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包含沈阳军区参谋长女儿高东萍在内的6名劫匪枪击了两人后，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王仪轩一路和劫匪斗智斗勇，最终飞机还是到了韩国。
1983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起震惊全国的劫机事件悄然酝酿。这起事件的主角之一，高东萍，作为沈阳军区参谋长的女儿，身份特殊而敏感。她与其他五名共犯——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康、王彦大和吴云飞一起，策划了这起中国民航史上第一起严重的劫机事件。
高东萍的参与给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色彩。作为军区高级将领的女儿，她本应该是社会的模范，却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这种身份反差，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卓长仁作为团伙的头目，曾有过航校的经历，这使他在实施劫机计划时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这也成为后来劫机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实施劫机前，这六人通过非法渠道盗窃了4支手枪和30发子弹。武器的获取途径表明他们经过了周密的计划，而非一时冲动的行为。1983年5月5日这一天，六名劫机犯伪装成普通乘客，成功登上了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三叉戟296号航班。
当天上午10时47分，飞机按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此时的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完全不知道，机上隐藏着六名随时准备发动攻击的劫机犯。机长王仪轩和他的同事们正按照标准程序操作，确保这次看似普通的航行安全顺利。
到11时30分，当飞机飞抵大连上空时，隐藏在乘客中的六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劫机犯头目卓长仁首先冲向了驾驶舱，面对紧锁的舱门，他先是猛踢，未果后便掏出手枪，连开十余枪击碎门锁，然后一脚踹开了门。
冲入驾驶舱后，卓长仁继续开枪，打伤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两人伤势较重。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王仪轩的大腿也被射门时的流弹击中，所幸伤势较轻。危急关头，报务员王永昌向地面发出了＂有人劫机＂的紧急信息，这一信息被沈阳和大连一带的机场工作人员接收到。
面对荷枪实弹的劫机犯，王仪轩被迫接受了卓长仁的威胁。卓长仁凭借自己的航校知识，要求飞机改变航向飞往＂148度＂方向，意图是飞往韩国汉城。王仪轩冷静应对，暗中将方向调整为15度，试图避开劫机犯要求的路线。
然而，这个微妙的变动很快被有航校背景的卓长仁发现。他恼怒地责问王仪轩，甚至用枪敲打其头部进行威胁。卓长仁还将沾有伤员鲜血的毛巾放在操作台上，警告王仪轩如不听从指令会有同样下场，甚至扬言要同归于尽。
在这个危急时刻，王仪轩与副驾驶和长林之间通过职业默契建立起无声的配合。他们利用机舱内的各种仪表和设备，试图向地面控制中心传递更多的信息。通过细微的频道调整和代码操作，他们成功地让地面掌握了更多飞机状况，为可能的救援提供了宝贵信息。
随着飞机不断东飞，它最终越过了＂三八线＂——朝鲜半岛的分界线。几乎是在瞬间，韩国空军的战斗机就前来拦截，将民航客机团团围住。
当飞机接近韩国领空后，燃油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王仪轩发现下方有一个机场——春川机场，这是一个美军用于起降直升机的小型机场。然而，这个机场的条件远不能满足三叉戟客机降落的基本要求：跑道长度只有1200多米，宽度仅25米，而客机需要至少2000米长、45米宽的跑道才能安全着陆。更糟糕的是，机场三面环山，风向也不利于降落。
下午1时15分，王仪轩开始了这次近乎不可能的降落尝试。飞机一进入跑道就迅速着地，随后他立即启动急刹车，同时拉动反推装置进行反向喷射。通过这一系列精准到位的操作，飞机在冲出跑道前成功停稳。这一高超的驾驶技术，确保了机上105人的生命安全，包括96名乘客（其中3名是外籍人士）和9名机组人员。
飞机一经着陆，立即被美军车辆团团围住。卓长仁等人持枪站在舱门口，要求见台湾方面的代表，否则将继续扣押机上人员。这样的僵持局面持续了8个小时，最终劫机犯们投降并被韩方拘押。
在危机持续期间，机上的两名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利用随身携带的医疗器具和机上有限的医疗物资，为受重伤的机组人员王永昌和王培富进行了紧急手术处理。
5月10日下午，经过复杂的外交交涉，除劫机犯外的所有中国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终于安全返回上海。而对于劫机犯，韩国法院于同年12月作出了令人意外的轻判：卓长仁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其余五人分别被判4至5年不等的刑期。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六名暴力劫机犯在服刑不到一年后就被韩方＂驱逐出境＂，被送往台湾。在台湾，他们竟然被当作＂英雄＂对待，受到了蒋经国的接见，每人获得了高达700多万元的奖励，还被安排了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东萍作为沈阳军区参谋长的女儿参与劫机，这一事实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军方高级将领的子女参与如此严重的犯罪活动，对军队形象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