级App自不待言，即便是医疗器械这种高度to B的行业，也存在巨大市场空间——中国每十万人拥有4.6张ICU床位，远低于德国的33.9张和美国的25.9张，超百万套随床配套设备的市场，一下子就摆在眼前。
经济学家米塞斯有一个经典论述：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
市场，不但让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获利，让创新可持续，也是企业创新的培养皿与试验场。尤其在场景和数据越来越成为创新要素的今天，市场既是创新的指引，也是创新的支撑。
中国巨大的多样化医疗场景，让迈瑞医疗可实现数百万台的装机规模，进而拥有海量的优质医疗数据，而这些数据成了它的数智化创新载体——让医疗插上AI的翅膀。
中国领先于移动互联网领域，决定性因素就是巨大的本土市场，从而让巨大、多样的应用场景成为创新试验场，并为创新提供了从数据样本到用户反馈等优势保障。
一个巨大市场，永远是技术的催化剂，能把实验室里的火花烧成燎原之火。今天的中国，则用14亿人的衣食住行、2000座城市的产业升级、200万亿的资本流动，全球最完善与强大的产业链，搭建起人类史上最庞大而复杂的创新生态。
【04】
当DeepSeek用不到ChatGPT10%的成本，做出比肩ChatGPT的成效；当宇树的人形机器人一出手，就解决了双足步态的业界难题。
2025年的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创大爆发的年份。
2025的天干为乙，地支为巳，历史上的乙巳年，常与科技有些微妙联系：蔡伦造纸、相对论创立、科举废除、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都发生在乙巳年。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这场爆发，似乎在冥冥之中印证了历史的巧合。
但这显然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科创在正确方向上行进的必然。
来自决策层的呵护，创造了一个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人才、资本与产业三大要素的聚合，创造了一个托举科技创新的产业环境；带有明确规划的巨大市场，创造了一个奖励科技创新、孵化科技创新的商业环境；来自科教兴国40年，是5000年文明延续的积累。
当这些积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结合在一起，中国科创的爆发已是必然。2025，不过是爆发的开始，是新的元年。
这一切，或许正如马斯克所说：
中国不是崛起，只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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