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惊蛰，自然万物萌发生长。天气渐渐转暖。
困顿的、躁动的、欢喜的人们正在体验开春以来的变化：或许是在路边忽然看见梧桐有开始发芽的势头；或许是挤进地铁后感受到一阵阵的热气上身，过去这个冬天的棉袄外套围巾变为多余之物；或许是恍然发现毕业临近，一边忙于写毕业论文，一边准备考研复试、在春招市场上找工作；或许是上半年的某个春季项目已经无限接近“deadline”（截止日期），连夜赶文案向某个似懂非懂却要求一大堆的甲方交差。春醒了，找个时间出门走走，即便走马观花，也是有一番体会的。
去哪儿呢？对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公园是一个去处。去年的“公园20分钟效应”是对这种体验的一种概括。从遍地的花草树木，到热情闪现的鸟儿、松鼠等小动物，它们让来访者靠近自然，从事务中抽身暂离。实际上，公园除了自然性，也有社会性。这里的社会性不仅是指公园的空间和设施由人设计，有社会属性，也是指来访者在这个空间形成的社会关联。跳舞的、摆摊儿的、在长椅上看书的、玩滑板的、唱歌的，不同的人在这里争夺或分享空间。这就是市民的公园。
大到北上广，小到县城，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公园景象。在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生活在上海的陈映芳向我们讲述她对市民的公园之观察，有花有草，有年轻的市民，有知青，有支边青年的歌舞团——“有时我想，今天正在为‘在独处中寻找自我的力量’还是‘回到老家的传统共同体中去寻找温情’的两难选择而烦恼的人们，或许可以从公园里聚集的人群那里，获得一些现实的参照。”
唱歌的市民，上海鲁迅公园（原名“虹口公园”，作者摄于2016年5月）。
“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惯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种种，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过去多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研究。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思辨精神的学术文本。在她退休后，我们邀请她开设专栏。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
本文为第八篇：市民的公园，有繁花盛开。
撰文｜陈映芳
公园的人间景色
多年前在网络上曾看到有人发问：“上海的人都去哪儿了？”说的是早先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或弄堂里，能看到人行道边、人家门口充满烟火气，有爷叔阿姨在“谈山海经”（方言，指闲聊），有小朋友在玩耍打闹，行人看他们如城市景观，他们也拿行人当风景。那是城市里极鲜活的自然景色。但慢慢地，马路、房子的样子变了，那儿的居民也慢慢消失了。再后来，2023年电视剧《繁花》播出后，还有人在问：“90年代黄河路上的那些居民和上海生意人，后来都去哪儿了？”
《繁花》（2023）剧照。
是啊，这几十年里，老城区的居民，钱多的钱少的，大多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有的搬到了近郊的商品房，有的去了远郊的安置区，还有的去了国外。依然住在城里的，不少人也住进了楼房小区。总之，他们“在”的地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人行道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取而代之，如今城市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打卡点”，一些街道和建筑物旧锦新样地变身为时髦场所，一批批的游客以“city walk”之名，在那儿行人看行人，成了当下各地有点类同的城市景观。不过置身于那些缺少了居民生活气息的环境中，人难免会产生观看人造花卉或灯光秀似的浮游感。
上海武康大楼“打卡地”（作者摄于2024年8月）。
不满足于这样的浮游，我有时外出走走，会选择去公园。那些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公园里，不仅有四季转换不重样的鲜花，还有从周边社区甚至城市各处聚集而来的居民——公园是他们日常休闲、社交并展示自己的舞台。那儿的精彩，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一个个真实的、活色生香的“人物”，也是不输给王家卫镜头中的虚拟角色的。
公园、广场，还有社区绿地等，如今是市民居家之外主要的“在”的地方之一，尤其是退休的、赋闲的人们，还有孩子。在那里他们喝茶、聊天，跳舞、锻炼，打牌、下棋（据说有的公园里是常有棋界高手甚至原国手隐身其间的），一些公园里还有儿童乐园，有年轻人在打篮球、打网球。当然，最吸引我的是各种各样的才艺展示——特别是在周六、周日或节假日，公园里那些融自娱自乐和表演性于浑然一体的市民，让我多少体会到，什么才是歌、舞、乐等艺术在人世间本来该有的样子。
《甲方乙方》（1997）剧照。
在那儿“发现社会”
公园和广场等场所，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因此往往也是人类学/社会学者的田野。以社会进步目标和社会理论为参照，去关注制度和社会的存在问题，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但其实，如何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生活者的行动力和社会潜在的生机，从而了解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那其实是“发现社会”的一种途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研究成果，如公园里、广场上的各种娱乐/健身群体是如何成为“后单位”时期的替代性社会团体的，而相亲角的中老年人为了帮助子女建立婚恋生活，是如何以别样的集体行动嵌入到了城市的公共场所中的。
当然广义的“社会”必然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群等系统，而城市的公共空间本身也是政府的管辖地，那儿的社会景观都是相关社会系统运行的产物。
多年前，因为一个研究课题，我的两位研究生（张晶晶、章雯）曾在上海几个区调研了一些街道、居委会的“群众文化”系统，并实地走访了公园、社区活动室等各种地方。由此我们了解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工厂转制、职工下岗，大量城市居民从过去“单位”的组织体中游离出来，他们的业余文化活动也从单位和工人俱乐部、文化宫等转移到了市场和社区，由此带来了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娱乐/健身团体及其场所的蓬勃兴起。如何把以前国家“办社会”的功能从单位分离出来，在娱乐业市场外，由社区来组织和管理居民的文化/健身活动，便成为当时党政部门一项紧迫的任务。随后，以市、区县、社区（街道、乡镇）、居委（村）四级文化设施为骨架的群众文化/健身设施网络很快被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为各种趣缘群体提供业务指导、活动场所以及部分经费支持等，成为基层政府群文工作的重要方式，同时各种娱乐/健身群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被纳入到政府的群文管理体系中。
上海 “鲁迅公园外国名曲合唱团”（作者摄于2025年1月）。
不难看出，公园、广场的空间秩序是由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建构起来的，其行动者包括了城市基层政府，具体场所的管理机构，还有专业人士、志愿者，以及社区居民。对我来说，一个问题是，那些原来从属于不同的职业群体，其文化背景和阶层地位等有着种种差异的人，是如何克服个体间的异质性，而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并与其他社会主体展开博弈和协作的？
对这些问题的学术分析，需要有观察人际互动关系的微观方法，也需要有关于集体行动的政治社会学的专业视角。就我所知，法国社会学家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曾长期关注这个领域，近年已经出版专著《公共场所：关于中国公共聚集的民族志研究》（Des lieux en commun: Une ethnographie des rassemblements publics en Chine）。虽然还没拜读到这本著作可能出版的中文版，不过我曾有幸在2018年北京大学文研院的同期访问班上，听过她关于这项研究的专题报告，也因此知道她这项研究的分析案例之一，来自于她对天津一个广场体操团体所作的持续多年的参与式观察。
《公共场所：关于中国公共聚集的民族志研究》（Des lieux en commun: Une ethnographie des rassemblements publics en Chine）书封。
从她的介绍中，我大致了解到，一个主要由几十位中老年女性（包括志愿者和参与者）构成的健身团体——它本身具有低制度化的结构特征，内部也存在如各种组织体普遍具有的“中心-边缘”等复杂关系，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存在，不仅因为有追求健康这一共同的功能目标，同时也与成员们分享社会信息、交流生活感受、关注社会变化动态等的价值目标有关。此外，成员们的情感投入，以及对行为规范的边界设定和相互约束也构成了维护团体存续的重要条件。作者细致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生活者所拥有的能动性，当然还有社会系统对行动者的规制力。
一花一世界
2016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在上海鲁迅公园的一角，我偶然遇到了“上海知青阿凡提歌舞团”。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们很显眼——成员们一个个带着大包小包，在现场换上维吾尔族的服饰，跳的是新疆舞。由于在以往一些社会调研项目中曾关注过这个群体，我看出来，这些人是从新疆回迁上海的原支边青年，不过这个歌舞团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
上海鲁迅公园，“上海知青阿凡提歌舞团”（作者摄于2016年5月）。
许多人不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1963年7月—1966年7月），因为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上海城乡曾有98000名青年（一说97000人，一般称“十万”）远赴新疆参加了国家的边疆建设。
在官方的历史文献和一些知青史研究著作中，当初的支边青年并不被称为“知识青年”，其政策待遇（包括返城政策）也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尽相同。但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个群体提出了与知青同享回城政策的要求，其中绝大多数成员通过政策商调、自动离岗、退休/退职、“农来农去”等途径陆续回到了上海（他们的回迁落户和养老保障等要求目前基本上等到了落实）。关于这个群体的援疆历史、返城运动，以及曲折的回沪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当事人所写的回忆文字，特别是高志鹏和吴梦拍摄的《上海青年》——那是一部时长八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透过那些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和记录者的视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青年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纪录片《上海青年》（导演高志鹏、吴梦，2015年）画面。
“上海知青阿凡提歌舞团”的最初创立者，是2000年从新疆返沪的原支边青年张林发。带着录音机在公共场所跳新疆舞，最初只是张林发的个人爱好，后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边青年，最多时成员达到200多人。阿凡提歌舞团曾在南京路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活动，后来那里不让跳了，他们就转移到了公园里。平时成员们分散在各处的公园/绿地，周末则在闸北公园和鲁迅公园转场表演。在2011年、2012年，他们曾应邀参加上海艺术节（南京路步行街）和世纪公园大舞台的演出。张林发本人还参加过东方卫视的“梦立方”节目。
那天我在鲁迅公园看到的就是歌舞团的周末活动。在那里我得知，张林发前两年已经因病去世，另外有一些成员也因身体、年龄等原因退出了。但是团队活动还在继续，且有不少知青二代和城市中的新疆舞爱好者、退休居民加入进来。有的成员还告诉我，其实他们原来在新疆时不会跳，是回上海后才学的。
最近我从网上了解到，由于原来的两个公园空间有限，如今阿凡提歌舞团已经在全市组织了十几个团，分别在各个公园里定期活动，包括市中心的复兴公园、静安寺对面的静安公园、长宁区的天山公园、杨浦区的杨浦公园……
多年来，对于活跃于公园、广场和社区绿地里的各种健身/娱乐群体，社会不乏各种批评声。有场地周边居民的抱怨，有年轻人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方式的负面评价，还有活动群体之间的空间资源竞争等。在相关的评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在今天的城市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在”的空间及场所，事实上被赋予了不同的地位——相对于那些正式组织的机构、公司大楼，以及健身/娱乐业的商业空间，公园/绿地中的市民活动空间往往被视为非正式的边缘空间。而聚集于那儿的人群，也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的文化载体，是缺乏消费力的经济阶层，他们与今天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世代的断裂、价值规范的落差。除了少数自媒体人会猎奇式地去采集一些退休老人的人生故事外，人们大多缺少兴趣和耐心去了解那些群体与他们所在的城市之间，到底发生过些什么。
上海中山公园（作者摄于2024年10月）。
有时我想，今天正在为“在独处中寻找自我的力量”还是“回到老家的传统共同体中去寻找温情”的两难选择而烦恼的人们，或许可以从公园里聚集的人群那里，获得一些现实的参照——那儿不乏充满韧性的行动者，他们持续地参与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拓展；那儿也有基于成员们的自主意愿而形成的一个个共同体——我愿意称其为“实践的共同体”，在那样的社群中，人们逐步确立起相互承认的价值、共同遵循的规范，并共享他们的记忆和情感。
作者/陈映芳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