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萨贾德·阿什拉夫(Sajjad Ashraf)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兼职教授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军事合作日益加强,且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但是,印度不愿全面加入军事联盟,这限制了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效果。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和日本外相岩屋毅出席了特朗普第二任就职典礼。借此机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天接待了这三国外长,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会议。苏杰生在社交媒体X(原Twitter)上表示,“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在特朗普政府就职后数小时内举行,意义重大”。他还说,“这凸显了四方安全对话在其成员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2025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日本外相岩屋毅。
此外,四方安全对话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了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其重要意义也引起了中国观察人士的关注——华盛顿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
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起源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的救灾行动,当时,这四个国家协调管理对受灾印度洋国家的援助和救灾工作。三年后,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提议并推动四国利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开展合作,以加强地区稳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四方安全对话呈现反华态势。进行政策评估之后,澳大利亚曾退出这个被视为反华的组织,然而,在向右转并对中国崛起日益警惕之后,这四国在2017年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再度聚首,重新启动了四国安全对话。那时起,四国年度会议的形式和频率有所扩增,而且讨论问题的范围和深度也显著扩大。
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四国一致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担忧,并“重申致力于共同合作”。这表明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后,对抗中国是他的首要任务。他们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四国官员将定期会面,为今年晚些时候在印度举行的四国领导人峰会做准备。
讽刺的是,这些国家都承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台湾问题上,它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在后来发表的一份声明里,日本也提到了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而中国认为这些问题是核心国家利益。
除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后疫情时代疫苗接种计划(预计印度将成为主要受益者),四方安全对话还推出了其他几项举措,包括四方印太地区物流网络试点项目、四方未来港口伙伴关系和四方海上船舶观察团。然而,官僚主义阻碍着疫苗接种计划的全面实施。
▲2024年9月21日,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主持了第四届四方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
该组织迈向军事合作的第一步,是在2024年9月拜登的告别峰会上。当时,四方国家同意举行联合海岸警卫队演习。海岸警卫队在和平时期作为非军事化部队运作,但战时接受军事指挥,因此,四方联盟是保持了名义上的非军事姿态。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演习表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正在逐渐演变为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联盟,可能成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延伸。无论如何,这清楚地反映出四方国家日益重视硬实力。
四方安全对话中的三个国家,即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是安全盟友,在经济、技术和国防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印度是其他三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和技术合作伙伴。2016年以来,美国已将印度视为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印度秉承不结盟外交政策的传统,仍不愿成为军事联盟里的条约盟友,但它仍然与其他三个国家一起参加了以印度西海岸命名的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些演习没有正式被称为“四方演习”,可能表明印度不愿完全加入军事联盟。由于印度不愿对中国采取对抗立场,四方安全对话的凝聚力和自信程度低于部分成员国的预期。
与美国主导的其他亚太地区联盟一样,四方安全对话表面上是和平合作,但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制衡。尽管四方安全对话确定了一些发展计划,但没有一个成员国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丰厚的资金。过去十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在147个国家投资约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1948年,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拨款130亿美元重建西欧。因此,四方安全对话无法替代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小国的资金来源。
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挑战,但中国认为,这是一个“基于美国规则的秩序”。从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构想开始,四方安全对话的目标就很明显:成为军事联盟,以维护安倍所说的自由和独立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现在,四方安全对话发起国的主要关注点似乎就是将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纳入一个军事联盟,以便在未来制衡中国。
尽管面临压力,印度仍不愿加入公开的军事联盟,这使得该组织转而在卫生安全、债务管理、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新兴技术和海上安全信息共享方面进行合作,但这让四方安全对话远未成为安倍晋三所说的“亚洲北约”的核心。
四方安全对话很可能仍是这些国家的小型多边组织。由于无法像中国那样提供丰厚的投资以及印度不愿加入军事联盟,它将无法追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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