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已经人到中年的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时光，依然满怀深情，尤其是当他独自面对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的时候，这种情感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在东山高小学习时，平时总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同学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
毛主席口中的这个作家，正是著名诗人萧三。提到萧三，就不能不提萧三的哥哥萧子升，这个比毛主席小一岁，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比毛主席高一级的学生，他同样是毛主席学生时代曾经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提及萧子升，留在毛主席记忆深处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往事就是，1917年暑假，毛主席曾经和他一道，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身无分文以乞丐的方式，先后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城的难忘经历。
“一个名叫萧瑜（萧子升）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走过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这一个月特殊而难忘的时光，同样给萧子升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四十多年后的1959年，萧子升还特意为此写下一本书，书名就叫《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作为年轻时的挚友，毛主席和萧子升的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我们通过二人的频繁书信来往就可以看出。
据统计，1915年到1918年，毛主席写给萧子升的书信留存下来的就有13封，仅1916年6月底到7月底，一月之间就有三封之多。
毛主席唯一一封用小楷写的书信，就是于1916年写给萧子升的。
子升学长惠鉴：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学安。不一。弟 泽东上言，二月十九日。
这封只有短短一百来字的书信里，“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十二个字，写尽了毛主席和萧子升年少时无比亲密的情谊。
可是，谁能想到，曾经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两个人，会在1921年的那个夏天，从此决裂，分道扬镳，以至于三十多年后的1955年，毛主席托人向远在乌拉圭的萧子升发出回国邀请的时候，萧子升仍然拒绝，甚至连来人的面都没见。
那么，萧子升当年和毛主席为何会决裂到如此的地步呢？
这一切，都要从1918年的留法勤工俭学风潮说起。
新民学会初成立
1918年4月，毛主席和萧子升、蔡和森、罗章龙等人齐聚蔡和森的家中，商议成立新民学会事宜。
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学会的名字就是取自《大学》的名言：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德，在止于至善。学会成立后，萧子升任总干事，毛主席任干事。
通过前期发布征友启事，学会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一大批长沙进步青年的纷纷响应，由最初的20多人，迅速发展壮大至80多人。
学会的会员都是来自长沙当地的莘莘学子和进步教师。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萧三、蔡畅等著名人物，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新民学会后来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
不过，当时，湖南在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下，民主革命发展形势严峻，教育行业也是风声鹤唳，大家都感觉空有一腔热血，却面对这重重黑暗，无力反抗。
正在青年们对于前途命运和革命前进方向迷惘苦闷之际，已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恩师杨昌济给大家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蔡元培等人正在发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各地青年都可以参加。
这对于正处于迷惘之中的新民学会的进步青年们，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信心和希望，如同火炬一般，又重新在每个人的心里被点燃了。
这一年的秋天，满怀信心和希望的萧子升和蔡和森来到了北京，见到了杨昌济，又在杨昌济的引荐下，拜见了蔡元培和吴稚晖等人，开始商讨赴法事项。
之后不久，在萧子升、蔡和森的催促下，毛主席也来到了北京，和他们共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挚友分离心迹疏
来到北京之后，毛主席和萧子升等人住在北京地安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身处异乡的寒冬时节，大家挤在陋室之中，眼望隆然大炕，夜来大被同眠，日子虽然过得清苦，每个人的心里却都是喜悦甜蜜的，一想到前途就是乐园，没有一个人为眼前的环境叫苦，没有一个人对未来灰心。
这一年的10月，大家就开始行动起来，陆续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金县布里村、长辛店开设了四处留法预备班，接待赴法的进步青年。
后来据统计，先后有2000多名学生赴法留学，他们之中，湖南就有500多人，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
自从来到北京之后，毛主席一面忙于赴法事宜，一面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在担任助理员工作期间，毛主席阅读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进步书籍，又阅读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大量文章和革命理论著作。
此时，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一般，毛主席的思想开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不过，同样来到北京的萧子升，却没有时间埋头读书，他整天忙于处理各省学子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又担任华法教育会秘书，各种繁杂的事务，忙到晕头转向。
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再也不能像在湖南长沙一样，可以日日相聚，可以登高望远，吟诗作赋，纵论天下大事。
又是一年秋，昔日校园里的枫叶早已红了，清澈的湘江水，日夜滚滚白浪涌，夕阳的余晖，在水面上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绮丽的嫣红。可是，经冬复历春，日夜流淌的湘江水，却再也等不来风华正茂、携手同行的青年学子。
第二年春二月，萧子升就和湖南第一批赴法青年一道，从上海登上了赴法的渡轮，从此远离了祖国，远离了与他曾经朝夕相伴的挚友。
此时，毛主席却选择留在了北京，并没有去法国留学。
在毛主席看来，当下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最为急迫，一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整理和批判，另一件是做实地调查研究，就如同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一道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城进行的社会调查一般。
毛主席认为，向外发展固然重要，向内实地调查探索，同样重要，所以，毛主席选择留下来。
不过，毛主席选择留在国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家境优渥的萧子升相比，家境贫寒他，此时，母亲又重病在身，是两个舅舅在帮忙照顾，他无论如何不能远赴法国。
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件中，毛主席感伤地提笔写道：“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又感慨道：“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
其时，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月薪是8银元，这和北大教授动辄二三百元月薪相比，少多了。可是，毛主席已经感激不尽了。
多年以后，在和埃德加·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毛主席仍然心怀感恩，感谢李大钊的特殊照顾，才让他有了很不低的工资。
虽然和萧子升隔着千山万水，可是，他们俩依然书信往来频繁。毛主席主编《湘江评论》，就常常给萧子升寄去杂志和信件，进行思想的交流。
此时的毛主席哪里知道，隔着万水千山，他们两个人离得远了，他们的心也离得远了。
挚友决裂再不见
在法国，萧子升深受修正主义思想影响，认为要救国救民，就要走改良主义道路，以教育为工具，开展不流血的温和的革命。
可是，这时期的毛主席已经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革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仅靠办书店、办教育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同样身在法国的蔡和森和毛主席一样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改造中国。
一时间，两派在法国各有大量的追随者，大家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1920年7月，留法部分青年在法国的蒙达尔尼城召开会议，围绕改造中国的途径，展开激烈辩论，一派主张走改良道路，一派主张走革命道路，产生了明显分歧。
会后，萧子升和蔡和森分别写信给毛主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毛主席读信后，斩钉截铁回复道，想通过教育的方法，使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
又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此时，毛主席在内心深处已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坚定认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然而，身在法国的萧子升，仍然固执己见。
1921年3月，萧子升由法国回国，很快就赶赴湖南长沙，与毛主席见面。此时的毛主席，早已辞去了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回到长沙，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萧子升此行，就是要说服毛主席，听从自己的改良之路，而毛主席则寄希望于这一次相见，能够说服萧子升走革命之路。
这一年，从三月到七月，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和萧子升，就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然而，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不能太重感情，否则，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
“如果1000年能实现理想社会，那也是十分欣慰的。”
“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最后，毛主席手指着萧子升，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1921年6月29日薄暮时分，湘江上空，乌云密布，山雨欲来。此时，毛主席和何叔衡正一同来到湘江轮渡码头，准备乘船前往上海。
当渡船途经岳阳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上了船，毛主席定睛一看，正是萧子升。一时之间，心情复杂。
上次闹了个不欢而散的昔日挚友，又在这渡轮上重逢了。在同一个舱室，两人同榻而眠，一直谈到了黎明时分，依然是各执己见。
“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然而，萧子升不为所动。
天亮的时候，毛主席落寞地走出舱室，独自来到甲板上，迎着初升的朝阳，迎着凉爽的清风，眼望水天交接处，陷入到久久的沉思中。
萧子升注意到，毛主席的手里还握着一本书，书名是《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这之后，萧子升就在武汉下船离开，毛主席则赶赴上海，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彼时，毛主席多想，可以把萧子升也带到这个重要的会场来。
此后不久，萧子升又回到了法国，直到1924年，再次回到中国。回到国内的萧子升，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员、北平农事试验场长、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等职，还担任《民报》总编辑。
1930年杨开慧被捕时，萧子升试图营救，却最终因难度太大，归于失败。
1931年，萧子升卷入故宫盗宝案，毛主席始终相信萧子升人品，后被证实是因国民党内斗，遭人陷害。此时，毛主席再一次感叹萧子升没有加入共产党，实在可惜。
自此之后，萧子升选择退出政坛，流亡欧洲。新中国成立后，萧子升定居法国，担任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1951年，图书馆迁往乌拉圭，萧子升随同前往。
1955年，我国一个文艺代表团访问乌拉圭。临行前，毛主席特意嘱咐团长道：“乌拉圭有一个叫做萧子升的中国人，他是我的朋友，你去了之后跟他联系一下，我希望他能回国。”
人世辗转三十载，祖国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在毛主席的内心深处，他仍然忘不了昔日挚友。
令人遗憾的是，萧子升得到消息后，拒绝与代表团见面，对于毛主席带来的口信，也是置若罔闻。
或许，在萧子升的内心深处，仍然在坚持己见，即使毛主席当年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
结语
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萧子升生前曾留有遗嘱，希望死后骨灰与夫人的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半生流落异国他乡的萧子升，在生命的最后，最惦记的还是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
那里，有他最思念的人，那里，有他的青春与理想，那里，也一定还有和他一同漫步橘子洲头的毛主席年轻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