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举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
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时，所作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
司马迁20岁以后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史迹，搜集史料，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对社会和历史增加认识，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非常赞赏，因此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他在1917年暑假，与好友萧子升作伴，以游学的方式，从长沙动身，遍游省内安化、宁乡、益阳、沅江等五县，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土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讲堂录》）的初衷。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之后，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戎马倥偬，仍然利用游击战争的闲暇时机，坚持做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兴国、长冈乡等地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以后，尽管日理万机，但他60%的时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了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
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谈到自己的三个愿望：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价。可见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写给他的朋友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讲述了他受刑的原因，受刑后痛苦的内心，支持他顽强生活下去的信念和追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信中说，他之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如果伏法受诛抗争圣上的戏弄，回击流俗的讪笑，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须知著述“草创未就”，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决不可就此轻生。况且那些留下传世之作的圣贤人物，哪个又没有经历过厄运呢？“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民为作也。”为了撰写不朽巨著，司马迁毅然“隐忍苟活”，在天汉三年毫无畏惧地接受了腐刑。在他心中，只有完成此书“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毛泽东非常钦佩司马迁这种为事业、为理想与命运顽强搏斗的坚韧不拔精神。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其后，毛泽东多次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段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畏困难，不畏挫折，不为逆境所屈服，愈挫愈勇，有所作为。
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引申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是对历史的借鉴和继承，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毛泽东赞同和学习司马迁实地调查的做法，极为尊崇司马迁为了进步事业，不畏逆境敢于拼搏的精神。
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志读。
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司马迁的不朽，并非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而是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毛泽东阅读《史记·高祖本纪》后的眉批。
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比如：
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孤军深入、投降匈奴是错的，但只有司马迁愿意体谅李陵。他说，李陵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将士的性命。
司马迁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却在李陵跌落神坛时，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当汉武帝夷灭李陵三族时，他遭受牵连，却忍辱负重，只为完成最后的大使命。
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
在那个天道衰微、皇权独大的时代，司马迁的文字对帝王将相不屑于折腰，对悲剧英雄不忍于苛责，对贩夫走卒从不藐视，甚至对刺客的梦想和悲欢，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敬意。
读这样的历史，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当时各个领域的智慧，更是亲身体验一个个敢爱敢恨、命运无常的人生。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性，竟然被史家忠实记录，精炼提纯，最后娓娓道来——最高层次的历史，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在司马迁之后，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寥寥无几。
当下能给我们提供指引的，往往不是揭示历史真相和经验教训的史学家，而是触及生命底层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大多数正史的叙述，更像是在掌控历史事件的解释权；今天的历史教育，也不过是历史课本中给到的一堆固定的“事实”。而司马迁却将历史视作实现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的根本路径，以极具启示性的历史书写指示我们——
如何在明确天道与人事的分际下，思考个体命运和历史的趋势；如何在人格的觉醒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未来写作的人。
为当下写作的人，终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后来者所超越。而为未来写作的人，指向的是永恒，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愈加显出其重要性与意义。
司马迁面对的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究天人之际，指向的是对个体命运的叩问；通古今之变，指向的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人性的洞察；成一家之言，则是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
真正理解历史的人，绝不会将司马迁仅仅看作一个历史学家，而是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因此，在今天，当其他史书原典的读者，越来越局限于专业领域的时候；《史记》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早已超越司马迁个人的历史追求，成为更加普遍、令人向往的人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