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观民与大甸子
文 / 邵国田
刘观民，中国著名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首任队长、汉唐研究室主任。生于1931年，病故于2001年7月，享年70岁。
刘观民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首届毕业生，即号称北大考古专业“黄埔一期”学员。毕业后即分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9年协助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发掘辽中京城址，1960年以后发掘了富河、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廟、西水泉等遗址。纠正日本人对红山后第二期文化由于地层混乱所产生的错误，确立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了富河文化，这是对辽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认识上的第一次大飞跃。同时，还调查了阴河两岸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得出该文化聚落是成群分布的规律。“文革”后的二十年里，刘先生和他的团队几乎就一项，即发掘和整理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我刚入文物战线即与先生共同工作了10余年，朝夕相处，经历了大甸子从调查、发掘到报告编写的全过程，许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写成小文，记录于左，以表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一、相遇渗金吐
1974年7月份，正值沙通铁路沿线考古发掘进行了一个多月，工地上迎来了一大队参观者，即视察康家营子辽墓的国家文物局、省和盟文化局的领导们，同行的还有正在松山区初头朗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的刘观民先生。我作为地方文物干部自然被指定为接待人员。他们考察康家营子辽墓后，便来古鲁板蒿乡的渗金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址的发掘现场，在石砌的围墙内分布着半地穴圆形房址，这正是刘先生他们最早考古探索的内容，所以他十分熟悉。
1959年刘观民在辽中京城址发掘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左数第二人徐光冀 第三人刘观民
他们开着两辆吉普车，来到渗金吐遗址考古工地，下车后和我们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文物干部一一握手。这处发掘点有来自喀喇沁旗的郑瑞丰，他曾于1959年发掘过辽中京，那时刘观民也被请到辽中京指导发掘，所以他们两个早就认识。
我是第一次见到刘观民，他中等身材，略有驼背，微胖，很健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脱发严重，说话声音很重而洪亮，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颇具学者风范。
整个发掘现场他看了一遍，在挖掘出的土堆上随手捡到一枚骨锥，他很严肃地说，我不管是在这里的主持发掘，这种成型的骨器怎么会遗弃掉呢？看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考古学家。
接着，又来到白斯朗营子遗址，对这处遗址的发掘没有批评，对新的发现——小河沿文化聚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们考察完这两个遗址后就回旗了，我仍留在工地上。
二、小陈列获得大信息
回到旗后，他们参观了陈列室，引起了刘观民的高度关注，看到成组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器，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墓葬才会有这样完整的陶器出土，而绘的彩也很少脱落，真是意外的惊喜。因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30余年，命名也有10余年，还没有发现墓葬。他回到初头朗后，即派刘普祥前往大甸子实地调查。陪同他们调查的是文化馆的馆长王玉珩。他们还在一座残墓中清理出一件彩绘陶鼎，一件玉斧。
因为我在考古工地上，此时也正处于紧张阶段，这一切我浑然不知。刘普祥返回初头朗后向队长汇报后，并当即决定停止那里发掘工作，从初头朗转移到大甸子。
大甸子遗址和墓地是1973年发现，是旗教育局干部何其善到大甸子中学下乡，看到在修建校舍时往往见有整个人骨架和完整陶器挖出，有些学生便将这些陶器拿回家，老师们也将陶器拿到办公室当笔筒用。何老师将这些情况告诉我，我决定亲自走一趟。
经现场调查发现：大甸子城址为椭圆形围墙，外侧高出地面有2米余，面积达6.6万平方米，沟之西有一座小城，另有6处小型遗址，其中有一处是窑区，位于遗址西南侧，窑炉密集。城壕之北侧即是墓地，占地约2万平方米。
我去大甸子中学调查时，恰在暑假期间，学校除了值班老师外，还有做饭的尤师傅，他们给我提供很多线索，并将摆在各办公室当笔筒的陶器也拿给我，我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到各村学生家去征集大甸子墓地出土的文物，近处很容易就征集到，远一点有十公里，有些难度，一个来回就走大半天，如去宝国吐乡沟门子村征集一件彩绘陶罐时，还遇上了大雨，来回要走20余公里的路。这些陶器有的装菜籽，或供神像香炉，可惜大部分被当成盐篓，不仅彩全部脱落，整个器物也被盐化。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从东北向西南摄）
（图片来自网络）
我对值班的老师说：“你们要保护墓地，将来肯定就要大发掘。”尤师傅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哪有那样的好事。
我将征集到的彩绘陶器和在城址采集的一些石器，画了一组器物图，过了十月一，就去赤峰四分地发掘，我将这些图给郭大顺看了，他十分重视，说这很重要，要我尽快写一个简报发表。我当时只参加一年多的文物工作，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初冬时节，他回到沈阳，又写信催促我。而此时全区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热火朝天，我也马不停蹄四处奔波，救火般应急大会战各种发现，根本没时间写简报。
大甸子遗址和墓地平面图,选自《大甸子》一书（本图略有改动）
所谓文物陈列，是从库房隔出的一间小屋，请当地木匠做了四个立橱，把大甸子和各地大会战中出土的文物展示出来。这是敖汉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展出文物，从此经历从无到有，由少积多的过程。更没有想，就是这个小小的陈列室却收藏重要的信息，被识珠人看到，使刘观民先生一眼看清他和他团队未来工作的方向。
三、第一次发掘
1974年9月初的一天，我在考古工地接到电话，说让马上回新惠，到了旗才知道，刘观民他们要进驻大甸子开始发掘，让我陪同一同前往布点。
中午在旗招待所接待刘观民一行，宾主们都喝些酒，餐后即向大甸子进发。旗里陪同的还有旗政工组长白云涛，副组长耿水利，文教科长于庆等。我和刘观民乘第一辆车领路，我坐在副驾驶，刘观民坐后排，他向我说：“这次去只要挖出一件像你展出的那样彩绘陶，就心满意足了。”我说：“可以跟您打个赌，会挖出一大批来”。
到了大甸子，我协助安排完住宿和民工、伙房等事宜后就离开了。这片墓地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拉开序幕。
沙通铁路敖汉段的发掘工作也行将结束。我因为掌握着两个发掘点的总账目，要进行最终的结算，又加上整个考古队员均去克什克腾旗二八地清理辽代壁画墓，我们只好同去克旗清账。过了十来天清墓和结账结束后，我便急急忙忙回到大甸子。我和刘观民在车上打了赌，老是惦记那是否出土彩绘陶器。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发掘现场
（照片作者提供图）
回到大甸子，得知第一次试掘已接近尾声，共清理45座墓，主要地点中学学生宿舍和伙房附近，工地上还有几座墓没有清完。把我安排在方殿春、王建国的房间，那里原是学校的打更房，成了临时考古库房，我去时正在打木箱装发掘品。
我们住的那屋垛着用毛头纸包裹着人骨架，还有几十个骷髅头堆一北墙，挺吓人的。陶器也摆放的满满的一地，一部分是彩绘陶，颜色艳丽。我跟刘观民说：“这下我赢了”。他高兴地向我笑，接着讲了发掘中找陶器的事，他说，开始挖时总不见有陶器，一连几座墓都是这样，陶器没有放在骨架旁，又放在什么地方呢？揭开这一谜局的是考古所内蒙队的副队长徐光冀，他清理一座墓（均是土坑竖穴墓），又将墓圹四壁全部刮一遍，在靠脚一端的上方出现一壁龛轮廓，土色分明，将壁龛的土清理出去便出现陶器。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很少见。
北京人对国庆节很重视，收工后便急着回京过节。重要是往回运发掘品，在旗运输站雇了一辆卡车，在大甸子装好车后到新惠住了一宿。晚上没有任何的招待，刘观民就住在馆里的土炕上，与王玉珩馆长喝酒几乎到天明。我起早去馆招呼到招待所吃早餐，走进走廊就闻到一股酒味，刘观民正摇摇晃晃地在扫走廊，他跟我说他喝多了。原来，昨晚王馆长和刘先生两个人就着几颗大葱和几个辣椒，喝掉一瓶纯粮酒。我走进宿舍一看，小灶桌上还有剩下的大葱和辣椒，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这种简单的方式更是最真诚的待客之举。
刘观民说早饭不吃了，吃了也得吐出来，就这样把他送上车。试掘工作就结束了，不仅出了一批彩陶，更可贵的是还出土一件兽首形青铜杖首，墓主人应该是掌握大权的显贵人物。
四、第二次发掘
1975年因搞批林批孔运动，大甸子考古发掘被迫停止。1976年才恢复发掘，这一次发掘工地来的人最多，有辽宁大学来了两个班的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敖汉旗24个公社来了21名农民学员，再加上大甸子贫下中农历史研究小组4人，这样加起来光学员就100多人，再加上考古所、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工作人员有100多人。为落实远新指示，在考古现场举办了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还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旗委书记章明任组长，还成立了工地党支部以及后勤组、科教组、宣传组，我任党支部副书记。
全国著名的彩绘陶罍
1976年7月1日出土于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371号大墓
开班仪式前，考古所的人还没有到。开班那天，徐光冀匆匆赶来念祝贺词，章明书记讲话，由此，整个墓地变为辽宁大学开门办学的场地，还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战场”。在办班的一个月期间，也清理了100余座墓，在老师的带领下，每个学员均有发掘的机会，从铲表土、找墓圹、剔土、绘制平、剖线图、器物编号、填写墓葬发掘记录表，到最后验收，就完成了一座墓的发掘过程。我也和同学员一样，到土坑操铲发掘。
总验收就是刘观民一人。墓主人均头西脚东，长方形土坑墓平均深度有5米，靠墓一端没有上、下墓的脚窝。他验收时就拿学员的一表一图，踏着脚窝下到墓坑一项一项地查验，文字描述不对的就写在表格里，绘图也是哪里没有画对，他就写哪个部位上，实在写的画的不合格的，他就写两字批评“重作”。我的退回图和表一大叠，一直保存至今。他很简朴，就光着脚穿塑料凉鞋，不见穿袜子。手握着一个水杯，是罐头瓶改制的，外套一个用各种彩色塑料线绳编织出罩的玻璃杯子。
在大甸子中学伙房西房山子开会，号称“房山子会议”。
正面三人分别是刘晋祥、刘观民、郭大顺（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期间出土了几个大墓，如出土的彩绘陶罍和权杖的371大墓，彩绘陶罍现已名扬天下，能与商代白陶罍相媲美。出土一组玉器的317号墓，主人是个17岁的女性。也就是这座墓发现了一个小石杯存有红色颜料，说明墓主人是彩绘陶器的“画家”。
就在人们紧张而有序的发掘中，一场大批判的气氛弥漫在工地上。一早上，校园围墙靠向工地一面刷写有大字标语，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就连看工地的帐篷也贴上五颜六色的彩纸标语，格外醒目。看来一部人要搞事情，学术权威好像就是指向刘观民，那字是大甸子公社文化站人员的字，很工整的美术字，我找到他问个究竟，他承认了说是那些人让他写的，我说：你马上揭掉，考古工地怎么会贴这些个。接着找相关人员谈话。徐光冀晚上也相继来到我的住处，又将几方的人员召集开会，如果辽大要批，那就回沈阳去批判，工地是出土珍贵文物的重地，几个单位集中，各单位性质不同，不许来这些，就强行压下去。刘观民后来说我护他的驾就指这件突发事件。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彩绘陶罐
选自《赤峰文物大观》封面
一个月以后至7月中，培训班结束。辽大和全旗各公社的学员离开了工地，工地静下来了。到7月28号唐山大地震，工地又很紧张。发掘虽未停止，但防震抗震就是政治，都要搭地震棚。余震不断也很强烈，影响整个发掘的进程。刘观民和徐光冀住在村中计姓的教师家，我和郭大顺住在遗址南侧围墙的单一户刘姓农家。有时在伙房吃完饭往回走，余震来了就很难走回村子，坐的地上也颠晃着。鉴于此，工地提前收兵。
五、第三次发掘
1977年6月至9月末，大甸子迎来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动乱”结束了，人们的心情也无比愉悦，连空气都变得新鲜了。这一次发掘也办班，参加者是昭乌达盟各旗县的文物干部，盟文物工作站也有5个年轻人参加，带队的老师是苏赫先生。培训班没有隆重的开班仪式，也没请各级领导到会，就是讲文物专业的知识，而且是利用雨天上不了工地在教室上课。考古所的除刘观民、徐光冀、刘晋祥外，还来了人骨鉴定专家潘其风、修复的专家王振江、郑文兰等。在中学校门旁盖了伙房兼办公室。我和郭大顺依然住在刘家。刘观民每天依旧拎着那个罐头瓶改做的茶杯到工地，有时也当作酒杯，如果工地有重大考古发现，如出彩绘陶、玉器、铜器，每到晚饭，他总倒大半杯酒喝下去，以示庆祝。那件玉臂饰（其实是架鹰的臂鞲），出土后还在晚饭前拿给苏赫看，苏赫说两个方向曲面做得这样薄，工艺真高。
1977年全盟文物干部短训在大甸子合影
前排左数第四人刘观民、第五人苏赫、第六人刘晋祥
第二排左数第四人为作者（图片作者提供）
在未进行发掘之前5月初，丰收乡白塔子村春汇地时，在位于南荒村东的土坝冲出一座辽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壁画墓，保存完整未被盗掘。刘观民、苏赫开着盟文物站车前来大甸子布点，他们到新惠才知道我在白塔子清墓，他们便到墓地，我正在墓穴里清理，刘观民说，我替你吧！你去大甸子布点吧。就这样，刘先生接着清理完并写出记录来，还补画西南一个立桌，一面镜子架的线图。
给培训班上课的主要是苏赫和刘观民，苏赫讲辽代考古，刘观民讲的是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他没有教案，仅仅是拿几张发掘和调查必填的表格讲大半天，他很少讲基础理论，就讲他自己考古实践。他毕业后的考古范围就在赤峰，讲他在这里的调查发掘，赤峰人听格外有用。田野调查一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河流和河流两岸山势等高线地形图，讲河流为什么弯曲，讲什么是河流的左岸、右岸、第一台地、第二台地，怎样去识别遗址的年代、性质，哪些地方会有哪个时代的遗址，怎样填写调查表，怎样识别出新的考古学文化，“要想探索未知，必须熟知已知，不仅要熟知当地的各种文化也要熟悉全国，尤其是周边的各种考古学文化”，类似的语言成了调查者的“偈语”这就是后来苏秉琦先生的《谈课题》。
我在我的笔记上将这些图都画出，这张表和地形图成了我调查的秘笈，即是刘先生在赤峰南北野外地亲身经历的总结，也是我们每个考古工作田野调查必须遵守的铁律，也是考古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是打开远古神秘之门的金钥匙，是指导我走遍敖汉的山山水水，新的文化线索一个接着一个被识别出来的法宝，也是我在上海教差不多十届学生考古学田野调查课讲的主要内容，学生也最有兴趣听，正如石兴帮先生所说考古学不仅是理论的学科，更是实践的学科，是在有经验的人带领下不断实践才只能掌握。
这次发掘的中间阶段，中途分出一部分人去挖城址，属解剖性质，整个城址共挖掘240平方米，还解剖了城墙、环壕和东南角的一个城门。城内的文化堆积2.5米厚，城门很窄，而且底铺有石块，两壁镶石片，很严禁，而且不止一个门。城墙为板筑。看到这样的情景，真如伟人所言：高高的城墙耸入一个文明的社会，深深的城壕埋葬一个旧的制度。
墓葬共发掘了500余座，是四次挖掘中数量最多的一次，级别高的墓也是最多的。发掘的墓地中心部位，有10余座出土鬶爵的大墓多在这一区内。居于中心位置的一座编号726号的大墓，深达8.4米，长也近4米，有三个壁龛，分别摆放着三个不同部落奉献的随葬品，出土的文物也高档。
这座大墓由于墓太深，穿过黄土层进入沙层，四壁挖的脚窝已立不住了，只能是骑着打井那样横杆上，双手紧握绳旋转着下到墓底。四壁沙层总是向下流落或成片坍塌，身子不能倚壁。这么深的并有险情的由我来操作，只在绘图时叫个帮手为我拉皮尺量尺寸。培训班结束后，又相继发现905、931等大墓，刘观民将大的墓都交给我来清理，这两座墓中出土的编织彩绘筒形罐，胎骨已朽，仅存织痕，清理后用石膏浆灌出来，保留下痕迹。还见漆觚，均成功取回。这些都是在刘老师的指导下进行。
当时的生产队对我们很热情，每逢节日，生产队总要送一只活羊让我们杀了吃。这里离集市很远，伙食很难搞。在青黄不接时在刘老师带领下挖野菜，他说，1960年困难时恰在夏家店发掘，春天农民打完葱籽，将俗称葱棒都扔到河边，他们将青绿色葱棒捡回来当菜吃。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与遗址发掘现场
（远处是城址围墙，城内在发掘。图片作者提供）
六、在承德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
1977年发掘结束后，大约在十月中旬，便将大甸子考古发掘的资料全部集中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别墅区。这里有7处建筑，是建国初期专给中央常委们修建，每处建筑都是单独别墅，我们占用了最里边的两栋和一处兵营。整理编写小组共5人，分工是刘观民负责彩绘陶纹饰，徐光冀负责城址材料，刘晋祥负责陶器分期，郭大顺负责墓葬形制，我负责小件。所谓“小件”即除陶器外的其他所有随葬品，如玉石斧钺、陶石纺轮、铜器、蚌、贝、骨、漆器等，种类多而杂。一直工作到1982年，每年都集中在承德一次或两次，每次1-2个月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多是考古所的人在那里整理。
有了这样的一个考古工作队在此工作，这个别墅区也有了人间烟火气。考古队出资修缮文革期间废弃的房屋，承德文物部门借给考古所用。都是小洋房，屋顶上深灰色瓦是用片岩打制出来，更显得很洋气。最初我和郭大顺住在下面的一栋房子里，这处房子为首长服务军人的营房，靠东面是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一有时间，我俩就打羽毛球。刘观民和刘晋祥住在最上头的东面一栋，徐光冀住在西面一栋。一到暑假那里立刻热闹起来，学生放假，考古所的人们如修复的王亚荣，后调故宫现已成为丝织品修复的“大国工匠”，王㐨、绘图的郭先生等，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如沈从文，史树青等等，都在这里住好久。考古所老师的家属们，主要是子女，一到暑假都聚到山庄来避暑，热闹非凡。
刘观民的夫人晏学也常来看望，每次都从北京带来好多好吃的，在室外地上铺开一个大帆布，席地而坐，享受野炊。有一天晚上在他俩临时拼桌子的“床上”睡觉时，竟然进去一条蛇，喊我们几个年轻人去打蛇。晏学是剧作家，当年她以考古专家为素材，写了一个话剧，剧名叫《芨芨草》，主人公原型或就是刘观民，一个野外的生活布景就是考古工地吃饭的桌就是简陋的木头箱。刘的一个典型习惯动作就是扒开熟蛋蘸盐面吃的情节出现在剧情里。《芨芨草》在人民艺术学院礼堂公演时，刘观民和晏学两人搀扶苏秉琦先生入座，坐位在“C”位，我们也拥簇在周围观看。刘观民尊敬老师可见一斑。
刘观民他们四个人都是苏秉琦的学生，所以他来的次数最多，他在指导他的学生们编写这部可称为中国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并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写推荐信，使大甸子考古报告列为“七.五”期间全国重点社会科研基金的资助项目。
在1977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五省考古发掘成果展，这是文革后国家第一次举办考古方面的展览，大甸子被列为其中一个单元，郭大顺写的简介，刘晋祥亲自送北京，以一座出土鬶爵的墓为主的展品，集中摆放在5个展橱中，引起了轰动。此时，苏先生说出这样的大甸子考古，既有生的城址又有死的墓地，挖掘墓葬数百座，可谓海内“孤篇”。
苏先生关注点是陶器，最初来时他要逐个墓出土的陶器统统看了一遍，我们5个人便实行值班制，每人轮一天，给先生按墓号搬陶器，量尺寸。有一天轮到我值班，苏先生看完陶器往日记本上边画图，边问我道，你们老师教你画陶器用不用尺子呀！我说用呀，他说：“那就错了，古人做这件陶器用尺了吗？不用的，那我们今天来画它也不能用尺子。”还说整理报告时，无论画图者怎么画，整理者要自己动手画，只有亲自画一遍，才能看到陶器的细微处。1981年的春天，苏先生最后一次到承德，召集他的学生就有关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墓和大甸子墓地的报告如何编写进行了一次讲话，记录者是郭大顺和杨虎，讲完后又经郭大顺整理，我带回敖汉打印后寄给郭大顺，收录在《关于编号田野考古发掘报问题》一文中。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玉玦和箍形玉器（来自网络）
1.玉玦1032号墓出土 2.箍形玉器458号墓出土
有一年冬天的一次集中，郭大顺提前离开，刘先生让我搬上来和他住一屋。
白天工作，晚上就聊天。他住那间房向阳且很宽敞，地中间搭个炉子，又向前延长一垛火墙。我们俩一个火墙那边一个火墙这边对聊到深夜，到半夜用塘瓷缸在炉子上煮俩鸡蛋，他还用他那编织罩的罐头瓶倒上满满一瓶，给我准备半斤酒瓷杯也倒满对饮起来，火墙顶上放一张白纸撒上盐，蘸着盐面吃掉鸡蛋下酒菜，一个鸡蛋吃光了，他就去走廊的咸菜缸里捞洋姜咸菜就酒。喝完了还接着聊，快要天明，我也再坚持不住了，出声道：刘老师，这片楼都睡了，只有天上的星星和咱俩还没有睡。他说好，睡吧！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开始掏炉灰，拖地，生炉子、擦桌子，都是轻手轻脚地干恐怕惊醒我，可总是碰到拖布把，戳到炉筒上，亦或是一脚把炉盖踢翻了，弄出很响的动静。并足以会将我惊醒的程度。我们天天如此，我比他小16岁都坚持不住，他白天照样工作，足见其精力充沛。
他要回北京考古所，布置给我的作业我还没有做完，还要留在承德一段时间，就千叮咛万嘱咐，哪个塑料桶是装散装白酒，哪个桶是装丙酮、硫酸等液体，并在瓶盖上贴胶布写上名称，如酒、丙酮、硫酸字样，总怕我误喝。其实，他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就不再喝了。
七、第四次发掘和《大甸子》报告出版、获奖
1982年大甸子考古报告基本结束，但整个墓北面挖到一条东西向的大车道就没有再向北挖，编写报告总觉得北面没有到边，材料不够完整。于是，1983年6月进驻大甸子开始了第四次补充发掘，共清理墓葬100余座，出现了一座鬶爵墓，还清理出钉缀贝壳的靴子，并整体起运回去。总之找到了墓地北边的界限，一个完整的墓地展现在眼前，达到补充发掘的目的。
在这之前，敖汉旗文物普查就于1981年10月初开始了。为了普查，刘观民几次找我谈，并于1981年五一前，郭大顺还领着我、刘晋祥、杨虎三个人上朝阳各县考察他们初步普查成果，看了东山嘴和牛河梁等遗址，学到他们的先行普查的经验。
敖汉旗第一次文物普查进行了一个半月，完成3个分的任务，发现遗址460个，12个人的队伍，共花掉820元。地方财政没有钱，上边也没有拨专项资金，刘观民说，你把单据拿来，我给你报了吧！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彩绘陶鬲（绘有徽帜纹）（图片来自网络）
再次见到书稿已是1984年的事，就是整个书稿，地点也由承德转到了周口店的考古队工作站。那年夏天最热，我去的那些日子还老是下雨，我和刘观民住一栋平房，我住东屋，他住西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他打一大叠书稿交给我，让我修改。他说，郭大顺当了厅长，徐光冀当了所长，能集中来的就你和晋祥了，这次叫你过来看稿子，你不光看你承担的那部分，要通览全稿，有什么意见写下来我们再商量。
稿子均是他工整地书写出来的，他的字很帅气。我看了几天的时间，中间他就回考古所了，就剩下我和刘晋祥。我对我整理那部分详细看，其他人的只能算作学习了，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封面（来自网络）
1990年9月，我被抽调到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到1991年初即农历腊月时回家过春节，路过北京下车到考古所看望刘观民，他对我说：“你来的正好，咱们拍一张作者合影，放在书中”，是考古所摄影师薛玉尧在刘观民办公室拍的，只缺郭大顺一人，然而，这张合影未能放在《大甸子》一书中。
刘观民举行家宴招待我，我在他家最后一次看书稿。我在书房里看到先生为写长篇报告所记的一摞摞卡片和一叠叠修改过的稿子，看到先生为此所付出的心血，从心里敬佩他。
1996年底，我终于看见了这本报告，深红色的封面上烫印着金灿灿的“大甸子”三个字。我迫不及待的从头翻到尾，看哪个器物上了彩版，后记是怎么写的，真有一种“久别重逢，相见恨晚”之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是敖汉旗，整个赤峰市的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以前日本人先后出版了《红山后》、《庆陵》两部大报告。这次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生，以刘观民为主，先后经历了20年的编辑时间才出版发行。出版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评优秀图书奖，《大甸子》荣获三等奖。这部书的稿费和奖金，刘观民全都是按5份平均寄给我们，并在电话中说，荣誉证书在我那，如有需要，我给出具证明。
八、1998年，刘先生最后一次来敖汉，1999年，我最后一次去他家作客。
1998年夏，为迎接赤峰宣传部等部门举办第二届中国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决定博物馆重新布展。在会前，刘观民提前来到赤峰探望他的老友苏赫先生，苏赫在病榻上对刘先生说：“你替我去敖汉看看小邵办展，给他把把关”。他电话告诉我，还说，就不住宾馆了，就住你的办公室，我答应了他。
我知道先生很干净很讲究，就将枕套、褥单、被罩等全部换成新的，又新购蚊帐。安排妥当，先生也到了。来的那天晚上，为迎接他我夫人做了一桌子菜，此时先生虽也喝些酒，但不喝那么多了。
吃完饭，我们就回到单位聊天，他说，我的牙不行了，你就不必弄那么多菜，豆腐和鸡蛋糕就行了，主食就面条和饺子吧！
第二天就开始让先生审阅展览大纲，主要有几件器物时代还没确定，由他确定年代，如将一件椭圆体石筒形器认定为赵宝沟文化。他还认为小河西文化陶器与红山文化有承袭关系，这些具体问题一一得到解答，整好一个礼拜结束，他说回赤峰向苏赫交差。
临走时，还向我夫人要了一小盆倒金钟花。
我因为在办展，赤峰会议我没能参加，全体会议代表参观路线从阜新査海来我旗参观兴隆洼、大甸子遗址后便到旗馆参观展览。当时博物馆展厅仅有170余平方米，但文物还是十分吸引观众的，与会各地代表及外国学者竖起大拇指，他们不知道我的背后有大师在指导。
第二年的4月初，我便去内蒙古考古所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和《敖汉旗辽墓壁画专辑》，5月10号才完稿。回旗经京后到刘观民家做客，我给刘老师买了10斤坛子装的北京二锅头和两条石林烟（刘老师固定吸烟牌子）。到了红庙站，他穿着一身驼色夏衣在站点等候我，到他家后，他指着烟和酒说：“还是邵国田知道我”。
我注意到他家的阳台上摆放的从我家带来的那盆倒挂金钟，小花开得红艳艳。
中午饭晏老师弄了十几道菜，董新林座陪，他还带一瓶进口的红葡萄酒。吃完饭，刘老师将我叫到他的小书房里，要单独和我谈两件事，第一件事说：“都说你们普查很重要，重要在哪儿？还要尽快将普查报告整理出来公布出去。我去帮助你弄，我还住在博物馆里，还是让张老师（指我夫人）给我做饭吃。”第二件事：“苏赫病故了，赤峰人要我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你说写个什么题目好呢？”第一个事我满口答应，对第二件事，我说：“你就写苏赫对赤峰考古的贡献吧！”他说：“这个题目赤峰会有人写的，我就不写了。”我又说：“那就写苏赫在大甸子吧。”他说：“这个题好，但不能给苏赫，给我留着吧！等我死了以后你写《刘观民在大甸子》”。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兽面纹彩绘陶鬲及摹绘图（图片来自网络）
陶鬲出土时均倒立于陶罐之上，故兽面也倒着画。
这个题目我写了几十年，刘观民刚去世时，我就写了一篇，给了一家文物刊物，编辑已排好版即将在刊物上发表，可就在此刻，停刊了，原稿退回。后来再想投稿，原稿找不见了。这些年总觉得有一种愧疚感，重新再写，可是每次写了几页就写不下去，总觉得题目太沉重，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整个心绪被怀念所占有，一直拖到现在，离先生去世已经有24年，总算完成了当年先生的嘱托，只是将先生“在”大甸子改为先生“与”大甸子。
另一项，共同整理文物普查的约定永远不能实现了。只因先生突然病了。我从北京回到敖汉快到7月份，就给先生打电话问他何时来敖汉指导我整文物普查报告，晏老师接到电话说：“你们的老师不能讲话了，得了喉癌。”我这才知道先生得重病。
九、先生的最后心愿
刘先生得病以后，我和先生交流仅能以通信的方式，每星期一信，几乎一直没有断过，陆陆续续直至他最后住进了医院。
记得这当中有一封长信达十多页，信的内容如临绝托孤，他大意说：我们都老了（指《大甸子》编写组成员），还病的病，发掘大甸子城址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你可持我的这封信找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信中较详细的谈他对城址发掘想方法，要解决哪些问题。
我读了信感觉有些诧异，按道理先生是知道县级没有考古发掘权，我也没有那样发掘大城址的资质。他很想挖大甸子城址，此时他病情应该严重了，觉得时日不多了，在交代后事，他仍想到大甸子，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够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我一时不知咋回复他，但还必须回复，只能应着他要求去回答，
说一定找国家文物局尽快发掘大甸子。这明明是不可能达到的事。
在以往闲聊中，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大甸子城址早晚会列入国家考古发掘计划的。他给我写信嘱托大甸子考古发掘的事，说明大甸子在他心目中的份量。
2001年8月1日，我正在水泉村清理一座早期辽墓，吃完晚饭后接到时任敖汉旗长于建设电话，传来刘观民先生去世的噩耗，我一时悲痛不已，第二天一大早赶回于的办公室，简单汇报一下辽墓情况，连衣服都没换直接坐火车去京送先生最后一程。
那天早上8点多，我们在考古所集中坐车去八宝山，参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的遗容很安详，脸庞瘦了好多。
就这样，先生带着诸多的心愿与我们永别了。
一个把考古事业作为终生目标的人，60岁前是积累，60岁后才是出成果的高光时刻。刘先生还在发挥他的“余热”时，却匆匆离世。
他还没来得及享受他创造的两个考古成果——夏家店遗址和大甸子墓地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的喜悦，更来不及原已定好编辑出版大甸子804座墓全部材料，就头也不回地驾鹤西去。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考古人，用一生的精力奔波于内蒙古昭乌达草原，大甸子用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精心破释着大甸子的神秘，著出一本经典的考古报告，使后辈奉为蓝本，这些又使他成为十分不平凡的考古人。
大甸子遗址航拍图（辽宁大学教授王闯 摄于2023年夏）
（图像显示，环大甸子中心城址有十余个圆形围壕）
他尊师德，重情义。因他的同学——李逸友先生发掘宁城辽中京遇到了难题，去京找他的老师夏鼐求救，由此改变了刘先生一生的路径，从中原走向北方，从汉唐转向史前，并由此开创建了内蒙古考古的伟业。敖汉人更应该记住刘观民这个名字，因为他为揭示敖汉真实的远古文明献出毕生。他虽然离开我们有二十余年，他的音容笑貌还常浮现在我眼前。是他，把我领入神圣的考古殿堂。亦师亦友，师情难报。
说不尽的大甸子，永久的刘观民！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评为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国家文物局表彰，并作为先进个人代表赴京参加了表彰大会。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学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