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从不是个贪心的人。
十年的婚姻生活，我学会了很多事，比如如何烹饪一桌八菜一汤的家宴，如何在丈夫的脸上读出他的疲惫，如何在婆婆挑剔的目光中保持微笑，唯独没学会如何在公公那双总是深沉如井的眼睛里找到我的位置。
公公名叫齐国栋，是个退休干部，腰板笔直，说话不紧不慢，就连咳嗽都像是提前计算好的节奏。
他的房子里挂着他年轻时和一群人的合影，我认不出那些人是谁，只知道他们站得像一排青松，目光都望向远方，仿佛眼前有一个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的未来。
结婚那天，我穿着红色的旗袍，头上的金饰沉甸甸的，像是某种仪式性的负担，那是婆婆坚持要我戴的，说是传统，说是体面，说是门面。
我站在家门口等着丈夫来接我，阳光照在脸上，有些刺眼，却不及公公第一次审视我的目光锋利。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公公，他皱着眉头，目光从我的头发扫到脚尖，仿佛在检查一件即将入库的商品，而我，就像被晒在阳光下的一条鱼，动弹不得，只能任人打量。
"她就是明明说的那个小学老师？"公公问婆婆，声音不高不低，却足以让我听清每一个字。
"是啊，教书的，人家有文化。"婆婆回答，语气里带着某种讨好。
公公点点头，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一个已知的事实。
婚礼上，亲戚们热热闹闹，推杯换盏，只有公公坐在首席，一杯茶，一双筷子，安静得像是置身事外的观众。
我敬酒时走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公公，请喝酒。"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接过酒杯，抿了一小口，然后说了婚后对我的第一句话："好好过日子。"
五个字，轻飘飘的，像是随手扔下的一枚硬币，我却像捡到宝贝一样把它们珍藏起来，因为那是公公第一次对我说话，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
婚后我们住在城东的一个小区，租的房子，七十平米，阳台朝南，可以晒到整整一下午的太阳。
那是一栋老旧的小楼，电梯常常罢工，我们住在六楼，每天拎着菜和水爬楼梯，像是一种无声的惩罚。
屋子小，但五脏俱全，我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花草点缀，给这个狭小的空间注入了某种生机。
丈夫常说："等我们攒够了首付，就买一套大点的房子，最好能有书房。"
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像个做着美梦的孩子，而我只能附和着点头，心里却盘算着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下个月的房租。
我从不在婆家提及买房的事，那像是在提醒他们我们的贫穷，或者更糟，像是在暗示他们应该资助我们。
我太了解那种被施舍的滋味，那种尴尬的感激，那种隐形的负债，我宁愿承受攀爬六楼的疲惫，也不愿承受那种心灵的重压。
小叔子齐亮和他的妻子王丽住在公婆家的老房子里，那是一套位于城西的两居室，公公婆婆搬去了主卧，把次卧让给了他们。
齐亮比丈夫小五岁，长着一张娃娃脸，说话时总是带着笑，却笑得不太真诚，眼睛里藏着精明。
王丽是他在酒吧认识的女孩，高挑漂亮，妆容精致，不像我这样朴素到几乎透明，她懂得如何让自己成为焦点，懂得如何取悦长辈，也懂得如何在不经意间刺痛他人。
王丽总是笑脸盈盈，每次我们回去吃饭，她都会说："嫂子，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在哪家店买的？"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想知道，只是想让我说出价格，然后她会露出那种"原来只值这么点钱"的表情，仿佛我的衣服和我这个人一样，都不值一提。
公婆对王丽很是喜欢，婆婆常说："丽丽懂事，知道给我们老两口倒茶，隔三差五还买点补品回来。"
每次听到这话，我的心就会微微抽痛，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那种被比较的无力感，被定义为"不如"的挫败感。
我不擅长这种事，或者说，我害怕做这些事会被视为刻意讨好，我害怕自己的真诚变成一种表演，一种交易，一种换取认可的手段。
丈夫齐明是个工程师，整天和图纸、数据打交道，回到家常常一言不发，像是把所有的语言都留在了工地上。
他身材高大，面容沉稳，和他父亲一样不苟言笑，看上去总是心事重重，仿佛肩上扛着整个世界的重量。
我爱他的认真和负责，爱他对工作的专注，也爱他偶尔流露出的温柔，那是只对我一个人展示的温柔，像是冬日里的一缕阳光，短暂却温暖。
我们很少回婆家，除了过年过节，偶尔周末会回去吃个饭，却总是吃完就走，理由是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
真相是，我们都不喜欢那种微妙的氛围，公公的沉默，婆婆的唠叨，王丽的笑容，齐亮的炫耀，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到不自在，像是被困在一个无形的牢笼里，透不过气来。
每次回去，我都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告诉自己这只是几个小时，忍忍就过去了，可每次离开时，我还是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像是终于摆脱了某种无形的束缚。
02
前年冬天，公公突发脑溢血住院了。
那是十二月的一个周二，外面下着小雪，天色灰暗，像是被洗褪了色的旧照片。
接到婆婆的电话时，我正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讲《朝花夕拾》，讲到鲁迅先生对母亲的那种复杂感情，讲到亲情有时是如何在沉默中生长的。
"公公晕倒了，在医院，你们快来吧。"婆婆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立刻请了假，打车赶到医院，那是一家老旧的市立医院，走廊狭窄而拥挤，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混合着病人和家属的焦虑与恐惧。
医院的走廊冷得像冰窖，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我站在重症监护室外，透过玻璃窗看到公公躺在那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忽然觉得他老了很多。
他的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头发灰白，皱纹爬满了额头和眼角，那个在我心中一直挺拔如松的形象，此刻竟显得如此脆弱。
婆婆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睛哭得通红，看到我来了，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你来了。"
"明明呢？"她问。
"他在赶来的路上，可能还要一会儿。"我回答，心里却有些不安，丈夫在外地出差，临时赶回来需要时间。
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家人需要轮流照顾。
"脑溢血，血压太高，太突然了，"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冷静得像是在讨论天气，"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但还需要观察，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我主动请了三天假，在医院守了三个日夜。
那三天里，我第一次真正接近了公公，看着他的睡脸，他紧闭的眼睑下，不知道藏着怎样的梦。
我为他擦拭身体，喂他喝水，量血压，记录每一次的数据变化，像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又像是在偿还一笔看不见的债务。
在那个消毒水气味浓郁的病房里，在那些漫长的静默时刻，我第一次静下心来观察公公，他的眉毛浓密而倔强，鼻梁高挺，嘴唇紧抿，即使在昏迷中，他的面容依然保持着某种威严，某种不容侵犯的尊严。
第三天下午，公公醒了过来，他的目光在病房里游移，最后停在了我的脸上。
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不知道是害怕他认不出我，还是害怕他认出了我却不愿见到我。
"是你啊。"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激起的涟漪，轻得几乎不存在，却真实地触动了我的心。
"公公，您感觉好些了吗？"我紧张地问，声音都有些发抖。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明明呢？"
"他在单位开会，说晚上就过来。"我不敢告诉他丈夫临时出差去了外地，怕他担心。
公公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我以为他又睡着了，正准备起身去倒水。
"你们结婚多久了？"他忽然又开口，声音比刚才稍微有力了一些。
"十年了。"我有些惊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这是我们之间少有的对话之一。
"时间过得真快。"公公叹了口气，"你们有没有打算买房子？"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还是说了实话："我们在攒首付，但是现在房价太高了。"
公公又沉默了，病房里只剩下呼吸机规律的"滴滴"声，那声音像是某种无形的计时器，提醒着生命的脆弱与短暂。
就在我以为谈话结束的时候，公公又说话了："你是个好媳妇，这些年辛苦了。"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叉的手指，那上面有些细小的伤口，是教书和家务留下的痕迹。
这是公公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第一次承认我的付出，第一次给予我肯定，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感到一种莫名的酸涩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丈夫终于赶回来了，他看起来疲惫不堪，眼睛里布满血丝，却坚持要接替我照顾公公。
"你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他轻声说，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点点头，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透过玻璃窗看着里面的父子两人。
丈夫坐在床边，低声说着什么，公公微微点头，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一种我永远无法参与的亲密。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庭，我永远是个外人，一个过客，一个附属品。
这个认知让我既释然又悲伤，释然于不必再强求自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悲伤于这种永恒的疏离感。
03
第五天上午，公公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紧急抢救。
护士把我们都赶出了病房，我们站在走廊上，焦急地等待着，婆婆不停地念叨着"老天爷保佑"，丈夫站在窗边，一言不发，只有小叔子和王丽还在小声地讨论着什么，仿佛这一切与他们无关。
下午两点，医生出来说公公暂时稳定了，但情况依然危急。
丈夫去和医生详谈病情，婆婆去缴费，小叔子和王丽说要去买点吃的，只留下我一个人守在病房外。
护士出来通知我："病人想见您。"
我有些惊讶，不确定是不是听错了，但还是跟着护士走进了病房。
病房里很安静，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留下一道金色的痕迹，像是通往某个神秘世界的路径。
公公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里有本存折，五万块钱，你拿去买些你喜欢的东西。"
我不敢接，"公公，这..."我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突如其来的馈赠。
"拿着吧，"他的声音虚弱却坚定，"你一直很懂事，我都看在眼里。"
我最终接过了信封，它比我想象的要轻，却像是有千斤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不要告诉别人，"公公又说，"这是我给你的，只给你的。"
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让我想起了自己早已过世的父亲，那个在我记忆中模糊不清的形象。
我点点头，把信封小心地放进包里，然后握住公公的手："谢谢您，我会好好用的。"
他的手很凉，皮肤松弛，青筋突起，却意外地有力，像是在传达某种无声的嘱托。
三天后，公公走了，走得很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医院的走廊上，婆婆嚎啕大哭，丈夫沉默地扶着她，眼睛里有泪光闪烁；小叔子愣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介于震惊和茫然之间；王丽站在一旁，手里拿着纸巾，时不时擦一擦干涩的眼睛，像是在完成某种必要的仪式。
而我，我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的城市，那些高楼大厦，那些车水马龙，那些与生死无关的平凡日常，恍惚间，我觉得公公应该就在那些高楼之中的某个地方，用他那双深沉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葬礼上，亲戚们来了很多，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脸上挂着哀伤，却在角落里窃窃私语，目光不时扫向我和丈夫，像是在探寻某种秘密。
公公的律师宣读了遗嘱，大部分存款留给了婆婆，还有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是留给齐亮和王丽的。
律师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声音平稳而机械，仿佛在宣读一份毫无情感的文件，而不是一个人生前的最后心愿。
"齐国栋先生生前购置了一套位于华阳花园的三居室，地段优越，市值约三百万元，由其次子齐亮及其妻子王丽继承。"
我看到王丽的眼睛亮了起来，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而小叔子也挺直了腰板，像是忽然间长高了几分。
"那是老齐一直瞒着我们的，说是给儿子准备的结婚礼物，"婆婆抹着眼泪说，"可惜他没等到亮亮结婚就倒下了。"
她说这话时，眼里有骄傲，也有某种无法言说的遗憾，仿佛在为公公没能亲眼看到小儿子的婚礼而叹息。
亲戚们的目光更加复杂了，有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大儿子什么都没有分到啊。"
"是啊，一分钱都没有，这也太偏心了吧。"另一个声音说。
"谁说没有？房子给了小的，存款肯定是给了大儿子，这不是明摆着吗？"第三个声音插了进来。
这些声音像是一群苍蝇，嗡嗡作响，让人烦躁不安，我想反驳，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公公确实给了我一本存折，虽然只有五万元，远比不上那套房子值钱。
丈夫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像是一尊雕塑，冷静而克制。
回家的路上，他终于开口："别往心里去，父亲自有他的考量。"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手里紧握着那个装有存折的信封，那是公公给我的秘密，一种只属于我们两人之间的默契。
葬礼后的第三天，王丽打电话来，说要请我们去看他们的新房。
她的语气里带着某种难以掩饰的炫耀，像是一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迫不及待地要向所有人展示。
"嫂子，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你弟想请你们去新房子看看，顺便吃个饭。"
我本想拒绝，却被丈夫制止了，他接过电话说："好啊，就这周末吧，我们带点礼物过去。"
挂了电话，我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答应？"
"一家人，总要和睦相处。"丈夫回答，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妥协。
我想说那不是和睦，那是忍让，那是退缩，那是对不公的默许，但我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起餐桌上的碗筷，仿佛这样就能收拾起心中的不平。
04
那是一套位于市中心繁华地段的三居室，宽敞明亮，客厅有一整面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景色。
王丽穿着一身新买的连衣裙，头发做了造型，妆容精致，像是要参加某种重要场合，而不仅仅是招待我们这对普通的亲戚。
她带着我们参观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详细地描述着她的装修计划，那房子现在还是毛坯，却在她的描述中已经变成了豪华的宫殿。
"这是主卧，我打算做个衣帽间，所有女人都梦想有个衣帽间，对吧嫂子？"她笑着问我。
我勉强点头，想起我们的出租屋，连放衣服的柜子都挤得满满当当，更别说什么衣帽间了。
"这是次卧，可以当书房或者客房，将来有了孩子，就当儿童房。"她继续说，眼睛里闪烁着憧憬的光。
"这房子至少值三百多万，"王丽得意地说，"现在这个位置想买都买不到了。"
我看着丈夫的背影，他站在落地窗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背影有些佝偻，像是背负着看不见的重担。
王丽站在我身边，轻声说："嫂子，我听说最近小学老师工资不高啊？"
我点点头："还行，能养活自己。"
她笑了笑："要不你考虑转行？现在做销售挺赚钱的，我表姐就是，年入百万呢。"
我没有回答，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心想我宁愿做一辈子清贫的老师，也不要去做那种只认钱不顾人的工作。
"嫂子，听说爸临走前给了你们五万块钱？"王丽状似无意地问。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明明公公说过不要告诉别人，难道是婆婆或者丈夫说漏了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试图否认，却在她意味深长的目光中感到一种无所遁形的窘迫。
"别装了，婆婆都告诉我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动作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五万也不少了，可以添置些家电什么的。"
我沉默不语，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涩，原来在王丽眼里，我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值得她施舍几句安慰。
晚上回到家，我把信封从抽屉里拿出来，里面是一本陈旧的存折，上面的签名是公公的，存折上写着我的名字——齐海燕。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公公我的全名，他是怎么知道的？是丈夫告诉他的，还是他自己去查的？这个小小的发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原来公公比我想象的要了解我，要关心我。
丈夫看了看，说："去把钱取出来吧，我们可以换个新冰箱，剩下的存起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盯着那本存折，想起公公临终前的眼神，那里面似乎有很多话没有说出口，那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不舍，也有某种释然，像是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你说爸爸为什么只给我们五万，却给亮亮他们一套房子？"我忍不住问丈夫。
丈夫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转过身来看着我："你在介意这个？"
"不是介意，只是不明白。"我辩解道，虽然内心深处确实有那么一点不平。
丈夫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爸爸自有他的道理，他一向是个深思熟虑的人，不会做无缘无故的事。"
这话并没有让我感到安慰，反而增加了我的困惑，如果公公真的深思熟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公平的安排？是因为他更喜欢小儿子和儿媳，还是因为我在他心目中一文不值？
05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银行。
那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国有银行，大厅里人来人往，排队的人不多，我站在那里，回想着这十年来与公公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从不轻易表达感情，但我忽然记起有一次，当我煲的汤被他喝完后，他曾轻轻地说了一句"不错"。
那是他第一次评价我的厨艺，我高兴了好几天，像是得到了某种珍贵的认可。
还有一次，我生病发烧，婆婆不在家，是公公给我端来了热水和退烧药，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东西放在床头，然后轻轻地关上门，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下一位。"柜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走上前，递上存折和身份证："我想把里面的钱都取出来。"
柜员是个年轻的女孩，戴着银行统一的红色丝巾，表情职业而冷漠。
她接过存折，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忽然，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像是遇到了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