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高质量发展“春之声”
——代表委员共谋2025年发展蓝图
编者按春回大地万物苏，又是一年两会时。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强调的内容必然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政策调整的重点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推出主题为“唱响高质量发展‘春之声’——代表委员共谋2025年发展蓝图”的策划报道，集中反映一些代表委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我国发展新优势，积极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
核心观点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绝非简单的利益再分配，而是在全球经济秩序重构背景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全社会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
■刘尚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老话题，说了很多年，政策性文件出了不少，但实际效果不及预期。为何劳动报酬占比难以提高?这与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从经济循环角度来观察，分配循环深度嵌入内外经济循环之中。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缺陷，尤其是经济内外循环脱节导致的分配失衡。
外循环主导下的分配失衡：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报酬陷阱”
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离不开外循环驱动，然而，这种模式形成了对初次分配的扭曲：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承担了“世界工厂”角色，却因技术壁垒和品牌溢价缺失，长期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5%，但出口产品附加值率仅为21.3%，远低于德国(45.6%)和日本(38.9%)。这种“高份额、低价值”的格局，导致企业通过压缩劳动成本维持国际竞争力——2023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75463元，相当于中层管理者收入的38%，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从2000年的48.7%降至2023年的41.2%。
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经济，从国民总收入(GNI)的角度观察，其核心在于经济循环中的“双重挤压”。一是国际挤压，跨国资本通过技术垄断和供应链控制，攫取价值链高端收益。比如苹果公司2023年单台苹果手机的利润率达42%，而中国代工厂的组装成本占比不足2%，劳动报酬低微。二是国内挤压，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实施的隐性税收优惠、零地价和补贴承诺等政策，实质是将公共资源转化为资本收益，并通过房地产开发隐性地把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给企业部门(与过去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作用类似，只是其过程更为复杂)以及外向型行业和企业。在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中，外资企业占比达27%，但其研发投入强度(1.8%)仅为本土企业的60%。
这种国际大循环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但对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总收入(GNI)的增长有限，形成了“低劳动报酬—低消费能力—依赖外需”的经济现象。2024年最终消费率降至55.6%，显著低于德国(70%)、美国(68%)等内需驱动型经济体。
数字化悖论：服务业附加值提升与就业结构性剧变
数字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同时也使得初次分配领域产生极化现象。传统理论认为，服务业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数字经济正在颠覆这一认知。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6.1万亿元，占GDP比重41.5%，其中平台经济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以直播电商为例，2024年抖音电商GMV突破3万亿元，带动500万主播就业，头部主播年收入超千万，而普通从业者月均收入仅5860元，平台抽成比例达30%—50%。这种由数字化驱动的经济循环，一方面，数字化带来的新模式提升了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如服务业整体的附加值在提高，而另一方面加剧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极化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智能化与服务业平台化共同导致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剧变。一是制造业就业收缩。2023年工业机器人密度达392台/万人，汽车制造、电子等行业自动化替代率超过40%，直接减少低技能岗位800万个，未来智能化制造更会强化这一趋势。二是服务业就业分化。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技能岗位(比如数据分析师、AI训练师)薪资增速达15%，而消费性服务业，比如快递、外卖等基础岗位实际工资增长率仅3.2%。数字化、智能化的不断渗透，对就业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将会不断加大，初次分配格局也会相应产生剧变。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锁闭：农民财富存量与收入流量循环的断裂
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农民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以其低工资支撑着“世界工厂”以及全球经济循环。近3亿农民工是支撑外循环的主力军，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差异使得农民工享受的基本权益包括劳动权益、公共服务权益低于城镇职工。2023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仅为城镇职工的63%，且31.7%遭遇过欠薪，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40%。这导致农民工群体存在两大断层：一是人力资本积累受阻。农民家庭“人户分离”的比例最高，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仅为58%，职业技能培训参与率不足20%，低技能使其难以向高附加值岗位流动。二是财富存量—收入流量循环断裂。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2.1%，城镇居民为11.7%，宅基地和承包地流转收益低，导致其无法通过资产增值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大多数农民辛苦劳动赚来的收入省吃俭用，主要是用来盖房子，两三代人的财富积累几乎都用在宅基地的房子上。农民在农村的住房没有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估值，不能成为融资的抵押品，农民积累的财富无法进入经济循环。
城乡二元结构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空间投影，也就是说，城市通过集聚资本和技术获取全球化红利，而农村是低成本劳动力的“蓄水池”，农民的劳动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在旧发展格局下难以实现提高。
国际比较：重构分配循环的路径选择
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内循环必须与价值链升级关联在一起，并与劳动议价权绑定，这样才能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比如制造业十分发达的德国通过“隐形冠军”战略，将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稳定在58%—62%。其核心在于：一是产业政策与分配政策联动，确保薪资增速与生产率增长同步(2023年制造业时薪达35欧元)。二是技能认证体系。双元制职业教育覆盖80%的青年人，高级技工薪资可达工程师水平的90%。而从美国的分配循环来观察，要防止金融在扩大贫富差距中起加速器作用。金融的加速器作用主要通过“资本—收入”的正向循环来挤压“劳动—收入”的正向循环，导致劳动报酬的占比下降。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从1947年的65.4%降至2023年的56.1%，根源在于过度金融化，使人力资本的积累赶不上物质资本的积累。加上资本所得税轻，而人力所得税重，导致企业日渐金融化。2023年标普500企业回购股票金额达1.2万亿美元，“资本—收入”的正向循环得以进一步强化。
对中国来说，基本的路径选择是从“价值链攀升”到“分配链重构”。一是从产业链维度来实施“AI+”战略，将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关联起来，通过开源方式降低进入门槛，使中小企业能分享数字技术升级的红利。深度求索(DeepSeek)带来的技术平权，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二是从要素市场维度，探索建立“技能积分制”，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培训时长、技能等级认证等量化为薪酬激励或股权激励，激化劳动者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的内在动力，为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夯实基础。三是从国际规则维度推动RCEP框架下的“公平贸易条款”，要求跨国企业将一定比例的本地利润用于员工技能培训，并对转移定价行为实行高额的惩罚性征税。
另外，还要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个新机遇，在新的经济循环中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是释放制造业升级红利。预计2030年中国智能制造将创造4500万个高技能岗位，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二是在城乡融合发展上有所突破，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宅基地入市改革试点已使浙江德清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从1.2%提升至8.7%，若全国推广可使农民年增收超5000亿元。三是重塑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劳动报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超60%，有望通过技术标准输出将产业链附加值率提升至35%以上，为劳动报酬增长打开空间。
总之，要通过内循环来改善分配，同时也离不开外循环的助力。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绝非简单的利益再分配，而是在全球经济秩序重构背景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工人能凭借“技能积分”成为生产线合伙人、当外卖骑手的贡献可兑换平台股权、当农民劳动积累的财富能带来收入流量时，初次分配的循环逻辑才能真正从“资本主导型”转向“劳动赋能型”。这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全社会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让劳动者成为增长成果的首要分享者，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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