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执行领队郭明：玉龙编织的信仰之网，撑起神权至上的“红山古国”

文博时空/文 安富建/文 2024 年，红山玉龙的“大年”。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玉猪龙仅 11 件，2024 年独占 4 件。内蒙古新发现 3 件：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遗址，最新发现 3 件玉猪龙，有一件“我国考古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这是内蒙古发掘的最大的红山文化墓葬（积石冢），一次性出土了百余件玉器。河北新发现 1 件：入选“ 2024 年河北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张家口郑家沟遗址，公布了最新发现的 1 件玉猪龙。这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河北发现的墓葬（积石冢）。

红山，与凌家滩、良渚并称“史前三大治玉中心”。红山文化命名七十周年、红山遗迹发现百余年之后，“最佳名片”玉龙，再崭新颜。

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图腾；红山玉龙，中国最早的龙形玉器；圆胖敦实、双耳耸立的玉猪龙，五六千前红山人独创的特色玉器，也是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的馆标，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玉猪龙辽宁省博物馆藏建平县征集

玉龙的制作原料岫岩玉，其产地辽宁岫岩县到红山“圣地”牛河梁遗址，徒步耗时约 70 小时（两地直线距离 350 公里）：采集玉料，制作玉器，到分送红山各地贵族。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

在红山文化玉器中，除了最常见的饰品镯、璧外，玉龙的分布范围最广泛。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郭明说，近30万平方公里（接近青海省总面积）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内，玉龙是“造型变化最小、构成最为一致”的玉器。

红山玉龙分布图摄于赤峰博物馆

以“标准化”形态示人，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信息流失。五六千年前，横跨辽宁、内蒙古、河北三地，红山玉龙在传递什么信息？

玉龙编织的信仰之网，撑起神权至上的“红山古国”。

2023 年 12 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辽宁牛河梁遗址属于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距今 5800～5200 年），确立“红山古国”在中华文明起源的位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良渚博物院合作推出郭明著作《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以红山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阐释玉器承载的红山精神世界，解读红山信仰体系“坛（祭坛）、庙（女神庙）、冢（高等级墓葬）”，推开“红山古国”大门。

文博时空邀请牛河梁遗址执行领队郭明，解读如下话题：

——“至尊宝玉”玉龙，打开红山精神信仰的钥匙；

——因“女神庙”而知名，红山“神的居所”；

——“一人独尊”的王者墓葬，埋藏几千年的“侍神之仪”；

——“红山古国”信仰中心，牛河梁的独一无二。

礼制，首次让玉器分出等级；信仰，借玉龙“下沉”平民社会

一万多年前，玉器问世；至红山文化首次出现礼制，玉器成为礼制象征，嵌入红山社会等级制。

看似等级不高的玉龙能够广泛分布，源于信仰层面的“红山共识”。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墓主随葬七件玉器，双手各握一只玉龟，右胸侧放一勾云形玉器、一斜口筒形玉器，右腕套一只玉镯，头部两侧各放置一玉璧。这座红山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玉器讲述了一个复杂的红山社会。

文博时空：红山出现“礼制”，意味着社会结构的秩序化。这种秩序怎么体现在红山玉器里？

郭明：经发掘出土的红山玉器已公布约400件，多是随葬品。依照玉器的使用频率及对应的墓葬规格，红山玉器可以大致分出以下三等。

红山玉器有大量仿生动物造型，外观奇特而且少有重复。玉人、玉凤等，是最高等级墓葬所特有的顶级配置。第五地点中心大墓随葬有玉鳖。玉鳖或龟，有通灵之意。

玉凤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 4 号墓出土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玉人（复制品）第十六地点 4 号墓出土原件藏于辽宁考古博物馆

中、大型墓葬的标配，有器型较大的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两种。它们是墓主生前使用、死后随葬，可能属于通灵者“巫觋”用器。二者出土多集中在头部和胸腹部。斜口筒形器，仅牛河梁遗址就出土了23件，总计超过了50件。

勾云形玉器赤峰博物馆藏

斜口筒形器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l 装饰功能的玉镯或璧最为常见，几乎是随葬组合的最基础配置。

玉镯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玉璧赤峰地区出土

依照红山文化上接的赵宝沟文化“尊形器”刻划的动物纹，红山玉器可以分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两个等级。“天、地”二分法，也是目前最清晰的动物形玉器分类办法。

赵宝沟文化敖汉旗小山遗址陶尊上的动物纹（从左至右为鸟、鹿、猪）

文博时空：玉器既分高下，玉龙的位置在哪里？

郭明：红山玉龙，可能以猪（或熊）为原型，属“地”类，低于玉凤等“天上飞的”。

存世的红山玉龙共有十几件，可分三种形象：一是兽首龙，即“C形龙”。最受关注的当属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即“中华第一龙”。二是猪首龙，即玉猪龙，红山范围发掘出土的共11件。三是鸟首龙，和玉猪龙接近，后两类也统称为“玦形龙”。

C形玉龙故宫博物院藏

玉猪龙朝阳博物馆藏

鸟首龙内蒙古那日斯台遗址出土

牛河梁出土的 3 件玉猪龙，出自两个等级为中等的墓葬。另一处红山文化半拉山遗址出土的 1 件玉龙，也在远离中心位置的南侧，墓葬的修筑规模并不突出。

文博时空：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墓葬并不出现玉龙。那么，墓葬等级、墓主身份靠什么判断？和随葬玉器是什么关系？

郭明：红山社会进入高峰出现了“唯玉为葬”，高等级墓葬里只葬珍贵玉器。此时，玉礼制在草创阶段，主要器类相对固定，但器物组合仍然比较灵活，存在大量彰显个性化特征的特异性玉器。至良渚，才出现完整的玉礼制体系——“琮（神权）钺（军权）璧（王权）”。

在红山胡头沟遗址大墓（一号墓，位于辽宁阜新胡头沟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牛河梁造型相同的同一套仿生动物型玉器，但是质量更差、器型更小。其他群体争先效仿牛河梁，玉礼制投射出聚落等级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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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头沟遗址和牛河梁出土同类玉器的对比图

判定墓主身份地位，除了玉器，更重要的是墓葬位置、墓葬附属积石建筑等。

红山随葬玉器最多的墓，出现在牛河梁，有 20 件之多。墓里有 10 件玉璧为青白色玉料，可能来自远距离的贝加尔湖，而红山玉器大多以辽宁岫岩的黄绿色玉料制成。这意味着，墓主获取资源的能力不低。

红山随葬玉器最多的墓葬（第二地点一号冢 21 号墓）

有趣的是，墓主的社会层级并未相应提升。这座墓远离墓地核心位置，处在多数墓葬分布的南侧，外围也不见对应的砌石附属建筑，属于牛河梁中等墓葬。

第二地点一号冢 4 号墓（出土 2 件玉猪龙）、21 号墓（出土玉器数量最多）

两座墓紧邻，均分布于一号冢西南侧，远离北侧的中心大墓，判断墓的等级为中等

文博时空：玉龙凭什么成为红山玉器、红山信仰的代表？

郭明：玉龙的体量普遍比较大，五六百克。红山人能够精工细作出长 28.6 cm，厚度只有 0.6 cm的一件勾云形玉器，对废料边角料也充分利用。如此重视玉器，为什么耗费大量玉料去制作等级相对低、不需要精雕细琢的玉龙？

玉猪龙牛河梁遗址区采集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实际上，红山晚期形成了一个以神权为核心，初步整合多个群体的多元社会。这是此前没有发生过的。玉龙，本身也是多种特性混杂的产物。平民阶层不能够把握复杂的红山信仰体系，相比其他难得一见的高等级玉器，比较有视觉冲击的大块头玉龙正好充当了复杂信仰体系的代表。接受玉龙，等于认同整个复杂体系。

玉龙，是红山信仰向平民阶层普及、普世传递的载体。

“神的居所”牛河梁，红山人的“巡游”之路

1983 年，牛河梁遗址考古将红山文化推到了新高度。牛河梁大型祭祀场所、众多高等级的墓葬，十六个地点的精巧布局，彰显红山“信仰中心”气魄。

文博时空：为什么说牛河梁是“红山圣地”？

郭明：牛河梁遗址，坐落在大兴安岭余脉努鲁尔虎山的山前丘陵地带，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和凌源两个县境内，发现了红山人一共十六个主要活动地点。（注：十六个地点是 1988 年确认。目前，遗址保护区范围内发现遗址点 51 处，保护范围及周边达 67 处。）

牛河梁遗址的布局

从牛河梁的制高点，踏上一条平缓且连续的山脊。沿着山脊，冲西南方向一路走，能够抵达一处形似“金字塔”的小山包。站在小山远眺，平坦而开阔的大凌河河谷（今辽宁省凌源市区），尽览无余。牛河梁多数遗迹分布在通道两侧延伸出的山脊上。

在这片区域里，绝大部分是祭祀礼仪活动场所及墓地。祭祀场所建筑设计奇特，存在大量陶塑人像、动物像，可能有最早的祭天、祭地场所。墓葬以石头堆筑特征明显，埋有全红山最高等级的墓主，随葬玉器为红山等级最高、数量最多。经过数十年考古，几乎没有发现人们的居住痕迹。

牛河梁，是红山信仰中心，“神的居所”。

远眺牛河梁地标“猪首山”，各个地点都能望见，周围是绵延丘陵山地

文博时空：“神的居所”如何设计和规划，来安放心中至高的神灵？

郭明：牛河梁两个特殊地点之间，可能存在一条“特殊通道”。

起点是牛河梁制高点“第一地点”，海拔约 670～680 米，有赫赫有名的“女神庙”。终点是“第十三地点”，原本处在相对平缓的区域，但经过红山人改造，用土垫高出现了一个中心是直径 40 米的夯土、残高约 7 米（超过两层楼）的分层夯筑的正圆形土丘。土丘外有三重石砌围墙，最外层的围墙直径达 60 米，夯土和石墙之间填充石块。媒体称之为“东方金字塔”。第十三地点是牛河梁遗址中规模最大的单体遗迹。这两个地点没有墓葬，从遗迹推测可能是祭祀场所。

十三地点的砌石

以两个地点连线为轴，其他地点依赖山势走向，因地制宜，分列两侧呈接近轴对称的分布格局。除了两个地点，其余绝大部分地点多是墓葬，称为“冢”。一冢之内，可能有多个墓葬。冢与冢，彼此间隔，散落在“特殊通道”附近。它们可能是不同时期的红山部落首领等人的“归葬地”，死后伴神左右。

“女神庙”附近的第二地点，分布有一处石头堆起来的三重圆环，形似“天坛”，可能和祭天有关。

十六个地点里，藏着理解红山的那把钥匙：“坛、庙、冢”体系。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这是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一首诗里的一句。

文博时空：经“特殊通道”串连，十六个地点并不是随机分布，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郭明：我们一直想理顺这十六个地点的相互关系。曾有学者提出，它们彼此可以“互望”，形成守望相助的整体。第十三地点处在相对低的区域的中心点，可以同时望见很多个地点。

牛河梁没有留下红山人生活的痕迹，比如房址、灶台等。不排除居住址被破坏，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只会短时居住而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如果说一群人在聚集到某一个区域，作为一个共同体，在某一段时间他们必然会开展仪式性活动。

“十六个地点”分布示意图纵向为第一地点（I）到第十三地点（XIII）的连线

远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当每次重要节日来临，人们会把神像从神庙里请出来，沿着尼罗河巡游，再送回去。巡游之路，正好经过沿尼罗河分布的法老陵寝。

“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到“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两端连起的“特殊通道”，或许是一条红山人的“朝圣”或“巡游”通道，连通居于各条山梁上的墓葬，十六个地点的不同人群。“巡游”具象化了红山人当年仪式活动，可以将牛河梁各地点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红山人信仰的秘密集中在牛河梁，而“巡游”图景激活了“神的居所”与人的互动关系。

神庙的逻辑：消失的建筑，神像与红山多元社会

2024 年，牛河梁考古有新突破。

在第一地点东西两侧，有两道完全平行的石墙，中间有一道山梁，相隔数百米开外。站在两侧石墙边，甚至无法看到对面。红山人如何完成石墙的测绘与设计尚且是个谜。

在第一地点，发现多个深度约50厘米，大小、形状不同的圆坑，坑内空无一物。这也是红山的首次发现，推测可能是祭祀坑。

文博时空：第一地点，是整个红山文化区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特殊结构建筑群。“建筑群”具体指什么？

郭明：东西两侧的石墙，界定了第一地点的空间范围，接近长方形。新发现的圆坑分布在空间内部（东侧的 7 号台基）。

第一地点区域内，曾存在 9 个经过垫土、护坡处理的平台，是 9 座台基建筑组成的多功能的建筑群。台基，依山坡而改造，就山势而成，逐层升高。部分区域的垫土厚度超过4米，比一层楼还高。不过，一些坡度较大区域，原有地貌并没有改动。一些区域仅形成了一个相对平缓的坡，而非平台。从南向北，逐层升高有三层平台；东西两侧，各有两层平台。

第一地点建筑遗迹（石砌的平台）

第一地点（今天人们走过逐级下降的步道，能够感受出9个平台分布的地形高差变化）

第一地点石墙遗迹（层垒砌筑、笔直延伸）

文博时空：如此工程量的建筑，红山人在这里到底做过什么？

郭明：曾有学者将第一地点的北侧平台，纳入红山代表性遗迹，构成“台庙坛冢”。

早年在第一地点北部山台的北缘北侧采集到的遗物中，有一件泥塑的人类耳朵造型的“大耳”，体积是女神庙出土的人像耳朵的3倍，而且外表磨光更精细、轮廓更清晰。残存的大耳，对应的可能是一尊巨大的塑像。此外，还有泥塑仿木建筑构件残块。

陶塑耳（右侧耳朵和普通人耳大小接近，左侧为 3 倍大耳）第一地点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泥塑乳丁饰建筑构件第一地点出土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泥塑仿木建筑构件第一地点出土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先生认为，第一地点最高处的地面之上曾存在过但已经消失的建筑，并命名为“上庙”；与之相对，南侧地势更低的半地下建筑“女神庙”，称之为“下庙”。

文博时空：女神像，是红山的标志之一。

郭明：第一地点的南侧，有个半地下建筑。这处有七个耳室的“地下室”，即“女神庙”，总面积约 75 平方米。建筑规模较小，却集中出土了大小不同的人像、动物像残件等，是红山发现塑像数量最多的地方。

女神庙全景

原址复原的女神庙内部结构图（主室右侧标出了女神像出土位置）

女神头像（复制品）第一地点出土原件藏于辽宁考古博物馆

女神像，是几乎完整的人头像，以淡灰色玉为眼睛，以贝为齿（贴蚌片），面部涂朱。已知的神像，对应六七件个体，有真人大小及两倍、三倍于真人的规格，可能是高浮雕壁塑。目前，女神庙尚未完整发掘，应当存在完整的泥塑人像。与泥塑人像同出的，有鹰和熊的肢体。

泥塑人手牛河梁第一地点出土原件藏于辽宁考古博物馆

红山发现了大量泥塑神像，有人像、各种动物塑像，在整个史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罕见。相比红山发现的其它无法确知使用环境的塑像，“女神庙”各个塑像有明确的位置。而其他区域的部分塑像出现在石墙上，意味着其作为偶像崇拜的功能可能已经结束了。

红山可能存在男神崇拜、女神崇拜、祖先崇拜或动物崇拜。当红山社会发展进入高峰，红山人将各类信仰保留，纳入一个体系，进行等级化或秩序化。红山处在多元社会整合的初期阶段，统一的信仰超越了区域范围，促进社会规模进一步扩大。

目前，能够判定性别的塑像，都是女性。大量孕妇塑像，说明偶像崇拜有一定的功利性，可能和最早的“丰产巫术”有关。

文博时空：红山有大量女性神像，那么红山是母系氏族社会吗？

郭明：外界非常熟悉女神像，但是红山社会并非一个单一的母系社会。从群体的组织方式来说，红山是一个多元社会。神像性别以女性为主，说明女性仍然在社会中有特殊位置。与此同时，经过DNA检测，牛河梁能够确定的高等级墓葬的墓主基本上全部是男性。这可能和男女不同个体在社会当中所承担的职能有关。

“侍神者”魂归故里，唯玉为葬，以石头承载信仰的力量

1981 年，郭大顺以五块钱买下一件斜口筒形玉器。卖主辽宁省建平县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几年前犁地时捡到一块“中空”的玉器，不知道那是什么，用纸封好底部一直当笔筒用。沿这条线索，郭大顺找到了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这是牛河梁发现最早的遗址点，也是目前发掘的面积最大的遗址点。如今，马龙图的儿子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保护展示馆做保安。造访者仍然能够在当地听到考古队和村里人同吃同住，曾一起发掘牛河梁的故事。

斜口筒形器牛河梁遗址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

文博时空：按你的划分，牛河梁发现有五座等级最高的大墓，其中三座都在第二地点，属于“一人独尊”的王者。

郭明：红山高等级墓葬，以带有特殊形式的积石围墙著称，即“积石冢”。今天，我们依旧能够亲眼见到红山人垒砌的横平竖直的石头墙。

第二地点二号冢 1 号墓

高等级墓葬，可能有多达三重的石墙，像陵园，最外层石墙的内侧整齐摆放着一圈彩陶筒形器。目前所见，红山最高等级有五座墓葬，包括第二地点一号冢的 25 号墓、 26 号墓，二号冢 1 号墓，第五地点一号冢 1 号墓，第十六地点 4 号墓。

第二地点，几乎成一字排开的几个积石冢、数十个墓葬。

第二地点全景

在一号冢内，有 27 座墓葬（其中，红山文化墓葬 25 座）。积石边墙东西长 34 米、南北宽 22 米，残存处至今留有近半人之高（约 1 米）。积石冢采用了白色石灰岩。距离最近的石灰岩产地，位于西南喀左县境内的高山上；砌筑石棺的规整大块的石板，产地可能来自建平县沙海镇附近，都距离牛河梁数十公里远。

第二地点一号冢

带“台阶”的大墓第二地点一号冢 26 号墓

层层垒砌的数不清的石头，让今天的人们直面五六千年前红山人信仰的力量。

第十六地点 4 号墓，是红山文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南北长 3.9 米，东西宽 3.1 米。红山人击穿坚硬花岗石筑墓，墓葬深达 4.68 米，近乎“炫技”。如此规模大墓，在新石器时代也属于罕见。墓室的填土内，有一个石头砌的凸字形的“小石井”，或许和埋葬相关的祭祀行为有关。墓主人是一位 40 岁至 45 岁的男性，随葬玉器7件，包括红山知名的玉人、玉凤。

第十六地点 4 号墓

文博时空：这么高规格的设计，这些大墓墓主的身份是什么？

郭明：每个积石冢分别有一处中心大墓，位置几乎居中。积石冢专门为中心大墓的墓主而设。中心大墓的墓主去世前后，积石围墙开始修建。其他墓葬无论埋葬时间早晚，均位于中心大墓的南侧，没有一座越过中心大墓以北。即便南侧墓葬扎堆，一些甚至出现在石墙外。这体现出红山人奉行“以北为尊”的观念。新发现的元宝山积石冢也是如此。足见红山社会等级制度分明，积石冢空间对于红山人死后世界的重要性。

第二地点二号冢， 1 号墓位于北侧

牛河梁数十个积石冢，延续使用几百年，每个区域每一时段几乎只有一座积石冢。他们正是红山或牛河梁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牛河梁的十六个地点，可能分属于不同人群。已知的最高等级墓葬出现在不同地点（第二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说明最高权力在小群体之间流转，没有出现权力归于一个群体，或者“世袭制”。

红山墓葬普遍存在“迁葬”。墓主曾安置在其他地点，时机合适时葬回传统墓地。红山贵族“归葬”信仰圣地牛河梁，继续“侍神”。

文博时空：积石冢，因石墙构建起独立的神圣空间。这也是红山文化特有的现象。

郭明：红山人利用当地丰富的石头，开始以石墙标定空间的边界。墓葬的墙是完全闭合的，但墙形成的空间并不封闭，具有某种扩张性。我们看到一些墓埋在了墙外。

冢与冢之间，边界分明

起初，墓葬的石墙是圆形，后来也出现了方形。红山人明显具备了方、圆的概念，并且会区分二者，但我们还无法洞悉方、圆的区别对于墓主意味着什么。

文博时空：既然红山是神权社会，“一人独尊”的王者死后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序列？

郭明：神，有符合神这一身份的祭祀仪式。

红山与墓葬有关主要陶器，是一种彩陶——“筒形器”。

彩陶筒形器牛河梁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陶筒形器赤峰博物馆藏

在墓主死亡前后，红山人开始准备烧制陶器，并给陶器饰以鲜艳的彩色。第二地点一号冢的筒形器，预估数量在 258～277 个，经过分工在短时间内完成。筒形器仅半面饰彩，有彩一侧朝外示人，依附石墙摆出一圈。新发现的元宝山积石冢，也是如此。

筒形器往往出现在积石冢最外墙的内侧，围成一圈（使用示意图）

高等级墓葬设施结构图

“中空”的筒形器，有沟通天地的象征，是专门针对祭祀等仪式而设，没有日常生活实用价值，在牛河梁发现的数量最多，形制变化最为丰富。

当埋葬仪式结束后，筒形器会留在封土内，属于一次性的仪式活动用器。积石冢并没有被“神化”，墓主并没有上升到“神”，仍然是“侍神者”。不过，这并不排除红山有祖先祭祀的可能。

天象有异：从最早的祭天场所，重新认识红山人的组织能力

地处山地丘陵的牛河梁，满山遍野的石头，红山人却从几十公里外运来一批特殊的泛着红色的石头。翻山越岭，只为建造一个建筑：坛。

文博时空：第二地点有一处特殊建筑，乍看和墓葬外的石墙没有区别。为什么它会是红山人的“祭坛”，到底特殊在哪里？

郭明：第二地点最中心有一处建筑，呈三重圆环，即第二地点三号冢，墙内没有一处墓葬。

三号冢（“坛”）

建筑外、中、内三圈，选用石桩的规格大小不一。三重圆环从外向内，层层高起，外石界桩圈的石桩最大，中石界桩圈石桩次之，内石界桩圈石桩最小。

这是牛河梁遗址内唯一一座以立置石柱作为主体的积石建筑，预估有石柱总数 1310 个。石柱未经人工修整，为天然的多棱柱状体，一根截断即可。

立置石柱围成一圈

这些立起来的石柱呈棕红色，是牛河梁本地没有的“安山岩”，其距离最近的产地，在直线距离 19.8 公里外的建平县沙海镇。以一个成年人的速度，不负重也需要步行 4～5 个小时。牛河梁本地不缺石头，为了建造特殊含义的建筑，贵族们经过了设计、运输、制作的复杂流程。

不仅如此，牛河梁范围内无加工废料或多余石料，很可能是建造者相对精确的材料估算的结果。这处建筑的用材、设计布局的非同一般，可能是红山人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营建。我们认为这是“坛”。

文博时空：颜色，是一种特殊的信号传递载体。这处红色石头筑就的“坛”，在红山是唯一的。

郭明：“坛”是红色，坛的外墙也含有一圈筒形器。专门为墓葬和特殊场合准备的筒形器也是红色，但是红山人日用生活的陶器是灰黑色。红山人对红色可能有特殊偏好。鲜艳的红色，直接而清晰，可能更符合史前社会的审美观念。

1935 年，“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来到赤峰，发掘了红山后遗址。 1954 年，考古学家尹达遵照“中国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梁思永的建议，命名相关遗迹为“红山文化”。红山的命名来自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后遗址的所在，当地一座红色的山，含钾长石量高。这是冥冥之中有趣的巧合。

赤峰红山后遗址的所在

文博时空：如此精挑细选的建筑，圆坛的作用是什么？

郭明：这是一处公共礼仪活动空间。

对于依赖大自然生存的古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时间点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太阳的运动轨迹恰好呈现了三个同心圆。三重圆环，可能和天象观测有关，用于举行祭天仪式。

三重圆环，直径分别为 11 米、 15.6 米、 22 米，构成 1∶√2∶2 比例关系。

三重圆环”

据考古学家冯时的考证研究，这一比例关系，符合后来《周髀算经》所载的盖天理论。圆形与方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构图规律有设计和计算的痕迹。

圆坛的建造原理

圆坛，是红山人基于对天象的深刻认识，设计的最早祭天的“天坛”。

文博时空：红山不止有圆坛，还有方坛。方坛用来做什么？

郭明：牛河梁的第二地点，有一处长方形（中间带隔墙）的积石建筑，最外层的方形边长有 18 米之多。

第二地点五号冢：“方坛”

第五地点也有一处方坛。实际上，红山是多群体初步走向统一的社会，每个人群可能都有祭祀活动。在整个红山，东山嘴、半拉山、草帽山、元宝山等各个遗址都存在祭坛，基本是方坛，除了东山嘴遗址有一处直径2米多的圆坛。

仅从考古材料上来说，尚不能对坛的圆、方的功能作出区别。我们不知道红山人在这里做过什么对应的仪式。

不过，整体看来，牛河梁的圆坛外圈直径有 22 米，具有唯一性，属于多个群体共有；方坛很可能是各个地点各自在使用。这符合后世的“圆坛祭天，方坛祭地”的区别，祭天者至高无上，只能由红山独尊的那一人。祭地，在每个聚落都可以进行。

红山社会礼仪活动设施与人群关系分级示意图

N指牛河梁，Z指积石冢。N2Z3（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号冢）是圆坛，可能属于整个红山或牛河梁共有；N2Z5、N5SCZ3是方坛，可能分别属于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

文博时空：红山已经认识到了天人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了一套祭祀礼仪体系。

郭明：有学者将“坛、庙、冢”体系与后世的“天坛、太庙和帝陵”对应。通过这些发生在特定地点的共同的礼仪行为，红山整合了多个小群体。第一地点的“上庙”、“下庙”（女神庙），第二地点的“天坛”、“地坛”，多个“唯玉为葬”的高等级墓葬……牛河梁这些事实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重新认识红山人的组织能力。

突变：红山信仰的演化与牛河梁的形成

过去，学者们推断支撑红山信仰社会的基石，是发达的农业经济。 2013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农业未成为红山的支柱产业。在牛河梁遗址，几乎未见农作物果实。与此同时，牛河梁没有大型居住址建筑遗迹。

在非农业社会、相对贫乏的日常生活居址的基础上，到了某个时间节点，红山社会完成一次“突变”，出现“坛、庙、冢”等繁荣的大型祭祀礼仪活动场所。

文博时空：红山晚期社会复杂化加速，步入高度信仰化的社会，出现信仰中心牛河梁。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

郭明：红山文化延续发展主要时期，距今 6500～5000 年。此前早已存在的相关遗迹，到红山晚期时增添了浓厚的信仰色彩，叠加融入信仰中心牛河梁，完成了一次社会突变。

l 墓上积石的特征始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发展为石墙环绕的积石冢。

l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里日常生活所使用，放置其他陶器或物品的中空的“器座”，在红山附属于积石冢内，变成“通天神器”筒形器。

l 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存在的用玉传统，红山玉器从日常生活的装饰品延伸为红山人的精神载体，升级至礼制维度。

l 红山晚期高等级墓葬“唯玉为葬”，随葬品的使用打破了陶器或陶玉并葬的习俗。

l 红山出现了大量泥塑像、石雕像，石雕人像的传统也可以追溯至兴隆洼文化。

带盖彩陶瓮第二地点出土原件藏于辽宁考古博物馆

折腹彩陶钵朝阳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藏

发达的玉器和独特彩陶（筒形器），经过“流水线”作业分工产生，背后动因也是信仰驱动。在西辽河流域，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前后相继，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多种明显的具备信仰特征的现象，在红山晚期突然扎堆出现，最终诞生了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

文博时空：红山拥有复杂的信仰体系，但是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如何理解这一反差？

郭明：红山遗址主要沿河谷分布，大体上是在山地或者丘陵地带。这些区域可能仍然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牛河梁发现了相当数量野生木本植物的果核（杏、橡子等）和动物骨骼，大多是野生动物。

而在相对平坦的地区，有一定基础的农业经济占比。赤峰魏家窝铺遗址发现的炭化粟、黍植物种子占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 51%，高于丘陵区。。

红山重要遗址分布区示意图

各地红山人的饮食结构并不相同，存在地域差别。目前，初步认定红山的生业方式是农业、采集和渔猎的混合经济。近些年，我们逐渐认识到并非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够孕育文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具备多重路径，而红山提供了一个来自长城以北、西辽河流域的独特样本。

2012 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三处遗址被列入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联合开启申遗。

文博时空：“红山古国”是什么？

郭明：在红山社会，牛河梁遗址、胡头沟遗址、元宝山遗址存在比较突出的中心墓葬，当地社会分层更明显，社会发达程度更高。牛河梁社会等级应该高于其他遗址。牛河梁形成了以中间阶层为核心的橄榄形社会，墓葬带有附属石墙的是少数群体。除了“一人独尊”者，其余人群可以分出两个阶层。

在信仰体系上，以牛河梁为首，不同区域的信仰和仪式行为基本一致。牛河梁的礼仪规范，为各个遗址所接受。最新发现的元宝山的各种现象，可以划入已知的红山体系里。

牛河梁是多元的信仰中心，统合各部，是红山社会晚期到达发展高峰阶段的产物。牛河梁出土玉器种类、数量多，质量也最好的，并且没有发现制玉环节所产生的边角料，可能享有玉器分配优先级。如此，红山社会形成了规则而有计划指导的运作。不过，在行政体系上，各个群体彼此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上层与下层社会之间，也相对割裂。

相同的意识形态将各聚落联合起来，信仰的统一超越了地域、经济、军事的范畴，出现了最早的“礼制”，这是“红山古国”的基石。

2023 年 12 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辽宁牛河梁遗址属于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红山古国”，正式成为牛河梁及红山文化的一张身份牌。

古国时代至汉代的蜷体玉龙形象变化，红山文化影响可见一斑

图源：韩鼎《早期龙文物所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文博时空：以信仰为核心，红山社会完成一次嬗变。那么，催生红山古国出现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郭明：红山社会处在从多神信仰向统一意识形态转变的初期。社会共同信仰和公共礼仪行为，是团结红山社会的基础和方式。促使红山人达成信仰共识，可能是红山试图解决自身面临困境的方式。

牛河梁中的核心人物（神权的拥有者）并没有控制权力的分配，不同区域的核心人物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这意味着，群体之间关系松散，当整个社会蓬勃向上时，信仰中心的地位会突出。当社会面临严重危机时，则会缺乏群体凝聚力。

敖汉陶人（复制品）出土于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

红山社会进入最后阶段，因制度刚性的增强，已经无法突破社会发展的瓶颈。红山文化之后，当地的小河沿文化，已不见大型的祭祀礼仪活动场所。

文博时空：红山信仰中心，为什么会出现在牛河梁？

郭明：牛河梁地理位置特别，处在南北兼顾、“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信仰中心设在这里，是因为红山试图继续再扩大，并不是想停留在这儿。

红山后来能够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继续向南走了。2024 年河北张家口也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当红山南进之时，可能牛河梁就没那么重要了。

红山文化典型遗迹分布图

文博时空：红山是中国文化的“直根系”，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郭明：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直根系”。他认为红山处在连接中原地区与燕山以北的“Y字形文化带”，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下，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六大区系”经典体系之一。

“Y字形文化带”与红山文化南下路线

后来，郭大顺先生更注意红山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内涵某些方面的相似性。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核心在于调节人和人之间关系，若追溯其源头，红山最早体现出这一特征，比如巫觋传统。中国文化向来有海纳百川、融合万方的气象。而通过礼仪形式的秩序化完成制度创造，实现文化格局的整合，源头在红山。红山，有中华文明发展的底色，在文化根基上有非常明显的传承和延续性。这是我们今天再提“直根系”的出发点。

红山考古的可能性

2003 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考古发掘完成后，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进入沉寂期。 2017 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重新启动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以牛河梁为起点。

2019 年以来，牛河梁遗址发掘者之一、红山文化研究学者郭明，陆续出版了两本专著《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

时至今日，红山文化考古还有多少可能性？作为新一代红山考古人代表，郭明怎么看待红山考古？

文博时空：到了这一代，如何做红山考古研究？

郭明：老先生们当时立意很高，一开始就提出“坛、庙、冢”，直接和中华文明起源联系。梁思永等先生都很关注长城以北区域。前辈学者普遍认为，新的文化力量的融入、交汇，会给文明演进注入活力。

女神像（复制品）第一地点出土

郭大顺先生一直跟我强调一句话，他说“坛、庙、冢”体系肯定是有的，我很认同。我们继承老先生们的一些想法，对红山的认识早已不局限在玉器的数量或精美程度、制玉技术的高度，而是开始思考红山社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红山人对宇宙和自然的认知。对红山的研究，从物质遗存的角度上升到精神层面。限于资料的局限性，如果只是从单一的遗迹或遗址来认识红山，能够得到的认识有限。

玉凤朝阳博物馆藏

玉人朝阳博物馆藏

红山考古潜力巨大，我们对红山的认识可能还是“九牛一毛”。

今天看到的很多现象从考古角度没能够提供太多信息，尚存在一些未解之谜。比如，牛河梁用于纪念性仪式的大型建筑，应该动员了很多人参与。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如此广大范围里的沟通和联系，达到从牛河梁到元宝山远距离的统一性。红山的聚落形态还并不清楚，“并非只有农业才能够产生文明”这一观点也需要更多数据支撑。此外，还有玉器的制作和集中分配如何完成，筒形器陶窑的位置在哪里等。

文博时空：作为一名考古学者，牛河梁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郭明：2003 年，我加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近 10 年做文物保管工作。 2011 年，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即将完成，我跟着郭大顺先生做考古报告的资料整理等。细读资料奠定了我对牛河梁和红山的基本认识。

来牛河梁进到考古一线前，我曾有一段时间不做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些的技术需要从头学起。当时年龄也比较尴尬，心态上处在一种比较惨的境地。

牛河梁遗址的特点是石头多。挖石头非常考验心态。石头堆砌的遗迹，你不知道要挪哪块，可能一挪就塌，挪了位置会担心无法复原。每天一睁眼，都得告诉考古工地工人今天要干什么。那段时间经常会梦里惊醒，梦到做错了，要不然是一群人在那等着你安排今天的任务。慌得不行，一度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下一步。

牛河梁区域多树，我们一直想做航拍实现不了。2018 年，牛河梁把整片区域拍下来，好几千张照片，做拼图。只有一台电脑上有图形工作站，做拼图的那一周，电脑需要一直运转，无法关机。电脑散热，呼呼响，我会担心万一坏了怎么办，白费功夫了。最糟糕的情况在大脑里反复，那种感觉极难受，简直要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