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历史大剧，著名演员陈宝国将嘉靖皇帝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不少观众都觉得历史上的嘉靖就是如此英明。
但实际情况却是，嘉靖皇帝即位之初连续遇上两起大事件，分别为：嘉靖初年“大礼议”之争，以及嘉靖五年（1526年）的李福达案。
前者的“大礼仪之争”关系到宗族礼法，属皇帝家事；后一个李福达案则是一起民间诬告，最后却惹得嘉靖皇帝大怒，十多名大臣为此丢掉脑袋！
这么一起民间诬告案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又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李福达，一名李五，山西代州人。性格狡诈，但颇有点小聪明，二十几岁时就已秃顶。他出身于宗教世家，其许多家族成员都参加过秘密宗教活动。
弘治二年（1489年）春，山西连年遭灾，活跃于当地的一些秘密宗教决定趁乱而起，联络蒙古大汗孛儿只斤·博迪（小王子）犯边。
此事由一位名叫王良的教徒发起，因组织不力，事情很快败露，时任山西都御史翟瑄率兵剿捕，王良率五百余人逃往定襄县洪泉寨山间拒守。
招安无果后，明军搜山，将王良等五十四人押往京师处死。同时，按《明律》利用秘密宗教聚众谋逆，“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律条，将李福达等从犯押赴甘肃山丹县充军服役。
李福达不甘心一辈子困于苦寒之地，遂数度逃走，又被数度捉回。直至正德七年（1512年），李福达和叔父李越一起逃到陕西洛川。
在当地，他玩起了老把戏，自称弥勒佛转世，发展洛川及周边县城民众成为教徒。两年后，他已聚集数千人，准备带着这帮乌合之众打回山西老家。
就在这时，李福达的叔父李越被官府抓捕，眼见于此，他决定提前起义。但起义很快失败，李福达的几名同伙被明军俘虏，他则趁乱逃到山西五台。
在五台，他花了大钱贿赂县吏，将自己和两个儿子的名字填在别人户籍中。
为避免日久暴露，他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将自己的身份伪装后填入周边三户居民的户籍档案里，还装模作样地编撰假宗谱，从而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
正德末年，李福达见风声已过，遂携金银财宝来到京城，攀上武定侯郭勋这层关系。经过几年摸爬滚打，摇身一变成为太原卫指挥使，其两个儿子身份都已洗白。
或许是当上朝廷命官后，李福达有些忘乎所以，在日常工作生活不像从前那样小心谨慎，所以他的真实身份很快被人发现，并上报至官府。
嘉靖五年（1526年），李福达被捉入狱中关押，接下来就是对其进行审问。多年混迹江湖的李福达社会经验极其丰富，他百般狡辩，不承认自己曾率众起义。
此事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风波，所以审问一事暂时搁置下来。直到新任山西按察使李珏再次提审时，李福达则反口咬定自己是本分良民，有人设计陷害自己。
李福达还拿出了当年在五台县所伪造的宗谱，李珏和时任山西巡抚毕昭对案情没做深入调查，草率断定李福达无罪，反倒口头教训了举报李福达真实身份的薛良。
薛良一气之下，又说李福达在山西参与王良起义时身上刻有龙虎纹身。经查验，李福达身上无任何异样，薛良被立即抓获入狱。
薛良不服，他让家人去拦住巡按御史马禄的轿子申冤，马禄得知此事原委后，决定弄个水落石出。经过他的一番审查，认定李福达多次参加或组织教徒起义，早已犯下死罪，妻儿连坐。
查明案情后，马禄把经过整理成文字汇报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则将奏章下发至都察院进行复审。经过反复查验，都察院认可马禄的处理意见。
不过，当李福达即将处死时，武定侯郭勋竟上书嘉靖帝为其辩解求情。嘉靖帝置之不问，郭勋唆使李福达长子击鼓鸣冤求雪父冤。
此案已证据确凿，山西抚按江潮连同马禄立即上书，认定李福达不是被冤枉的，按律当立即处死。
与此同时，给事中刘琦、御史高世魁、大理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三十余位言官联名弹劾郭勋，谴责他犯有“知情不报”罪。
郭勋见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不断上书辩解，并找嘉靖帝的宠臣张瑰、桂尊等人为自己说话。原本已经明了的一桩民间诬告案，此时演变成当朝两个权贵集团的相互攻讦。
最终还是在嘉靖帝的干涉下，都察院以案涉朝廷重臣，建议山西将此案移交三法司公断，李福达则被锦衣卫押到京师接受三堂会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