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把墨索里尼描绘成一个渴望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心狠手辣的群众操纵者，没有任何信仰的愤世嫉俗者。
这些都说得没错，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他掌握了独裁权力之后；然而这些特征没有一项能把他和当时欧洲无数的其他政客区分开来，也无法解释同时代人对他的迷恋之情。
青年墨索里尼对群众的情绪和20世纪政治的革命性有着非凡的判断力，这些都建立在他对现实的认知上，他认为现实不是一种由可知定律决定的稳定结构，而是一种可以由强人意志操纵的灵活、多变且不断变化的结构。
“伟大事业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能通过猜测未来的走向去实现。”这是墨索里尼从马志尼的著作中摘抄的一句话，他钦佩地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战时日记。“权力的秘密在于意志。”
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墨索里尼信奉的是统治这一行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人类只是尼采式雕刻家手中的黏土，思想则是这位超人使用的工具。事实上，最要紧的是行动，使原本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也是行动。年轻的墨索里尼写道，“运动”这两个字是20世纪最明显的特征。
“我们想行动、生产和支配物质，我们想体验那种挫败幻想的胜利滋味，那种使生命的能量倍增，同时朝着另外的终点、另外的天际和另外的理想挺进的胜利滋味。”
即使今天，你仍然想不出另外一句话，比这句话更能体现墨索里尼的生命轨迹，或是他政治信仰的精髓。
1917年，作为社会党内部反叛一代的领袖，墨索里尼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1912—1914 年，他还是要求对资产阶级政府实施更强有力的正面进攻的青年干部首领。
1914年秋，墨索里尼由于支持意大利参战而被驱逐出党，不久他便成为参战运动最活跃和最有魄力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混合了马志尼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那些把社会变革寄希望于一场民主革命战争的左翼主战派有着很强的号召力。
墨索里尼在贝尔萨格里步兵营（Bersaglieri）的志愿兵团服役过，伤重退役后，他于1917年领导了解散议会的斗争，并仿照法国的克里孟梭政府，成立了独裁内阁。
意大利战争进入最后一年时，墨索里尼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人看他的报纸，也没有人忠诚地追随他的政治事业。
（掌权后的墨索里尼在发表演讲）
工人阶级的政党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且受到布尔什维克全球革命模式的吸引，他们无法原谅他的主战立场和他对阶级合作的呼吁。自由派讨厌他的激进行为和革命言论，天主教徒讨厌他的反宗教立场，君主制的拥护者讨厌他的共和思想，民族主义者讨厌他过去的反军国主义立场和他对社会改革的承诺。
随着世界局势左倾、他在工人阶级中信用耗尽，墨索里尼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抱负似乎找不到一个出口。
墨索里尼性格粗暴，非常容易心血来潮和情绪激动，他曾说他想离开意大利到美国去。但他从未真正这么做，而且这个话题也很快过去。因为他很有信心—对自己，对对手的无能，对战争将彻底扭转政治方向。
他认为那些旧的思想标签——“民主主义”“激进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战后将会出现新的含义，否则将完全失去意义。新的统治集团和新的价值观将会出现。明天的音乐将会是一种新的节奏。而那些死抓住“旧的思想路线”（old mental schemes）不放和那些留在“旧式政党” 中的“老人”将会被推到一边。他们将错过这趟列车，只能站在月台上，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扭曲的，那是一种介于“愚蠢和怨恨之间”的表情。
战争彻底改变了墨索里尼。他变得更加坚决，更加强硬，更愿意使用暴力，对民众的无限顺从更有体会（他曾在前线与他们共同生活过），同时也更愿意接受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
他亲身体会到，和阶级这个动人的神话相比，国家的作用更大。
因此，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和群众领袖，墨索里尼在寻找新的追随者时，转向了一个他认为和自己有密切联系，同时又维持着良好关系的群体：前线的军人。
1918年8月1日，他把报纸的副标题从“社会主义日报” 改成了“军人和生产者日报”，同时小心地指出：“并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军人，并非所有的军人都是士兵。”
到了那年年底，墨索里尼明确表示，所有的军人中他最想代表的，是那些年轻的预备役军官——墨索里尼把他们命名为“堑壕一族”（the trenchocracy）。他说，这些预备役军官是真正的“胜利书写者”。“士兵则是群众，愚蠢的群众，他们强大而迟钝，缺乏一股推动力来为他们指明方向并确立奋斗目标。军官就是这股推动力……他们是新的贵族阶层，意大利堑壕一族的精英。”
墨索里尼投靠的这个社会群体虽然不太稳定，却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力。它本身不是一个阶层，而是几个有着共同思想的阶层的组合。这种名为“战斗精神”（combattentismo）的思想兼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题，因为它对政治环境的净化和民族道德观的更新提出了全面而且通常是天真的要求。这种改革的呼声和“平民意大利背叛了战斗意大利”的指控密切相关。
正如卡波雷托战役结束后不久一名主战派所说的，过去的意大利和未来的意大利之间存在着裂痕，也就是说“那个心怀成见、官僚主义横行、胆小、软弱、无知的意大利”和“新意大利”之间存在着矛盾。其中议会制度受到的谴责尤甚，它“被认为是每一种社会弊病的中心，每一次针对国家的阴谋诡计的发源地，失败者和无能者的收容所”。
“打倒旧政党！让我们拥有新人才！让我们拥有新力量！”这些不满的退伍军人喊道，“我们只承认祖国的政党，只承认尽责的政党，只承认流过血的政党，除此之外，我们一概不予承认。”
在那些从战争结束到1919年夏天回家的退伍军人中，这种想法非常普遍 ；然而最狂热地支持这种思想的，却是那些出身于专业和官僚阶层的年轻预备役军官，这些人既没有政治经验，又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往往不现实地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场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
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却又充满了愤怒的情绪，他们很快便把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们大部分人唯一的知识资本——变成了政治神话。这些退伍军人并非个个都是保守分子；其中许多有民主倾向；有些人还赞同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和公正和平原则，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些一贫如洗、更有政治野心、更喜欢放荡不羁生活的人则聚集在大城市，和共和派、工团主义、未来主义等激进团体的党羽结成联盟—这些联盟的目的虽不太明确，但都令人无法抗拒地指向政治和文化革新。
在这些城市退伍军人中，最突出的是“敢死队”（Arditi），一个和德国突击队性质类似的组织，他们的领导人住在米兰，并且受马里内蒂的影响很深。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后来又怂恿邓南遮攻占阜姆城（Fiume），邓南遮刚一夺取城市，他们便涌过去加入他的军队。
（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黑衫军）
这些一无所有而又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敢死队，正是战争最后几个月和 1919 年的前几个月墨索里尼极力拉拢的那批人。墨索里尼找到他们的领导，让自己的周围堆满他们的标志和武器让自己的报纸刊登他们的宣言和书信，把自己变成他们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使用一些能引起他们愤怒和自豪的形象，并以捍卫他们反抗“另一个意大利”的权利为己任。
例如，1918年12月，他在对的里雅斯特贝尔萨格里步兵营的士兵讲话时承诺，没有人可以偷走属于他们的权利。“我庄重地向你们承诺，我将用我的笔和其他一切方法，保护属于你们的东西。首先是你们，然后才是其他人。”
1919年3月成立“法西斯战斗团”（Fasci di combattimento）的决定，是墨索里尼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他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一名管理者和军人。
“法西斯战斗团”的界限有些模糊，且对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开放，墨索里尼试图以此来吸引那些具有反议会倾向的退伍军人，同时证明主战派这个少数派群体和大部分人的战斗精神之间存在着（微弱的）历史联系。
“牢牢立足于主战派的土壤之上，”他在自己的第一次法西斯演讲中宣布，“……我们要求并正式宣布我们拥有改造意大利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如有必要，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
以上内容节选自[美]罗伯特·沃尔著 曾小楚译：《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理想国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1月，第五章，感谢理想国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