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至28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62次全会在杭州召开。这是IPCC全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共有来自130余个国家的IPCC成员国政府代表、有关观察员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陈迎感到非常开心。
2010年，受中国政府推荐，陈迎成为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的主要作者（Lead Author）之一。2018年，她再次入选，参与了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的撰写。在这两次参与报告撰写的过程中，她多次前往其他国家参加会议。而这一次，IPCC全会终于来到了中国。
“IPCC全会首次在中国召开，凸显了中国对于IPCC工作的巨大支持，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的重视。这背后，其实也展现了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气候行动的态度。”3月3日，刚参加完IPCC杭州宣讲会的陈迎又出席了IPCC前瞻分享会。其间，她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陈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在持续开展气候变化领域研究工作的同时，近些年来，陈迎也非常关注气候变化的公众教育，通过出书、演讲等方式，努力提高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陈迎不仅宣传绿色低碳的理念，自己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当天，她穿着一件有着20多年历史的红衬衫发表了演讲。她说：“对于气候变化，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因此，首先要提高认知，然后再付诸行动。由此才能真正带来改变。”
3月3日，陈迎在IPCC前瞻分享会上发表演讲。主办方供图
从9人到60人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创建了IPCC，一个凝聚全球科学家集体力量和贡献的平台。IPCC会定期发布评估报告，旨在为决策者定期提供针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其影响和未来风险的评估、以及适应和减缓的可选方案。
两年后，IPCC发布了第一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起的排放正在显著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和1994年气候公约的生效。而当时，参与这份报告的中国作者仅9位。
30余年后，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陆续发布了3份特别报告、3个工作组报告以及综合报告（发布时间为2021年至2023年），参与的中国作者增加至60位。
陈迎参加了第五次和第六次两轮评估报告的撰写工作。她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IPCC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也越来越多。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今累计共有148名中国专家当选IPCC各个工作组报告、特别报告、方法学报告的作者。另外有上千名中国专家参与了报告评审。
IPCC评估报告一般由三个工作组分头进行，第一工作组聚焦物理科学基础，第二工作组聚焦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三工作组聚焦气候变化的减缓问题。除此之外，每个评估周期还会出一份综合报告，其他时候则根据情况加入特别报告、方法论报告等内容。
迄今为止，IPCC共发布了6次评估报告，评估周期一般为5-7年。在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于2023年3月发布后，IPCC于当年7月进入了第七次评估周期。此前，这一周期内的第一次全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二次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第三次则是刚在杭州落幕的第62次全会。
在杭州的全会开幕式上，IPCC主席吉姆·司吉说，这次会议是IPCC第七次评估周期的关键会议。他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对IPCC工作的支持，使IPCC继续成为全球气候科学方面最权威的声音。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柯·巴雷特强调了中国对于气候变化科学方面国际合作的支持。她说，中国一直是IPCC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研究进展，为评估作出贡献。
陈迎介绍称，此次杭州全会通过了IPCC第七次评估报告第一、二、三工作组报告大纲，并审议了负排放技术方法学报告编写大纲，未来将遴选作者，召开系列作者会和专家研讨会，按照大纲要求不断推进第七次评估报告工作。
第七次评估报告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发布。陈迎喜欢用“知识的宝库”来形容IPCC报告，因为它不仅为国际气候进程和各国政府制定气候政策提供参考，也为从事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料。
“IPCC报告可以说是一部恢弘巨制，每个工作组的报告都多达两千多页，很少有人会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陈迎说，“但是，不管你研究哪个细分领域的问题，都能从报告中找到相应的章节，发现很多宝贵的资料。”
她指出，每一次评估报告都要引用数万篇文献，因此实际上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最新前沿。同时，报告也与各国政策密切相关。“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非常有必要。”陈迎说，“能够参与其中，我也深感荣幸。”
2024年11月，陈迎在COP29的中国角活动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从COP9到COP29
1997年，陈迎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随即进入社科院工作。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这一年，在COP3上，各缔约方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陈迎首次参加COP大会是2003年。据她介绍，当年，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注册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观察员机构，是国内较早注册的观察员机构之一。由此，她也得以前往意大利米兰参加了COP9大会。
“当时参加COP大会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少，也不像现在这样有中国角可以专门举办活动。”陈迎说，“那个时候，国内对于气候大会的报道也比较少。但改变也在慢慢发生。”
她印象比较深的是2007年参加印尼巴厘岛气候大会，她还受邀在一家国内媒体上开了个COP大会的专栏，“这其实也体现出，国内媒体、公众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度开始提高。”陈迎说。
在过去20多年内参加的COP大会中，陈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大会。她回忆说，这届大会参与的人数非常多，哥本哈根的接待能力几乎无法承受，最后不得不租了两艘海上游轮分担压力。很多参会代表还不得不住到邻近的瑞典城市马尔默去，然后每天坐火车去哥本哈根开会。
“当时哥本哈根下着大雪，天气非常冷，排队几个小时也进不去会场。大家开玩笑说下次应该找个温暖的地方去讨论气候变暖。”陈迎说，这届大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非常关键，大会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的全球气候协议，但最终因未能协商一致，《哥本哈根协议》不具备法律地位，令外界有些失望。不过，这届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援助，算是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
陈迎最近一次参加的COP大会是2024年的阿塞拜疆巴库大会。从COP9到COP29，陈迎并非每一届大会都前往现场参会，但她每年都关注着这场全球最重要、最大规模的气候大会。回首这20年，陈迎认为，气候变化的挑战越来越严峻，社会各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公众绿色低碳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其本质是发展方式问题，它关系到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陈迎说，“就像我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正是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才为新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都深刻体会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越来越有内生的动力，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枷锁。”
2012年3月，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在新西兰开作者会，图为中国作者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在这二十多年的气候领域工作中，陈迎不仅亲眼见证了中国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气候变化认识的加深。
将近15年前，陈迎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工作，就是第三工作组中关于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章节的撰写。“那个时候一个重要结论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减排这一件事儿，我们要把它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来看。”陈迎说。当时，国际社会上很少有人提“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这个词，但今天，这已经是国际气候行动谈判中的一个新议题。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陈迎说，在随后几年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几乎每章都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在第六次评估报告的引言和总体框架，都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认识的加深和扩大，从最初只谈减排，到如今在减排的同时更加关注绿色转型公正转型、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发展路径等。陈迎认为，这对于全面、深刻地应对气候危机非常关键。
2009年，陈迎在哥本哈根参加COP15时拍照留念。受访者供图
穿了20年的红衬衫
从1997年到2025年，陈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已经持续了28年。某种程度上，她一直在见证着气候危机的加剧。但是，她也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一问题，同时一直在倡导全社会加入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之中。
今年1月10日，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一年。根据对六组国际数据的综合分析，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大约1.55摄氏度，这使得2024年成为首个年升温幅度超过1.5摄氏度的年份。
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是气候变化领域内最受关注的一个阈值，不少科学家担心全球温升幅度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可能触发不可逆的灾难性的后果，加剧气候风险，
《巴黎协定》中提出了全球减排目标，要控制全球温升相比工业革命前不超过的2摄氏度，并努力实现1.5摄氏度。2018年10月，IPCC曾专门发布了《全球1.5摄氏度增暖特别报告》。这个耗时两年的报告，就全球1.5摄氏度温升有关事实、可能影响和减排路径等开展了评估。
举例而言，在温升2℃的情景下，北极夏天完全无冰的情况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而在温升1.5℃时，这一风险降低到每百年一次。也由此，国际社会近些年来不断呼吁保住1.5摄氏度。
对于2024年全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陈迎认为，一些人过于悲观，直接据此断言“《巴黎协定》已死”，这样的理解其实有失偏颇。她说，气候变化要看长期的变化，不能将短期的超出直接理解为永久性的超出，因为可能受到厄尔尼诺等短期因素的影响。即使超过1.5摄氏度，如果后期通过大量应用负排放技术，也可能将气候过冲（overshoot）再降下来。当然，这很不容易。陈迎认为，气候危机仍然严峻，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国际社会仍然需要采取迫切的行动来应对这一危机。
今年1月，在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24年全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尽管个别年份突破《巴黎协定》提出的1.5摄氏度的限制并不意味着长期目标的失败，但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残酷、艰难的现实。他呼吁各国更加努力，采取行动避免最严重的气候灾难。
事实上，全球气候行动正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一方面，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已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对于全球气候行动而言无疑是个不利因素。另一方面，欧盟虽然在加速推进能源转型，但由于内部分歧严重、极右翼势力扩大，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模糊性。
在这样的时刻，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今年年底的巴西COP30。COP30被认为是“大年”，因为今年不仅是《巴黎协定》通过十周年，也是各缔约方提出第二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关键一年。陈迎认为，今年的COP30有许多焦点议题，包括NDC 2.0、气候资金、损失与损害基金、碳市场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加落实。
“我们期待在COP30上能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一次会议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陈迎说，“每一次大会，都是一个节点，有的节点大，有的节点小，重要的是它能够推进我们向前走。”
而在全球推进气候行动的大背景下，陈迎认为，个人的参与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她非常关注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普宣传，试图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然后抱着积极的态度自觉参与到行动之中。
近年来，陈迎领导研究团队出版了一系列“双碳”主题的科普读物，深受读者欢迎。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次年，陈迎和国家气候中心的巢清尘一起组织撰写了《碳达峰、碳中和100问》一书，简明生动地解释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概念，影响和实现途径。
2022年，陈迎又组织原班人马为青少年认识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出版了《写给青少年的“双碳”故事》。2023年，她主编出版了《“双碳”目标与绿色低碳发展十四讲》。
在出书之外，陈迎和同事还积极走进学校、企业、政府机构等办讲座，帮助社会公众认识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议题。她说，全社会的人都应该关注中国未来的绿色发展转型之路，并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机遇。
陈迎自己就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践行低碳生活理念。当天她穿着一件红色衬衫，而这件衬衫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陪着她参加过许多气候问题相关的会议。她调侃道，虽然自己身形有变，但很多旧衣服自己动手改一改还能穿，而且承载很多美好的回忆，成为她最大的业余爱好。
她还举了很多普通人就能做到的小例子，譬如减少食物浪费、自带打包盒打包剩菜、不留半瓶水等等，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碳足迹，“有了这样一种氛围，理念才能转化为行动，行动才能真正带来改变。”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