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拥有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观其一生，朱先生一直是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间，尽管朱光潜不问政治、不热心党派之争，但一直心向进步青年。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他说到自己对年轻人的希望，就是要如蔡元培所说的那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那个时候，无论是在说诗、论文，还是谈修养，朱光潜从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一直追求真理。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政治观点也明朗起来，逐渐变得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搞了个“抢救学人”计划、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在这份名单上，北大校长胡适居首，朱光潜则是第三号人物。但朱光潜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
这里说明一点：“抢救学人”计划的名单，如去一直没有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蒋介石当局当时从北京接走的第一批人是胡适和陈寅恪两家人，及北大毛子水、北大钱思亮、辅仁大学英千里（英若诚的父亲）、燕京大学张佛泉、黄金鳌等；第二批接走的是清华的校长梅贻琦，以及北平研究院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杨武之（杨振宁父亲），以及董守义、张颐、张起钧、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
朱光潜
朱光潜
当时，朱光潜的身份是北大教授、文艺研究权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士，身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还一贯标榜为自由主义作家。正是这诸多复杂的身份和背景，使得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额外关注，并成为代表性人物。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一文。文中，朱光潜以一个思想改造初步完成者的姿态，不无愧悔地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
“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旧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
“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是走上大路，得到生机。”
在谈及自己学习《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时，他深有体会地说：“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他说：“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
最后，他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朱光潜的这份《自我检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第一份检讨，首开检讨之先河。
1946年朱光潜和妻子奚今吾在成都
1928年未婚时的朱光潜、奚今吾（前左一、左二）
《自我检讨》发表之后，朱光潜还陆续多次撰文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心得体会。如：《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注：此文未收入《朱光潜全集》）《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縂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
朱光潜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通过对比新旧中国的不同，他的感触良多、思想改变很大，心悦诚服地建立起了对中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上面这些剖析和检讨自己的文章中，就可以了解到他的这段心路历程。在这些”检讨”中，看不到任何的勉强、牵强，有的只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如去还记得后来报道的一件事。1983年3月，朱光潜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曾经这么介绍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朱先生的这句话给如去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是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名，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才是实。和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是共产党员的人相比，朱先生的人格高尚何止百倍？！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先生在北京病逝。此去数十年，如去特辑录以上旧事几则、以志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