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琍：无声世界的“闯入者”

在无声者的世界里，声音是最宝贵也最不值钱的东西，遥不可及却并非必需。他们像生活在孤岛，没太多人走出去，更鲜少有人走进来。刘玲琍却用34年时间造了一座桥，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这个世界的“闯入者”。不仅如此，她还要把这座孤岛上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出去。

编者按人大代表，是民意的传声筒与放大器，是亿万心跳的共振腔。他们扎根街巷阡陌，将百姓的忧乐凝成建议、议案，将晨露般细微的民意淬炼成法治基石。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检察日报正义网新媒体推出“何以代表”系列人物专访，深度对话6位全国人大代表，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为民情怀和履职故事，以期“从一滴水看到大海的样子”。

“要是她上过学就好了”

回忆起自己从事特殊教育行业的初衷时，刘玲琍给出了一个朴实的回答：“要是她上过学、会写字就好了。”

刘玲琍幼时住在衡阳拖拉机厂的厂区，邻居是位听障阿姨，没有上过学，既不识字也无法说话。在刘玲琍的记忆中，这位阿姨总是待在家里，有时会被丈夫打骂，偶尔形单影只地在厂区走来走去。阿姨经常给小朋友们拿东西吃，还会给女生编好看的辫子。但是她跟人沟通起来很困难，有时会急得抓自己的头发、狠狠跺脚。刘玲琍说，那时他们这些小孩子觉得阿姨是位“怪人”，无法理解她，也不太敢接近。

年幼的刘玲琍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邻居阿姨能写字会表达，或许就能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可以交朋友，家庭或许也会幸福些。“如果有个学校能让听障人士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命运一定会不一样。”

1987年，成绩优异的刘玲琍参加了中考。在那个选拔优秀学生考中专、毕业后包分配工作的年代，刘玲琍早早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从小就对“教师”这份职业抱有敬意的刘玲琍，在看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介绍后，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

年轻时的刘玲琍。受访者供图

“博爱塑魂”，毕业三十多年后，刘玲琍依然能脱口而出母校的校训。作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第三届学生，刘玲琍在这里接受了专业的听障教育培训，也是在这里，她对听障人士的同情怜悯，逐渐转化为要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的决心。

刚入学时，刘玲琍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并不深刻。她热爱文学，还保留着天天泡在教室里看书的习惯。直到一个周末，班主任找到在教室里看书的刘玲琍，对她说：“既然读了师范，就不应该只看书，得多出去参加活动，增加各方面的能力。”

在班主任的鼓励下，刘玲琍加入了学校的国学社、合唱团，还担任文学社的总编辑，后来甚至为学弟学妹们讲授现代诗赏析课。“老师们都很厉害、很专业。”提及当年教过自己的老师，刘玲琍相当敬佩。

摘掉滤镜后的特教生活

1991年，中师毕业的刘玲琍被分配到衡阳市聋哑学校（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干劲满满的她主动担任了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虽然有充足的积累，但刘玲琍还是被真实工作中的挑战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群七八岁大的孩子不停哭闹、不擦鼻涕、在地上打滚、随意离开教室乱跑……更残酷的现实是，许多孩子听不见也说不出。由于家长普遍不会手语，这些孩子到入学时仍然不会手语、不识字，只能通过简单的手势表达自己意思，甚至有些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具备。“很多家长不会跟自己的听障孩子交流，最多就是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刘玲琍逐渐意识到，特教教师不仅要讲授知识，还得承担一部分家长的责任。如何跟这些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们沟通，便成了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一次，刘玲琍看到一名学生在咳嗽，便用手语询问他是不是喉咙不舒服，学生却误以为刘玲琍在问自己想不想吃东西，很期待地点头。但他等了半天，刘玲琍也没拿吃的东西出来，于是立刻生气地哭了。刘玲琍觉得无比困惑和尴尬，直到他比划着要吃东西，刘玲琍才明白过来。从这时起，她意识到沟通障碍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就更加努力地练习手语，每天拉着学生们做交流训练，想各种办法与他们沟通。

刘玲琍带着学生们在学校里到处转，用卡纸和手语教他们认识“食堂”“教室”“宿舍”，教他们养成排队打饭、安静吃饭、饭前洗手、节约粮食等良好习惯，还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学习更多手语。“书本上的内容有时并不能满足实际交流需要，所以我都带他们从生活场景入手，学习必要的生存技能。”

刘玲琍接手过一个学生，先天听力障碍并不严重，发声器官也是健全的，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家长的不重视，女孩一直没有佩戴助听器。信息获取障碍导致她的认知和智力发展滞后，在原班级中被边缘化了。

“听障孩子往往敏感自卑，鼓励教育非常重要。”女孩转到自己带的班级后，刘玲琍发现她的声音很好听，便从一个一个音节开始教女孩发音，手把手教她写字，逮住机会就表扬和鼓励，“她真的进步很大，后来能写字，还能说五六个字以上的句子。”提起学生的进步，刘玲琍无比开心。她认为声音是开启更广阔天地的钥匙，对于听障孩子而言，即使只能说简单的字词，也比完全无声好得多。

刘玲琍在课堂上教学。受访者供图

是老师也是母亲

2005年，刘玲琍成为了一位母亲。然而，初来人世的儿子却在不到1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刘玲琍真切认识到了命运的无常。

刘玲琍深知听障儿童越早进行康复训练效果越好，儿子仍有可能正常说话。考虑到康复训练的长期性，舍不得离开学生们的刘玲琍，决定自学听障语言训练教导儿子。于是，她白天上课，晚上教儿子发音和听力，还抽时间翻阅大量资料，摸索教学方法。儿子到两岁半时，已经能像普通幼儿一样发音了。如今，他已顺利考入大学，语言交流与常人无异。

2008年，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了“学前聋儿康复语训班”，刘玲琍担任负责人。相较于之前，这类班级的孩子年纪更小，沟通和自理能力更差，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对儿子和低龄学生的训练过程中，刘玲琍逐渐探索出“唇舌操”“情景教学”“合作学习”等教学模式，并开始自编语训教材。

刘玲琍在教导学生发音。受访者供图

她根据听障孩子的需求和交流习惯，增加了更多实用性强的内容，如设置了去商店购物的场景，从常用商品的名称到如何结账，尽可能多地将日常交流用语教给他们。此外，她还会带学生走出学校“实地演练”。

与普通教师不同，特教教师的“一届”学生，往往是从小学带到高中，一个班里十几个学生，最多会带12年。刘玲琍务实的教学方法，给这些孩子造了一条条出路。34年的一线教学生涯中，她教导的80多个听障孩子，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这些孩子有的考上公务员，有的成为舞蹈演员，还有的当了糕点师、设计师。最让刘玲琍感动的是，有学生回到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了像她一样的特教教师。

刘玲琍（右）和学生刘寒湘（左）在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现场。受访者供图

解开隐形的锁

许多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经过系统学习、能够有效交流后，会转入普通学校就读。“普通学校意味着更全面的教育和更多融入社会的机会。”刘玲琍说。然而，衔接式融合教育的不足，导致普通教师和学生往往对这些特殊的孩子缺乏认知，难以帮助他们融入学校，让他们不自觉地感到被孤立、被漠视。

因此，有些特教学生不愿转到普通学校，甚至放假时都不想离开特教学校回家。对于他们来说，在特教学校远比在外面更舒服。在这里，他们是生活的“参与者”，而非“局外人”。

这正是刘玲琍最担心的事：“我们学校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但孩子们终归要长大，要走向社会的。”她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地融入社会，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建立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经营幸福的家庭，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好”。

2025年春晚首次推出视障版和听障版无障碍转播。在刘玲琍看来，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听障人士的需求正逐渐得到重视。然而，目前听障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仍显不足。许多人并不了解，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公共场所仍需设置听觉辅助设施，以确保助听装备的兼容性。

刘玲琍还注意到，由于沟通困难和缺少法律知识，听障人士维权时会面临诸多困难。如办事机构手语翻译人员不足、电子屏上文字信息过于简略等，使他们难以获取有效信息和表达自身诉求，尤其在银行、医院、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等需要信息准确无误的场所。

刘玲琍认为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听障人士时，要求其裸耳听力达到四级，即“交流轻度受限”。对于经过康复训练、佩戴辅助设施后能够正常交流的重度听障患者来说，这一标准有失公平。“应将标准调整为佩戴听力辅助设施后的听力水平。”这也是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为今年两会准备的议案之一。

“听障人士不应该被视为孤立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其实和健全人是一样的，他们也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渴望，也跟大家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只是他们的交流方式不同。”刘玲琍希望听障人士能够得到真正公平的对待，“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