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成投资，家长变成经纪人，孩子变成了身负高压的被投资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
文丨萧言 编丨Lulu
“感觉现在不是‘读书改变命运’了，而是‘拼爹’改变命运。”
在我准备着手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王蕊，向我分享一个了她对高中同班同学调研。“我们那个班上，同学的背景、家庭理念都很不一样，我想给孩子找一条教育的道路。”
听完她的讲述，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再寻常不过的教育焦虑——成绩、排名、抑郁焦虑、专业——其实都和“新自由主义”这个有点抽象的名词有关系。
这些同学处在一个在关键的历史阶段：他们2003年入学，2006年毕业。这一段时间，是教育市场化改革开始的时代的发轫时。
对此，北师大教授刘云杉曾在演讲中，有过精彩的解读。她认为中国教育的一道分水岭，是第八次教育改革。变革的时间节点，是2001年6月；底层逻辑通常被形容以经济逻辑取代教育逻辑，企业逻辑取代大学逻辑，资本逻辑取代学术逻辑，推动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当教育变成投资，家长变成经纪人，孩子变成了身负高压的被投资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
当家长成为孩子的经纪人
“不平等”是学者们关注到的，新自由主义给教育带来的主要“副作用”之一。
这一点，在王蕊的学校就得到了生动呈现。大家都处在一个班级里，教育资源本来是“一碗水端平的”。事实上，公平之下却是暗流涌动。
在2003年，王蕊进入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背景很悬殊。就以英文说平来说，有些连对话都难，只会做题的“哑巴英语”，有些同学从小见多识广，能用英文接待老外，入读剑桥国际班的，还可以选修法语。
当“新自由主义”市场风气吹入校园，正如它的名字“自由”，似乎一切都有自由，选择的自由、评价的自由，“充分发展”的自由。但自由带来了新的压力和责任。
就以王蕊班级来说，其实家长更像孩子的教育经纪人，他们根据家庭的财力、见识，去配置教育资源，每个家庭都像一家公司。
可是选择自由，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家庭能力，会使发展道路出现分岔口。
当时学校的生源特殊，同学中大约25%来自浙江地区商人家庭。 他们财力不错，在本市买房，上蓝印户口，交付一定的赞助费，就可以拿到就读高中的学籍并参加高考。 如果学习跟不上，但家庭财力够，还可以转轨到国际部并参加海外留学。
大约有20%的同学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后代，他们最早懂得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并为孩子握住机会。
剩下的只是普通职工家庭，从各区“0志愿”和本区的公立初中考过来的，他们信奉“读书改变命运”。除了高考，他们对其他的路径基本一头雾水。
如今高中毕业已经20年过去了，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专业自由？还是财富自由？
除了财力带来的差别，还有一种影响，特别隐秘。
王蕊的高中年代，好学生们普遍喜欢去外企、大型银行或者外资行。“班上前三名，在外资企业做考会计”。高中毕业那年，涌现出一些热门专业，比如对外汉语、会展营销、对外经贸，都是当时的“吸金”专业。
王蕊回想那时的自己，最想考财经大学，因为那最挣钱,“可以比同一起点的人过得好”。可她从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其实她最喜欢的是读小说，经常买本作业本，在教室的角落里“幻想”。可是她不可能从事文学之路，因为那不是一条“成功之路。”
但等过了35岁，他们往往开始对自己的职业、人生不满意。最大的遗憾是“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上班像推磨一样”。“如果有钱也就算了，但也没有很好的经济回报。”
南安普顿大学教授Tomlinson 在其研究中（2014）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将学生重新定义为教育的“消费者”，而教育被视为一种经济投资。学生的学习行为日益受到经济回报的驱动，而非兴趣。
在英国，大学学费改革后，许多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开始计算投资回报率（ROI）。学习不再被看作自我成长或知识追求的过程，而是为未来职场打造的产品。
但有一类被这个信念同化的人，似乎过得挺好。他们家庭从政或者经商，在商业社会的适应能力好，有很强的全方面的精英意识。
这一个群体有三个特点：
1. 明晰地知道运用游戏规则。
2.有许多爱好，有些爱好是为发展所用。
3.“把别人比下去”是他们的动力。不能过得比别人差。
这些同学自信，有相对较好的社会资源。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圈层的投资。“这群同学他们本来应当成为精英。但事实上，他们往往只能‘精’在自己头上。”
当年的同学彼得·潘，就特别会运作资源，他琴棋书画都精通，能跳街舞，还会吹管弦乐；高三时当班长，通过三好生加分考学校。深得老师的喜欢。
心理抗挫能力也好。“考试考得不好，能和老师主动去解释‘因为我感冒了’，老师说，感冒又不是理由，你不是应该考得更好吗？”
本科时选择了最容易得高绩点的专业，本科毕业后就到了海外，朋友圈里过着“大家羡慕的生活”。王蕊记得，大学毕业后，彼得·潘第一个来联系老同学。加上微信后直接问：你在哪里工作？
但这些人的弊端也很明显。
学者Naidoo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学生作为消费者的角色》中指出，当学习体验成为消费行为，教育服务成为商品，“消费驱动型学习”兴起，其实大多数同学对知识都变得毫无兴趣。
他们缺少人所应当有的品质和热情，大到对一份事业的热爱，面对星空的天问；小到生活的兴趣和享受。“他们感受不到什么叫快乐”。
优秀的普娃最焦虑
最常见的保守型精英，走的是“学霸路线”。
在那时，班上很多同学在做人生决策时，家长给不了太多意见，就会依赖学校权威（比如年长老师）的想法。
学霸王丹就属于“别人家的孩子”，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她也考取了复旦医学院。快20年过去，可王丹总是回忆自己的18岁，对过去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她记得自己的志愿建议，是老师给的，父母也觉得这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且越老越吃香。
但是王丹常年在高压的状态中。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比较稳定，但35岁那一年爆发了抑郁症。在深度交流中，心理医生提醒她“你对自己压力太大了，不能过度用脑”。
王丹的压力在于，对自己的人生失控。“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高中时候最羡慕男生，他们跑得快，学理科不费力。我需要老师教，如果没有老师教，就不知道怎么办。”
教育学研究者Mark Rudd 和 Mike Evans (2017)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高绩效背后的隐形成本》，研究表明，绩效文化和竞争压力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特别是焦虑和抑郁问题。
研究人员对英国1000名高中生的调查，发现超过60%的学生报告因学业压力而产生显著焦虑，40%显示出中度至重度的抑郁症状。
在王蕊的观察里，班上当班长的男生，更是随波逐流好学生，毕业后考上同济大学电子信息专业。3年之后王蕊在校门外的小餐厅碰到了他，“我爸妈让我去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之后，被父母安排进体制工作。据说有一段时间摆着烂，后来结婚生子，隐退同学圈，再也联系不上了。
学者们建议教育政策制定者，不以绩效论英雄，增加心理健康支持，例如在学校设置专业心理辅导员。
其实，王蕊的学校有心理辅导员，她也曾经尝试过自己请心理医生。但心理辅导员往往只能理清思路，让人好受些，但真正的帮助很少，“他们并不具备应对高速社会的认知和阅历。”
破局人，他们是不拘一格的成功者
在时代的大潮下，似乎大多数的人都陷入功利化的局面，跟着时代的剧本生活。难得的是，仍然有一些同学，他们不在这个游戏里，他们跑出了自己的路。
这些同学的特点是心思单纯，不那么“商业化”，是被市场经济浸透较少的人，性格上有一些浪漫主义。
出生在宽容有爱的家庭里。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有纯然热爱。
他们也渴望成功，但总体遵循自己的内心。没有被外在标准完全裹挟。
很幸运的是，他们毕业后，赶上了互联网和经济起飞的好时代，才华得以施展。
这一批同学，基本都过得不错，和她们交谈的时候，幸福感比较强。
有位女生喜欢小孩子，她想做幼教。高考时没有选择大家认为的“最好的学校”，而是去了师范读学前教育专业，在一所顶级的幼儿园做老师，已经在行业里小有声望；还有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喜欢研究生物理论，走上了学术道路；
班上的女生江笑蔚，大学考到一家二本。“算当时不怎么如意的”，她高中时就喜欢画画，毕业后gap了一年，去游戏公司上班。正赶上游戏公司的热潮，她进入一家游戏公司，能做技术、产品，成为游戏美术专业人才。30岁那年靠自己的能力在上海买了一套房。
在提到教育问题时，这些破局者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热爱”——“无论做什么，要有自己的人生热爱。”
但这样的成长路径可以仿照吗？其实，是有一些条件的。
首先热爱要和外在实际情况，以及自身能力相匹配。在同学里，还有一些没有那么成功的案例。比如，有位男生想做证券基金经理。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没有考上比较好的学校，在家沉迷炒股。十多年没有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其次，如果企业相关岗位供给不足，热爱也并不一定带来成功。“热爱一件事情，也要有跟上时代的、全面经营的能力。”
这些破局者是勇敢的和幸运的，不过，在这些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成功的破局者普遍表现得比较脆弱。
就如刚才提到的做游戏美术的工程师江笑蔚。她是一位出色的独立女性，在大学毕业后，她的职业生涯度过了顺畅的15年。但近年投资缩减，她的职业开始出现问题。
她开始筹划创业，可之前一直在从事技术工作，没有经历过商业、市场的训练，她同样遇到了挫折。人情世故和盘整资源能力都比较弱，比较单纯，“给人感觉像学生”。
王蕊对这位同窗好友的评价是：“她的底色淳朴厚道，但如果更长远发展，她需要去熟悉商业社会，有足够的生存能力之后，才能将自己的热爱释放出来。”
尾声
在学术研究中，教育学者们对“新自由主义”大多持有批判态度的。
然而，从现实的观察来看，那些“绩优主义”成长的学生，被功利主义驱使。功利和效率的态度，果真一无是处吗？
能够成为学霸，被高绩效驱使的学生，他们注重效率和自律，也懂得自我管理，会用学习去解决问题。他们在成年后，开始自己成长，每个人也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体验。
比如做医生的王丹，尽管生活不如意，她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她现在是儿科医院的一名医生，对工作兢兢业业。“如果有一位孩子，通过治疗，得到治愈了，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就感。”
王丹的拼搏、进取精神，给她铺垫了事业的台阶。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她能够如鱼得水地处理工作，这些基础给她带来了能力和信心。她也慢慢往更完善的人格调整。
这1年期的调研之后，王蕊明白了许多，一个人的成长，影响要素不是单一的，有家庭，也有时代，当然，还有很多偶然性。
身边有很多精英意识的人，她们的想法有一些极端，“现在有很多人，去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市场经济。与其花许多时间批评，还不如把时间放在重心——为孩子做点切实的事。
王蕊也调整了自己的教育方式：“我原来觉得，她需要很好的条件，就去拼命挣钱，找学区房，找名师。有一阵子也会‘鸡娃’。现在我明白了过来，我想给我的孩子展现各种各样的生活方法。
”比如告诉她运动很好，我自己去做。本来她是一个害怕尝试的人，但现在想去尝试和体验，一个开心的中年、老年是什么样的。
一个能随时成长调整，在人生各阶段找到人生的动力——这也许就是给后代最好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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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omlinson, M. (2014).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arketisation on student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5(4), 456-474.
2.Rudd, M., & Evans, M. (2017). The hidden cost of high performance: How neoliberal education policies affect stude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32(3), 329-345.
3.Biesta, G. (2015). What is education for? Beyond the economy and the individual.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13(1),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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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olesworth, M., Nixon, E., & Scullion, R. (2011). The Market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udent as Consumer. Routledge.
6.Naidoo, R., & Williams, J. (2015). The neoliberal academic: How neoliberalism is reshaping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 29(2), 16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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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ilkinson, R., & Pickett, K. (2010).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Bloomsbur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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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pple, M. W., & Gandin, L. A. (2013).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ritical Educati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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