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了一百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历程，用“十个坚持”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坚持自我革命”，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条。在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堪称表率。
起草《入城纪律细则》
革命战争时期，部队能否坚决、彻底地执行纪律，关系到生死存亡、人心向背。这一点，陈云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
1935年秋，为宣传长征故事，陈云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陈云用了“廉臣”的化名，并假称自己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记述了1934年12月红军渡过湘江后进入湖南境内的情形。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源头之一，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当地民众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十分热情。红军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红军为何能受到如此欢迎呢？陈云指出：“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赤军兵士遵守。”
◆1936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的单行本。
接下来，陈云举了一个例子：“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正因为严格遵守纪律，红军进入贵州后，“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军者”。
长征时期的这段经历让陈云对部队纪律问题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1946年4月6日，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将解放哈尔滨的前夕，为严整部队纪律，当时已经是中共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起草了给北满各省军区、各兵团政治部的《入城纪律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钟赤兵联名签发了这份《细则》。
◆1946年，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哈尔滨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右起：陈云、林枫、吕正操、李立三。
内容如下：
一、尊重私人营业，爱护居民利益。
1．私人工厂一切机械、物品，不得随意动用和破坏。
2．商店、洋行不买东西不得随便进。
3．不私入民宅，不强占民房，不乱拿家具不还。
4．人民身上戴的物品，不得没收和强换。不得拿人之自来水笔、表以及其他饰物和钱财。
二、爱护公共产业，注意公共卫生。
1．学校、工厂、官舍、会社、教堂、医院、公园不得稍有破坏。
2．对邮政局、铁路局、电报局、运输公司要尊重并加以保护。
3．不得在住宅附近、公园、街道上大小便。
三、军人应有品质。
1．不入妓院。
2．不醉酒。
3．不许坐三轮车。
4．对市民态度要和蔼尊敬。
5．自己的服装要整洁。
四、干部如何注意维持秩序。
1．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士兵的模范。
2．随时进行讲话，表扬认真遵守纪律的同志，批评和惩罚违犯纪律的同志，绝对不能采取放任态度。
3．严格注意部队的日常生活管理，不得随时外出。
正是由于严格执行这样的入城纪律，哈尔滨解放后，城市得到很好的接管。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哈尔滨一直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成为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
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员人数大量增加，党组织迅速发展。但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党员成分和思想状况很自然地比过去更为复杂。许多党员虽然向往革命，加入了党组织，但对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是特别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
七七事变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爱国人士历经千辛万苦，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事业。对这些来到延安的人士，党中央是非常重视的，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了很大照顾。他们有的人还加入了党组织。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
这些奔赴延安的人士中有不少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存在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缺乏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身份上入了党，但在行为上并没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抓党员学习教育的同时，他对违反纪律的党员也是毫不留情加以处理，开除刘力功党籍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警示性案例。
刘力功是一名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刘力功“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由于他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毕业时，党组织根据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但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出党。
为了帮助刘力功认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分配的原则，陈云和党组织先后七次找他谈话，但他仍执迷不悟。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
最后一次谈话时，党组织郑重地告诉刘力功，“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并给他时间反省自己。
几天后，刘力功声明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组织不同意他的意见，刘力功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对于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解放》刊发陈云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开除刘力功党籍后，1939年5月23日，陈云撰写了一篇《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文中，陈云对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如何对待党组织分配工作、怎样才能叫作真正遵守党的纪律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于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陈云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关于如何对待党组织分配工作时，陈云指出：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党员决不能说“如果党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如果那样，“实际上不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个人了”。
怎样才能叫作真正遵守纪律呢？陈云指出：“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
◆陈云
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看重纪律呢？陈云解释道：“因为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开除刘力功党籍绝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组织工作，它背后反映了共产党人如何执行党的纪律的问题。为了让年轻党员彻底认识问题之所在，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这一问题，发动了一场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在延安的各机关干部学校中引起很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
一时间，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
看到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悄然兴起，陈云非常高兴。在大讨论的基础上，1939年5月30日，陈云又写下《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提出了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第五，群众模范；
第六，学习。
陈云最后指出：“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六条标准”着眼于党员的思想、纪律、行动，包含了党员与群众关系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要求，深刻揭示党员标准的内在灵魂是坚定党员共产主义信念，为广大党员修养、磨炼和规范自己提供了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是目前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党员标准问题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进步青年来到延安，投身抗战事业。他们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给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存在“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的情况。从本质上看，这种情况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功劳的问题。
1945年5月9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说：功劳里面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绝对“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
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陈云阐释了其中的原因：“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
◆陈云
为什么第二是党呢？陈云通过大量举例，证明了“党的力量是伟大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所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1949年6月10日，陈云收到了陆恺悌的一封信。陆恺悌当时是上海青浦县小蒸镇的一名医生，其父是陈云的老战友陆铨。陆铨1928年1月曾参加陈云领导的青浦小蒸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陆铨全家逃到上海，陈云时常去陆铨家中议事。1949年6月19日，陈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引者注）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陈云这样要求别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陈云给陆恺悌信件节录。
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陈云递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虽然更高了，但是不以革命的功臣自居的信念却更坚定了。他多次要求相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苏联政府要给五大书记每人赠送一辆轿车，陈云坚持把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党的八大之后，“红旗飘飘”丛书要给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
1982年4月，在编辑《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时，陈云特意通过秘书转告编辑组，在文稿选编的《后记》中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绝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陈云正在校阅《陈云文稿选编》。
同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致信陈云办公室，请示恢复陈云旧居问题。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陈云是唯一亲笔回忆在遵义会议上“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参会者，会后还积极向共产国际宣传这次会议精神。出于铭记他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考虑，遵义会议纪念馆故有此提议。
1982年9月30日，陈云通过秘书答复遵义会议纪念馆，提出几点指示：
（一）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刘伯承也没有住过，我们那时开完会都回到遵义警备司令部去住。
（二）不要恢复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如果恢复这个旧址，那是很错误的。我要给遵义党委写信，表明我的这个意见。
（三）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这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
由于陈云的拒绝，恢复旧居一事只好作罢。
2015年6月12日，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陈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贡献作出了客观评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伟人，却一生恪守“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信条，一生坚持自我革命，为世人树立了崇高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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