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写了《动物农场》一书，给苏俄制度画了一副肖相，看起来是虚构，实际上是写生。
提起乔治·奥威尔，很多人都知道，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其中《一九八四》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
奥威尔一生短暂，但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奥威尔是英国人，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墨蒂哈里，原名埃里克·布莱尔，作为占领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长大后，出于要当作家的个人理想，奥威尔来到巴黎，住在拉丁区简陋的出租房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身上仅有了一点钱又被人偷了，只好去饭馆刷盘子，一天工作13个小时，还时不时生病，每天咳嗽不断。他甚至产生过让警察把他抓走，关在监狱里，这样就能吃饱饭。
在最底层挣扎了两年后，奥威尔回到英国，终于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说是小说，其实全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不想让家人看到他的落魄，决定选个笔名，自此，乔治·奥威尔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莱尔。这两年的流浪让奥威尔成为一个人道社会主义者。迈耶斯说：“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原则基础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信念为基础。”
奥威尔回到英国后受一家杂志委托，去调查英国北方工业地区失业和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就是那部报告文学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杂志拿这篇东西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说他们都是通过详实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极其恶劣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从这部作品看，奥威尔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为极为痛恨。他敏锐指出，贫穷是那些邪恶之人煽动民粹与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借口。
最终决定奥威尔思想倾向的西班牙内战。他不仅参加了共和派与叛乱派的战争，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咽喉，差点要了他的命，也经历了共和派内部的战争，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与叛乱派的战斗，他将之称为“内战中的内战”。他要不是逃得快，差点死于共和派中的极左翼党派之手。正是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让他对独裁与民主，暴政与自由的区别有了深刻的体会和思考。奥威尔亲眼看到了“白色恐怖正在实施，对政党的无情镇压，万马齐喑的出版审查，无休止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的未经庭审的监禁。当我们6月底离开巴塞罗那时，各座监狱正在扩建，只是现在关押的人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
奥威尔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苏俄制度从来没有一个一贯的价值标准，这个政权活动的目的就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由此实现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某种情况下，夺取政权的需要使它打出革命的旗号，而一旦政权到手，或又有了新的利益需要，它完全可以站到对抗自由的反革命一边。
在西班牙内战中饱受冲击的奥威尔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他要向英国人民说出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义的描述，战斗者的英勇行为都不足以呈现这场内战的真相。
从这里，奥威尔从人道主义的维护者转向了极权主义的批判者。
奥威尔曾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作》，明白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创作观，很值得我们了解。他称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经历，让他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他说：“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明白了他的这个态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专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仅对专制暴政的批评刀刀见血，同时又不失文字上的优美，艺术上的完善，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在小说《上来透口气》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奥威尔那时已经思考暴政统治的来临。那是他在参加一场左翼联盟的演讲会时，听到了演讲者不停地重复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战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后的世界，那个我们就要沉沦陷入的世界，充满仇恨和口号的世界，到处是迷彩服、铁丝网、橡胶警棍、电灯日夜长明的秘密监狱，在你睡觉时也监视着你的密探，还有游行和印着巨大脸庞的海报，上百万人为领袖震耳欲聋的欢呼。”这段描写成为后来的小说《1984》中的场景，只是更具体，更细致，更可怕。
奥威尔的小说揭示的不仅是权力的循环诅咒，更是文明演进中难以根治的癌变——任何试图建立完美秩序的努力，都可能成为孕育新极权的温床。这个关于动物革命的寓言，在多年后依然能引发灵魂震颤，因为它直指文明演进中最深层的悖论。
真正的觉醒在于保持对任何绝对真理的警惕，守护独立思考的星火。因为文明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始于我们主动交出头颅中的那寸自由之地。
这就是奥威尔留给世人最大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