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元年间的一天，西川节度使刘辟病了。一方大员贵体有恙，地方官很懂事地排着队前去探视。这本来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却不料“闹鬼”了。
估计刘辟烧糊涂了，出现了幻觉，他抬眼一看，只见官员们一个个双手伏地，撅起屁股倒爬着涌向自己。
刘辟惊讶得合不上嘴，而官员们如同被施了魔咒一般，竟然纷纷爬进他的口中。恍惚间，刘辟不由自主地开动双排齿轮，将那些官员们当作糖豆子似的嚼得粉碎，咽进肚里。
直到一个叫卢文若的人出现，刘辟才陡然清醒，结束了这场令人恐怖的“人餐”。
初，辟尝病，见诸问疾者来，皆以手据地，倒行入辟口，辟因砾裂食之；惟卢文若至，则如平常。故尤与文若厚，竟以同恶俱赤族，不其怪欤！
这个故事怎么看都像当时流行的“怪志小说”，但它却真真切切地记载于正史《旧唐书》。作为正史，它为何要记载这么不靠谱的怪谈呢？又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要想弄清楚背后的深意，我们就要从刘辟这个人谈起。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镇守蜀地二十一年的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了。
韦皋这个人很了不得，此人堪称大唐帝国在西南地区的一根定海神针。在任期间他联合南诏、东蛮打击吐蕃，他重启南方丝绸之路，推动了大唐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他与民休息，推动文化发展，缔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蜀地。
因此韦皋在当地获得了令人咋舌的声望，以至于被世人讹传是“诸葛亮转世”。
就在朝廷接到韦皋病逝的噩耗同时，又一封让朝廷恼火的信函随之而来：韦皋死了，当地官员一致推举我为继任节度使，请朝廷批准！
写这封信的就是刘辟，度支副使。
地方大员自由朝廷任命，一个蜀地财政官员哪来的胆子，竟敢跟朝廷要官？
唉！时代不同了，自从安史之乱后，以河朔三镇为代表，早就变成了独立山头，节度使变成了地方豪族的“祖传家宝”，老子死了儿接班，朝廷只能承认。
不过，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彼时节度使世袭的病灶还没有全面爆发，敢跟朝廷叫板的只有少数几个藩镇，像西川这地方还一直是朝廷直控的势力范围。
刘辟在大唐其实就是个很普通的官员，以至于史书对他的生平记载不详，只知道他进士出身，小士族阶级而已，如果不是这封捅破天的大事，史书未必会留下他的名字。
那么，刘辟喝高啦？还真不是，有两件事让他“酒壮怂人胆”。
第一件事就是朝廷频频出现大变故，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驾崩，当月唐顺宗即位。岂料，这位当了二十多年太子的唐顺宗，才即位八个月就被迫禅位给儿子唐宪宗。彼时，唐德宗的灵柩还没下葬。
唐顺宗之所以让出皇位，是因为他的“永贞革新”得罪了一大批人，包括韦皋在内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于是，在太监俱文珍等人的干预下，唐顺宗被迫禅位，“永贞革新”翻了浪花就泯灭了。
刘辟冷笑，朝廷一天不如一天，藩镇之患愈演愈烈，如今宦官竟然可以废立皇帝，李家的命数该到头了。
年轻的皇帝还能比他爹、他爷爷厉害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谁敢说西川不能属于我的天下？
第二件事就是刘辟获得了地方士族阶级的支持。
今天的人在看待“安史之乱”时，往往看不透一个本质，那绝不是唐玄宗个人的昏聩，也绝不是一个安禄山的罪过，本质上，那场动乱是大唐帝国庶组阶级与士族阶级之间的终极战斗。
大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豪门士族集团为根基的政权，是一个等级特权社会，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垄断了上层资源，并世代相传。
与此同时，在科举制度的催生下，庶组阶级（小士族阶级）的队伍却蓬勃发展。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那些庶族集团撞上了士族集团“特权门”，他们或出仕无门，或升迁无望。
于是藩镇竟然成了庶组阶级实现个人价值的“法外之地”，以安禄山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