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史前蚌类与贝类神话形象

蚌类与贝类神话形象---郭子菡

2024年11月3日，由扬州大学文学院牵头的“东北史前遗址神话学考察”正式拉开帷幕，本人有幸全程参与了此次考察活动。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东北史前渔猎文化不断发展，如9000年前的海拉尔扎拉诺尔人、7000年前沈阳新乐下层文化、6000年前的昂昂溪文化、密山新开流文化等，都展现了当时渔猎文化的风貌。带着对东北史前以渔猎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辅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认知，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尤其留意了先民留下的渔猎生活痕迹。本次考察对象涉及24家博物馆、6家史前遗址，其中贝类文物是本次考察过程中，最直观反映着东北史前先民临水而居生活背景的文物类型。

在此次考察过程中，笔者观察、记录到的贝类文物主要分布在赤峰博物馆、二道井子博物馆、翁牛特旗博物馆、德辅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哈民遗址博物馆、通辽市博物馆等。其年代跨度较大，包括兴隆洼文化时期、赵宝沟文化时期、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几乎覆盖了东北史前文化的各个历史分期。贝类文物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材质为贝类和形状为贝类。东北史前贝质文物的空间分布也十分广泛，通过前人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蚌器出土遗址的标记可见一斑。

图1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蚌器出土遗址示意图（图源：张大鹏）

一、贝质神话形象

贝质文物又可分为实用器和非实用器，非实用器包括饰品和法器。

首先来看贝质饰品，赤峰市博物馆藏贝类文物三件，为距今5000年小河沿文化时期的熊形蚌饰、人形蚌饰和人首蚌刀，1987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首先，熊形蚌饰呈上下对称的双熊首造型，熊首两耳竖起，每侧熊首下都有突出的双掌，非常清晰地刻画了五指。表面以三孔代表双眼和嘴部，中间有对称分布的两孔，应为串系之用。这件器物反映了先民的熊崇拜，此时的先民对熊的认识以比较完善，熊掌五指分明说明先民已经和熊有较为频繁的近距离接触。人形蚌饰刻画了完整的外轮廓，表面以钻孔的方式标示了五官，胸口位置也有两孔，应该也是穿系所用。此蚌人头顶有线形凸起，可能是彼时神职人员通神时戴的冠，此外，蚌人穿着短裙，腰部有几何纹阴刻线，寥寥数笔，刻画出了织物的纹理和腰带的缠绕方式。人首蚌刀的刀身微微弯曲，刀柄为抽象化人面，用三孔来表示双眼和嘴部。左胸有钻孔，与心脏位置重合，刀身中部有横向贯穿。上述三件器物表面孔道的外径与内径都有细微差别，说明钻孔工具应当为锥形。

图2 赤峰市博物馆藏熊形蚌饰（左）、人形蚌饰（中）、人首蚌刀（右）

人和动物是蚌饰的常见题材，如上文所述这种写实的蚌人却并不多见。此次考察过程中所见蚌人大多高度抽象，呈弯曲状，外轮廓随形，均阴刻同心圆来表示双眼、嘴和肚脐，有的蚌人还出现了双乳。其表面的次生色大多呈褐色，属土沁。这些蚌人不仅体现了时人的审美观和艺术创造力，也为研究东北史前文化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图3 德辅博物馆藏蚌人

除了对人的整体形态的刻画，德辅博物馆还馆藏有一件镶蚌石人像，为德辅博物馆十件镇馆之宝之一。按其表面留下的卡槽可以推测其外轮廓原先应均匀分布12个蚌质三角形，现仅存6个。这12个三角形可能反映着8000年前先民对“年”的最初理解。石人以玉璧为眼，面带微笑，表情生动传神，上端有两个钻孔，为穿系之用，应当是某种挂饰。

图4 德辅博物馆藏镶蚌石人像

以动物为原型的蚌饰除了上文提到的蚌熊，还有蚌虎。德辅博物馆藏两件蚌虎由蚌壳制作而成，通过阴刻线交叉纹刻画了非常逼真的嘴、獠牙、眼睛，腿和爪子、尾巴以及身上的条纹，体现了当时较高的工艺水平。这两只蚌虎呈等待状态，背部对钻双孔用以穿绳佩戴，可能是当时人们的一种随身装饰品。整体受沁较重，沁象真实自然，极为罕见，这也为研究其年代和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文化属性来看，这件蚌虎应属于赵宝沟文化，其表面装饰的几何形刻划纹与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同类纹饰如出一辙，年代距今7200-6500年之间，它的出土对于研究赵宝沟文化的艺术风格、宗教信仰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图5 德辅博物馆藏蚌虎

德辅博物馆还藏有红山文化时期的太阳纹蚌饰，这件器物右边残损，根据残留部分判断其刻画的太阳纹外沿有10个以上的阴刻三角纹，由同心圆、三角纹和放射形线条搭配组成。中心有一对穿孔，符合红山文化时期文物均可悬挂的总体特点。这件太阳纹蚌饰温润光滑，线条繁复，是史前蚌质文物中少见的精品，反映着红山先民对太阳的认知与崇拜。

图6 德辅博物馆藏太阳纹蚌饰

其次是贝质的法器，主要包括占卜器、螺号和蚌璜。其中纹样较为复杂的占卜器（图七上）用阴刻线划分为四部分，每一分区钻有三孔，呈等腰三角形排列，这种独特的纹样是对早期四分法的呈现，可能反映着先民对天文的原始认知。占卜器表面有较深的单色沁，为褐色，应是与土壤长时间接触形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蚌占卜器（图七中）表面布满分布不均、大小不一的圆孔，但并未完全钻通，其背后的涵义我们不得而知，应当是对占卜结果的记录。条状占卜器（图七下）表面的同心圆刻痕较少，通体光滑油润，有裂口贯穿前后，但并未将此物分成两部分，上部依然保持连接，构造类似卡槽，与石刃刀构造相似。

图7 德辅博物馆藏蚌占卜器

无独有偶，在黑龙江民族博物馆，笔者见到了一件鄂伦春族的犴骨摇篮饰件，其骨质部分布满同心圆刻痕，与上文提到的占卜器及蚌人的刻痕相似。这种简单、经典的纹饰历经千年流行至今，也许在最开始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内涵，但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下，它的身份逐渐日常化，作为一种常见的符号，凝练着古人的美好愿景，在千年后依旧熠熠生辉。

图8 黑龙江民族博物馆藏犴骨摇篮饰件

这件螺号是本次考察过程中见到的唯一一件贝质乐器。其保存状态良好，表面带有褐色土沁，头部有一钻孔，应为穿系列之用。螺号表面除背面有数道刻痕外没有其他人工雕琢的痕迹，壳口有缺损，但未见打磨痕迹，不是人为造成的。螺号音色悠远宏亮，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中常被当作法器使用，例如在佛教仪式中，法螺就是重要法器之一，也被称为“右旋白海螺”。海螺的声音常被赋予神圣涵义，代表着神灵的声音或者召唤，能够驱散邪魔、净化空间，因此海螺经常出现在各类庄重仪式中，通过营造庄严神圣的氛围，助信众更好地进入修行与祈福的状态。

图9 德辅博物馆藏螺号

除了贝质独有的法器类型，德辅博物馆还藏有常见法器器型的贝质文物——蚌璜。《说文解字》：“璜,半璧也。”《周礼·大宗伯》：“以玄璜礼北方。”这三件蚌璜形态规整，有着明显的人工雕琢痕迹，均两端钻孔，其中一件右端钻两孔。最上方的蚌璜右端残缺，无法得知其右端孔道数量，但是这件的纹理尤其精美，周身密布横纹，伴有轻微褐色土沁，更凸显了夹杂在横纹中形似鱼鳞的纹路。那志良先生认为璜是模仿“虹”的，并指出大多数出土的璜两端多雕作龙首或兽首纹，与古籍中的“虹饮”相符，这种说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璜除了作为“以玄璜礼北方”的祭祀北方之神玄武的礼器以外，也作佩饰之用，一般说来，大型璜作礼仪玉，中小型璜为佩饰玉。德辅博物馆所藏三件蚌璜应当是神职人员做法时为凸显身份所戴的佩饰。

图10德辅博物馆藏蚌璜

贝质饰品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在此次考察过程中，贝类饰品在多个博物馆及遗址中均有出现，包括赤峰市博物馆、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翁牛特旗博物馆、德辅博物馆、朝阳博物馆、哈民遗址博物馆、通辽市博物馆等。这些贝质饰品造型多样，除了保留贝壳原有外形以外，还有片状、梭状、管状等。先民高超的工艺集中体现在贝质饰品的制作中，从出土的贝类饰品来看，穿孔较为规整，说明当时的穿孔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其次，一些贝类饰品表面经过磨制处理，使其更加光滑、圆润，佩戴起来更加舒适，同时也增加了饰品的美观度。东北史前出土的大量贝饰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和独特的审美观念，他们善于利用自然材料，创造出具有美感的饰品来装饰自己。

图11 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藏蚌饰

图12 德辅博物馆藏蚌饰

图13 朝阳博物馆藏圆形穿孔贝饰（左）及蚌贝（右）

图14 哈民遗址博物馆藏剑蚌及蚌壳

图15 通辽市博物馆藏贝饰

除了上述非实用器，贝质文物还包括一些实用器。德辅博物馆藏有三孔蚌镰一件，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产物。其外形与常见的石镰相似，表面除三个平行对穿孔以外还分布有尺寸较小、刻痕较浅的圆形磨痕。这件蚌镰的出现说明蚌器在东北史前不仅仅被用作祭祀和装饰，也被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是对夏家店先民渔猎文化的直观呈现。

图16 德辅博物馆藏蚌镰

朝阳博物馆藏有蚌觽一件，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文物，距今约3500-4000年。觽是古代一种用来解结的锥子，亦可用来开瓶口、匣盖或作佩饰，《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觿。” 觽一般为骨质或玉质，蚌觽实属罕见。这件蚌觽顶部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顶部有一钻孔，应当是一件佩饰，但其形制也向后人展示了夏家店先民日常生活用具的基本形制。

图17 朝阳博物馆藏蚌觽

二、贝形文物

东北史前文化出土的贝形文物主要表现为钱币。贝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之一。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人们以物易物，贝作为装饰品因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等特点，逐渐成为交换媒介。贝币的材质包括天然海贝和其他材质，其中天然海贝的贝币类型常见的有货贝、拟枣贝、阿文绶贝等，其中货贝最为常用，其贝面上有齿槽，背部多凿有小孔以便携带。其他材质的贝币包括石贝、骨贝、蚌贝、陶贝等仿制贝币。

德辅博物馆馆藏大量贝币，除天然海贝外还有玉币、青铜币、铅币、金币、绿松石贝币、天河石币、煤精石币、陶币、琉璃币、合背币、骨币、石币、蚌币等。其中铅贝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图18 德辅博物馆藏贝币

三、东北史前遗址

贝类文物的使用和功能

上述多个贝类文物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作为饰品日常佩戴、作为工具或交易媒介日常使用，以及作为法器参与祭祀三种。东北先民逐水而居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其高度发展的渔猎文化，贝类以其易取得、易携带、易制作的特点为先民所大量取用。作为直观投射其生产结构的器物，贝类文物让笔者得以管窥为千年前这方水土养育的先民的生活概貌，他们原始的崇拜、独特的审美、真实的物种交流都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贝类渗透进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以抽象的图像凝结着他们最虔诚的信仰，也点缀着先民的生活，反映着先民的审美观念，同时也流入生活，通过交易见证族群交流融合。它们在地下蛰伏千年，带着远古的记忆出现在今人面前，曾经的故事已然蒙上薄纱，吟唱着来自远古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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