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南田山的刘伯温庙内，游客们常对着“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匾额拍照留念。却少有人驻足偏殿，那里陈列着刘琏的《请罢建祠疏》、刘璟的血衣残片、刘廌的田契抄本。
这些蒙尘的文物，默默诉说着一个真相：神坛上的刘伯温越是金光璀璨，庙堂下的刘氏子孙越是遍体鳞伤。
青田书生
1311年，浙江处州青田县的刘家宅邸传来一声婴啼。
这个生于书香门第的男孩，被父亲寄予厚望，取名刘基，字伯温。青田山水毓秀，楠溪江畔的琅琅书声，伴随着他度过了整个童年。
刘伯温自幼展露天资，他读书一目十行，终生不忘。
12岁时，他已通晓《春秋》大义，能即兴作《春秋明经》注疏，令县学教谕惊叹“此子他日必为经世大儒”。
在元代森严的“四等人制”下，身为“南人”的刘伯温面临着比北方士子更严苛的科举门槛。
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在14岁时考取秀才，20岁中举人，23岁便高中进士，创造了元代南人科举的奇迹。
这场科举的胜利，在青田引起轰动。
当年主考官揭榜时，特意在刘伯温的考卷上朱批：“沉雄雅健，有子房帷幄之才。”
这位江南才子的命运似乎就此铺就金光大道。然而，他未曾料到，自己即将踏入的，是一个王朝末年的腐朽官场。
“囚徒”
1336年，25岁的刘伯温初入仕途，授江西高安县丞。
这个正八品的小官，却让他见识了元朝统治的溃烂。甫一上任，刘伯温就遇到了豪强侵占民田案，他秉公审理，将土地判归原主。
不曾想，三日后，行省参政的私函就送到了高安县衙的案头。与私函一并送来的，还有百两白银，并要求刘伯温“酌情再审”。
年轻的刘伯温在官牍上愤然写下“法不可易，民不可欺”，将银两原封退回。
这样的刚直为他赢得了“刘青天”的民誉，却也招致了仕途的第一次贬谪。1341年，刘伯温调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主管科举教育。
他在杭州西湖畔建稽古阁，广纳寒门学子，提出“取士不问南北，唯才是举”的改革主张。这一举动触动了蒙古贵族的利益，御史台弹劾他“变乱祖制”，刘伯温被迫辞官，返回青田隐居。
此后二十年间，他在仕隐之间四度徘徊。
1348年，刘伯温复出任浙东元帅府都事，参与镇压方国珍起义。他痛恨农民起义，献策“剿抚并用”，却被上官斥为“书生妄议”，反遭羁押三月。
4年后，刘伯温改任江浙行省郎中。
在职期间，他又上疏力主加固杭州城防，招致上司不满。更有甚者，在当权者克扣筑城银两时，他又当堂怒斥：“诸公欲使杭州为第二个襄阳乎？”
于是，刘伯温次日就被调离要职。
1356年，不甘“寂寞”的刘伯温再次出仕，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官。他见饥民遍野而官仓紧闭，就私开粮仓赈济。可不久后，刘伯温就被弹劾“擅权逾矩”，再遭罢黜。
由此，刘伯温彻底绝了仕元之心。
这段经历在刘伯温心中刻下深痕。晚年回忆时，他曾对长子刘琏叹息：“元室如漏舟行于怒涛，舟中人犹自酣歌。”
这位清醒的士大夫，成了末世官场格格不入的“囚徒”。
“帝王师”
1360年，红巾军起义遍布大江南北，元廷如腐朽之木，再无论掌控长江以南，50岁的刘伯温也迎来人生转折。
应天府来的信使带来了朱元璋的亲笔信：“久闻先生抱伊吕之才，怀孔孟之道，愿以师礼事之。”
彼时的朱元璋，虽已占据南京，但西有陈友谅60万水师压境，东有张士诚虎视眈眈，北有元军余部，形势危如累卵。
刘伯温的抉择充满矛盾。然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最终压倒了隐逸之念。
在朱元璋的书信抵达不久，刘伯温就携弟子章溢、叶琛赴南京。朱元璋对他很是敬重，亲自赶到聚宝门外迎接，握着刘伯温的手，称道：“吾之子房至矣！”
这场相遇改写了中国历史。
刘伯温初献《时务十八策》，强化南京城防，广积粮草；实行屯田制，兵农合一；暂避元廷锋芒，积蓄实力，奠定了明朝立国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