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引发痛苦的事件本身，我认为反倒是因为不被认同的这一连串过程一再反复，才使得女性的痛苦越发严重······我所经历的痛苦无法与他人连接的时候——苦痛便会加深。”——河美娜《我的痛苦有名字吗？》
每当看到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时，我总会最先想起河马。虽然上述文字描述的是女性抑郁症，与《初步举证》的故事并不十分吻合，但女性所面临苦痛的处境似乎总是长着一样的面孔，如果用泰莎的故事代入这段话，也毫无违和。
浅浅介绍一下，2月28日上映的《初步举证》是一部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实录的戏剧作品，虽然在大荧幕放映，但并非传统电影，它的实体是一场舞台剧官摄，没有华丽的场景，全程只有一位演员——朱迪·科默，以及她109分钟的独角戏。
故事讲述一位年轻的顶级刑事辩护律师泰莎，成为性侵受害者后站上法庭的故事。经历了恐惧与混乱的侵袭，在身份与视角的不断转换后，泰莎觉醒过来，勇敢而坚定地对长久以来由男性主导的司法体系进行了一次掷地有声的诘问。
在叙事结构中泰莎的身份与视角都经历了几次翻转，一次是作为旁观者/受害者，也可以看作是加害者的共犯（辩护人）/受害者，还有一次是同时作为加害者与被害者，即她在782天内用自己被训练过的职业技能反复在脑海中对身为受害者的自己进行交叉问话，寻找自己话中可以被挑刺的漏洞，她在用法律的逻辑来攻破自己，她曾经引以为傲的武器如同回旋镖一般击中了自己。
她恐惧在自己的审判中成为“第二”，因为这不再是一个追逐输与赢的场域，而是她的人生审判，包含了她过往人生中深信不疑的对现有司法体系的信仰。当她终于意识到，错的不是自己无法冷静地做出逻辑缜密的证言，而是这个由男人主导的司法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乎过性侵犯罪中女性受害者的人权与尊严。
根本没有完美受害者，完美的证言从来都不可能存在，经历过性侵的受害者说法前后不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使是精通法律的泰莎，也会忘记要保存证据而只想着洗澡；在法庭上屡战屡胜的辩护律师，也会在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时候语无伦次。只因为是人。
《初步举证》也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美剧《难以置信》（2019），其中有一些相似的情节，一个女孩被性侵了但因证据不足、说法前后不一而被质疑是报假案，受害者被当成谎话精、“关种”，在警察冰冷地反复质询中受到二次伤害。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女孩被两个身材魁梧的男警察询问被性侵的过程，她必须不断地回想起可怕遭遇的细节。
这是一个封闭式构图，画面一看望去只有两个警察的庞大身躯，女孩正对镜头但被夹在两人中间，她的空间和话语权是被挤压的状态，压迫感溢出荧幕。房间给人的视觉印象和两个警察的头顶一样是光秃秃的，衬托出气氛的冰冷严肃。仅仅透过这一个镜头，就可以想象剧中的女孩正面临怎样的处境。
每次看这种作品最感到沉重的不是题材或情节如何，而是“改编自真实案件”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那代表现实中某个人甚至一群人受到了伤害，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经过戏剧化的痛苦并不会随着体裁而转为虚构，痛苦是不会稀释的，但会被看见，更有必要被看见。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作品反复在强调着这一点。
河马的书中也有这样的话：“女性的角色正在快速变化当中，但世界并没有跟上这些变化。”
那么世界到底要何时才能跟上这些变化呢？
《初步举证》演出后反响非常热烈，朱迪·科默在节目中表示有很多亲身经历的女性给她来信。在英国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受害的数据···并不仅是数据，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朱迪·科默意识到这部作品已经超过了戏剧的范畴，而在为某种更大的事务发声。
结尾泰莎从男人们的“骗局”中醒悟过来，开始质疑只能得到这种槽糕判决的根源——司法体系，但她还是被无视了，法官说她说得太多了，而戏剧的张力却没有被这无力的轻视消解，泰莎虽败犹荣。
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最个人的事就是最政治的事。”一个受害者站出来，一部作品诞生并引发公共讨论，看起来渺小，却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持续地发声总是必要，世界也在酝酿着改变的力量，总有一天会跟上女性的步伐吧，虽然现在还只是初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