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9日，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实行“无差别级”轰炸。南京城内，到处是惊慌恐惧和寻求躲避的面孔，越来越多的建筑物成为废墟。
面对日军的暴行，一个居住在南京城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开始写他的“战时日记”。拉贝的日记不是躲在屋子里杜撰，而是记录他的亲眼所见，真实详尽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先在北京的一家德国公司任职，后转到西门子洋行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时，拉贝在南京的西门子洋行任职，此时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近30年，是个十足的中国通。
在中国期间，拉贝比较喜欢中国文化，他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照片和绘画资料。在南京工作后，甚至还开办过一所德国学校，因此，拉贝在德国侨民和外籍人士中声望颇高。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战火迅速蔓延，南京国民政府被迫溃逃西迁。此时，上海等周边城市纷纷告急，南京城人心惶惶，难民成群，已成无秩之地。
11月19日，居住在南京的一些外籍人士经过磋商，决定参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立难民收容所的先例，成立一个国际救助机构，命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22日，拉贝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展开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致使大批难民涌入“安全区”，在这不足4平方公里的区域里，最高时拥挤了29万多难民。但是，日军无视国际法则，肆意进入安全区抢掠抓人，让安全区名存实亡。即便如此，经战后评估，“安全区”至少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因为如果难民流落街头，被日本人看到，几乎必死无疑。甚至在拉贝的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地——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也保护了600多位难民，成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25个国际安全区之一。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的三个月时间里，拉贝殚精竭虑，作为一个外国人，行使着实际上是“南京市长”的职责。日军攻占南京前夕，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来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求“安全区”承担起职责，给拉贝留下了450名警察、3万担米、8万元钱后，自己于12月7日逃跑。
但是，面对肆无忌惮的日本军人，拉贝在很多事情上也是无能为力，他只能尽力最大努力和日本人周旋。拉贝因保护不了更多中国人而痛苦，也因日本人的肆意杀戮而愤怒。他把所见到的日军暴行详细地写进日记中，希望将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人间惨剧。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目睹这些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但是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日本人在这里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
1938年2月，西门子总部迫于压力召回了拉贝，他身上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也被迫卸下。
事实上，约翰·拉贝从1931年11月已经开始写《拉贝日记》，而他的南京“战时日记”，则从1937年9月20日开始，到1938年2月23日他离开南京时结束，占《拉贝日记》的整整一半。一桩桩，一幕幕，日军所犯罪行，在拉贝南京战时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可惜的是，拉贝回国后，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德当局扣押报告，没有被公开。盖世太保还一度逮捕了他，并收走拉贝的6本日记和一些记录的影片胶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曾被怀疑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导致这些日记没能作为直接证据，出现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直到1997年，《拉贝日记》才得以正式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善良的辛德勒式的拯救者。1948年，在拉贝生活艰难、全家一度濒临饿毙的时刻，听闻消息的南京市民积极组织募捐，国民政府也每月拿出金钱和粮食给予接济。
1950年1月5日，拉贝突然中风去世。被安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后来因占地期限已到，柏林市政部门想清除该墓，2013年12月，南京市政府出面，代为支付了四十年的墓地租金，并修缮了拉贝墓园。而拉贝墓碑则被其家人赠送给南京，现存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实展厅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