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宗棠出屯哈密，有说其让亲兵抬着棺材一同上路，以示不收复伊犁决不生还之决心。
左宗棠舁榇出关的记载，主要见于如下文献。
王定安 《湘军记》：四月乙卯，宗棠发肃州，舁榇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
“舁榇”就是抬着棺材之意。沈传经、刘泱泱的《左宗棠传论》、孙占元的《左宗棠评传》、杨东梁的《左宗棠》，都采用了王定安的说法。
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写道：四月，公发肃州，舁榇以行。
《清史稿》所收录的《左宗棠传》中，也有类似记载：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
魏光焘所编纂的《戡定新疆记》中说，“四月乙卯，宗棠发肃州舁榇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俄人闻王师大出，增兵守伊犁纳林河，而以兵船翔海上冀震撼京师”。
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全传》中，也认同左宗棠抬棺出征的说法：“四月，文襄公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四月中，宗棠由肃州舆榇起行，亲往新疆督师”——但两书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同样采信却没有注明来源的，还有左宗棠后人左景伊写的《我的曾祖左宗棠》——“四月十八日，他率领亲军1000余人离开肃州大本营。前往新疆哈密。在队伍中，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随着他的乘舆后面。”
今人马宗玉在《湖南骡子左宗棠》一书中如此写道：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68岁的左宗棠跨上白马，率亲兵千余人离开肃州西行。队伍中8名精壮士兵抬着一口黑漆大棺材，随在左宗棠马后。只见队如长龙，旌旗猎猎，在雄浑的大戈壁上前进着。左宗棠作为西征军的大帅，“舁榇以行”，表现了义无反顾的决心。
但清朝国史馆为左宗棠所撰的《国史本传》中，并未采信抬棺出征的说法。左宗棠去世后，闽浙总督杨昌濬、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曾分别于光绪十一年、光绪十二年上折奏报左宗棠勋绩，也并未提及其抬棺出征之事。与此同时，包括杨昌濬、刘锦棠、魏光焘，以及为左宗棠总理营务的王诗正等人的祭文中，都没有说左宗棠抬棺出征。此外，像吴汝纶的《左文襄公神道碑》、蔡冠洛编纂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也未采信抬棺出征之说。
由前文可知，“舁榇出关”说法的源头，是王定安的《湘军记》和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但二书都没有交代此说法的来源。
如何看待这些互有出入的记载呢?笔者曾在首都图书馆查阅《左文襄公全集》，在“书牍，第24卷，第3520页”中，并未找到马宗玉先生所引“舁榇以行”的记载。其次，魏光焘时为甘肃平（凉）庆（阳）泾（州）固（原）道，为左宗棠属下，或许比较了解情况。但在《戡定新疆记》中，他只是挂名，相当于现在的丛书编委会主任，具体执笔者为其幕僚，书中所写有不少讹误。
在左宗棠的书信中，确实曾有诸如生出玉关、马革铜棺等视死如归的话语。比如，光绪元年，他写信催请刘典前来西北为其帮办军务，以便自己能出驻肃州、指挥收复新疆之战，其中就有，“驺从西来，弟免内顾，或不负生出玉关一行”；光绪六年，在给著名学者吴大澂的信中，谈及春暖后将出屯哈密时，也有“至马革铜棺，则固非所计矣”。但显然，这并非是说左宗棠“舁榇以行”。
按左宗棠的性格，如果真的“舁榇以行”，自会在书信中说及。
但无论是他给子女、友朋、僚属的书信中，还是给朝廷的奏折中，都没有关于抬棺出征的直接记载。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从肃州启程往哈密，一路上曾给杨昌濬、金顺、部将谭心可、总理衙门等写信，甚至提及了诸如“甘雨随车”“凉风习习”等天气变化，但并无只字提及抬棺出征；当时与左宗棠一同负责新疆军务的刘锦棠、伊犁将军金顺以及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在给朝廷的相关奏报中，都没有提及左宗棠抬棺出征之事。而且，《左宗棠年谱》也没有类似的记载。
因此，左宗棠“舁榇出关”从肃州前往哈密之说，虽见于不少论著，但仍缺乏当事人的直接记载，尚存疑窦。当然，无论如何，左宗棠“誓与俄人决一死战”的决心，不容置疑。自古以来，玉门几乎成为人们西行的极限。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而左宗棠在给老友赵玉班的信中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悲壮高昂之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