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
甄珍，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讲解员，唐山红色历史志愿宣讲员。
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唐山红色历史志愿宣讲员甄珍。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祖父的遗产仅一块大洋。
2021年7月14日，72岁的李宏塔回到家乡河北省乐亭县，亲手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颁给他的“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李宏塔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其祖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父亲李葆华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是响当当的红三代。
提起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李宏塔给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我，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他说这些话时态度极其平和，云淡风轻，没有一丁点的刻意，更无关做秀。他的淡然发自内心，是世代传承的精神向往，根植于血脉之中。
1918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每月工资120块大洋。1920年，他又担任北大教授，加上在多所大学兼课以及稿费等收入，每月不少于200块大洋。与其他同时期的北大教授置房置地、休闲娱乐不同，李大钊一家生活非常简单，在北京十年都是租房居住，“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生活如此节俭，那么他的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原来，李大钊把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事业上，再加上经常慷慨帮助救济别人，以至于日子过得很紧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立之时没有经费，李大钊就当众表示每月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以解革命之需、同志之难。李大钊牺牲后，《晨报》《顺天时报》等真实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李夫人手中“仅一元生活费”。
在清贫和艰辛中成长起来的李葆华等子女不仅继承着父亲的革命事业，也秉承着父亲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初心使命。李葆华一生从未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他说的最多的八个字就是“服从组织，没有意见”。身居高位多年，李葆华从不坐公车上班，更不让子女搭乘，生活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日常穿着的一套衣服、一件羽绒服，十几年不曾换过。他一直居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的房子里，屋内摆放着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
以身施教胜过动听的语言。李宏塔说，这一切源自李家从祖父李大钊开始的严格自律，李家人不会刻意教育孩子，但“身教”胜于“言传”。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手书的对联，也是李家人珍视若生命的宝贵精神遗产。它如同传家之宝、家族符号，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也镌刻在每一位李家后代人的心上。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这是先辈道德文章的缩影，也是父辈的教诲和鞭策。
李宏塔在安徽担任民政厅长期间，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20年来，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他曾4次主持厅里的分房工作，却没给自己留下一套房，一直住在只有55平方米的两居室里。房内没有什么装修，也没有好的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器设备。他这样节俭，退休的时候，存折上的数字却没有达到1万元。
无需多问，李宏塔和祖父一样，把钱用来帮助救济他人。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他都会慷慨解囊，全力相助。对他来说，扶危济困，带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
从祖父的遗产仅一块大洋，父亲留下的老旧家具，到李宏塔退休时的不足一万元的存折，清贫是他们生活的缩影。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奢华的生活，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享受，而是做了另一种选择——把自己的收入用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上，用在关爱人民、无私助人的奉献中。
一根红线系三代，一种家风传初心。李大钊仅仅一块大洋的遗产，留下的却是丰盈的革命史迹、李家人珍视若生命的家风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重温红色记忆，永做红色传人。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会。
讲述人：甄珍
推荐单位： 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
来源：乐亭发布
编辑：李宏莹 主编：陈友海 编审：张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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