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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贵州榕江一中
黄质夫先生是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今贵州榕江一中）的第一任校长，是这个学校的开创人，在国师工作达五年之久，为历届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人，因而对国师的影响至深。可以这样说，国师的成就即为黄质夫先生的成就，黄先生的失误可以直接导致国师的不利。黄先生与国师是分不开的。
黄先生不畏困难，吃苦耐劳，苦干实干的精神，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果断的办事魄力，一向为人所称颂。他在事业上的雄心，也是令人敬佩的。在黄先生的精心谋划下，不到三年，国师就成为一所学生近千，班级十八个（不包括黎平分校和附属小学），具有小学部、初中部、四年制简易师范部、三年制中师部这样一个完整的中等专业学校。黄先生并不满足于此，曾计划开创大学部，将“学校”变成“学院”。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宏伟计划未能成为事实，黄先生的理想没有完成，实为一大憾事。
国师迁榕时，榕江拨赠的教学楼，仅是全县唯一的一座“凹”形木质结构楼房，后起名为“四维院”，办公室占用了正房的整个楼底，教学楼也只有十个教室。后来学生和班级增多，于1943年在西山麓新建一幢“一”字形两层木质结构房屋，有八个教室和六个办公室，这座新楼名为“力行院”。两院均坐西向东，相距二百公尺，穿过水田有石板大路可通。在新建“力行院”时，全校师生员工协力同心，一起动手 ，黄校长以身作则，亲自参加抬木料、运瓦等劳动，仅用半年时间就全部落成，付诸使用。1945年秋，榕江淫雨连绵，山洪暴涨，造成空前水灾。 水退后，学校即时进行善后工作，一面将“四维院”复位，一面到柳树坪拆散“力行院”，将木、瓦运回原址重建。
师范部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几百人吃饭要饭厅，睡觉要宿舍，用水要水源，学校将“三义宫”会馆稍事改建，加以美化，就成了礼堂和饭厅。戏台上、正殿里、酒楼上下、都摆满了饭桌坐凳，按八人一桌，编好固定席位按坐就餐。若要开会，只须将正殿桌凳移开，就成为可容数百人的会场。会散后，仍将桌凳复原。文艺表演，戏台也是现成的，颇为方便。“三义宫”南面是龙王庙，仅有一墙之隔。在砖墙上开个门洞，两处就贯通了。龙王庙兼作厨房是完全够用的。
用水问题，最初每天派约二十人到一公里以外的河里去挑水，有时还不够用，后来发觉距学校约三华里的西山半山腰有一股清泉，终年流水潺潺。学校组织学生到几里外的高山抬来竹管将水引来供饮用，专设一个导水组经常检查维修，保证终年不断水。这泉水除满足学校使用外，还可以免费供应附近居民。至于学生洗涤用水，则取自水井。
清朝时期县衙门留下的房舍，用作学生宿舍。后来学生增加，此处不敷应用，又将福建会馆（天后宫）改为宿舍。1944年，国立汉民中学由桂林迁来时，曾把天后宫部分房屋借给他们作教室和宿舍，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国师设医务室，有专职校医。在一段时间内还有一个十多张床位的病房。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医务室只有一般药品，只能医治一般轻病，但在那种情况下，全校师生员工都能享受免费 治疗，也算不错了。
对于图书仪器设备，国师也很重视，可以说是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图书馆设在学校风景区旁边的“张公祠”里，藏书一部分由青岩学校带来，一部分为原榕江龙岗书院的旧书，如《十三经》《二十四史》等，大部分新购，共约二万余册。黄校长曾千方百计从上海、香港等地买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整套《万有文库》，不惜重资在榕江购买私人珍藏的《文华画报》《良友画报》，从创刊号起，一期不缺。还由重庆、成都等地购置了比较齐全的理化实验仪器、生物标本、模型等教学设备。在当时，能买到这些图书仪器已很不容易，从几千里之外运到榕江，更是不容易。当仪器、标本、模型等运来之后，曾公开展览，让人参观。可惜，在1945年的空前水灾中，这些图书、仪器、标本有些严重损坏，有些仅存残骸，有些竟付之东流，令人非常痛心。
在运动场北面，图书馆南侧，有一座独立的小山，一棵挺拔的苍松倚山而立，山脚下是一个不大的荷花池。地面绿草茵茵，一座兼作音乐教室的舞台——新民台，紧靠着运动场，台前竖着两根各长数丈的旗杆。这就是国师的风景区。课余时，同学们三三两两到此消散一天的疲劳，歌声、笑声、读书声，声声悦耳。社会群众也常来这里游玩，分享乐趣。
学校内道路纵横，四通八达，平坦宽阔，全部是三合土路面，没有一条道路是弯曲的，路旁的行道树郁郁葱葱，烈日天走过，也很少被太阳晒着，即使走到校办农场，除田埂和菜畦外，交通道也保持一定的宽度，路旁绿树垂荫。对于环境的绿化和美化，国师是非常讲究，也搞得很出色的。
1944年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六六级全体同学欢送黄校长赴渝述职纪念
由于国师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执行严格的管理，学生们都很规矩。不论在校内校外，集体行动和个别活动，每个人都随时保持着整洁的服装和端庄的仪表。勾肩搭背，嬉皮笑脸及其他轻佻的言语和行动很少出现。在街上遇见老师，必须站在路旁举手行礼。进办公室必须先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进去。不敬师长、赌博、谈恋爱、酗酒、盗窃、吸烟等，都在严禁之列；如有违犯，一经发现，轻则训斥、记过、留校察看，重则开除学籍，勒令离校。当时校风确实很好。虽然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近乎于粗暴，但客观上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
本文摘自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仪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1992年出版）。作者：李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