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1979年那个弥漫着硝烟的清晨,当第一缕晨光刺破谅山群峰的薄雾时,我正趴在卡车方向盘上,听着远处隆隆的炮声。驾驶室里飘着柴油与血腥混杂的气味,副驾驶座上的纱布箱渗出暗红,这是我第三次往前方运送医疗物资。

"班长,三点钟方向!"随车的新兵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后视镜里,四个灰绿色身影正猫腰穿过甘蔗地。我的手指下意识扣紧档把,军装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我们林家祖宅的门楣上,至今还挂着太爷爷手书的"匠心独运"匾额。父亲常说,光绪年间太爷爷给巡抚衙门打整套黄花梨家具时,洛阳城的达官贵人排着队来下订。到我爷爷那辈,家里还养着八个学徒,前院堆的紫檀料子能垒成小山。

可到我出生那会儿,堂屋里就剩个褪了漆的鲁班像。58年公社大炼钢,父亲含泪把祖传的雕花工具箱投进土高炉,只偷偷藏下那把刻着"林"字的墨斗。每到雨夜,我总听见他在后院磨刨刃,沙沙声混着叹息,像是要把二十年的不甘都磨进铁器里。

"建军,接着!"二哥把墨斗线弹得笔直,木屑随着他的动作簌簌落在旧军大衣上。那是大哥从省城寄回来的,深绿布料上还带着师范学院的樟脑味。



我们三兄弟挤在昏暗的作坊里,借着煤油灯给公社赶制春耕用的木耧。

父亲蹲在门槛上卷烟,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

自打大哥考上师范学院,他总爱念叨:"你们大哥是文曲星下凡,你俩要是能有他一半出息……"话音未落,二哥突然"哎哟"一声——墨斗线在他虎口勒出红印,刚刨平的杉木板"咔嚓"裂成两半。

1974年深秋,公社门口的梧桐树飘着金黄的泪。我攥着入伍通知书站在供销社柜台前,玻璃映出崭新的国防绿。

售货员老周从铁皮罐里掏出最后半斤水果糖:"建军呐,叔给你凑个拥军礼。"

那天全村的狗都跟着锣鼓队跑,母亲连夜纳的千层底踩在黄土地上格外轻快。

路过村小学时,我看见二哥正在土坯房前领学生念"a o e",他脖间那条红围巾随风扬起一角——那是刘主任闺女织的。

三个月前父亲带着我们给刘家打整套陪嫁家具时,刨花在夕阳里飞舞得像金色的雪。

"到了部队就踏实干!"父亲的手像老树根,他中山装第三颗扣子松了线,那是昨夜母亲挑灯缝补时留下的。

卡车启动的瞬间,我瞥见人群里闪过一抹军绿——是大哥特意从省城赶回来了,他身旁穿列宁装的女青年正踮脚张望,胸前的师范校徽亮得刺眼。

新兵连的单杠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我咬着牙做完第五十个卷身上,作训服后背的盐渍已经漫成地图。

同寝的崔大勇正给排长递大前门,烟盒上印着我看不懂的外国字。这个来自省机械厂的小个子总能变戏法似的掏出奶糖、香皂,还有印着烫金字的"内部资料"。

当兵第三年,我接过班长的重任,成了连队的重点骨干。

"建军,连部决定让你代理三班长。"指导员说话时,窗外的白杨正在春风里沙沙作响。

那年我往家里寄了张军装照,相片背面用钢笔工整写着"入党积极分子"。母亲托人回信说,父亲把我的照片供在鲁班像前,香炉里插着三根舍不得点的凤凰烟。

可当提干名单公示那天,公示栏玻璃映出我煞白的脸。崔大勇的名字赫然纸上,墨迹未干。

食堂打饭时,我听见有人在议论:"人家舅舅是师部……""听说送了台海鸥相机……"

第二次提干落选那晚,我在器械场发了疯似的打沙袋。断裂的帆布豁口像咧开的嘴,细沙混着汗水蛰得眼眶发烫。压在枕头底的退伍报告已经洇出三个汗渍圈,边角被碾得发毛。

紧急集合号刺破夜幕时,我正梦见老家屋檐滴落的冰凌在青石板上凿出小坑。团长站在吉普车大灯的光瀑里,帽檐阴影切过半张脸:"同志们!南疆狼烟起......"

运输连的车队碾过红河浮桥时,钢铁接缝处的呻吟压不住我齿间的血腥味。2月17日拂晓,首发炮弹在山隘炸开的瞬间,后视镜里摞成小山的弹药箱在颠簸中摇晃,撞出死神敲门的节奏。

"停车!前面有伤员!"卫生员染血的面孔突然拍在车窗,他右耳只剩半片残肉。就在我猛踩刹车的刹那,三十米外甘蔗丛闪过金属冷光——四道土黄身影正蛇形窜向山坳,为首军官的铜头皮带扣折射出毒蛇竖瞳般的金芒。

我踹开车门滚进泥沟,56式冲锋枪的背带在掌心勒出血痕。最瘦小的那个越军正要钻进溶洞,扫射声惊起满山斑鸠,弹壳落进溪涧的叮咚声里,我嗅到甘蔗汁混着火药味的奇异甜腥。当最后一个敌人瘫软在岩壁上时,我才发现左手小指指甲掀翻了大半,血珠正顺着枪管螺纹往下爬。



庆功会上,团长把军功章别在我缠着纱布的胸口:"好个捕俘手,给老子滚去石家庄陆院深造!"三个月后,当我站在军校沙盘前推演谅山战役时,总会不自觉摩挲左手那道月牙形伤疤——它和提干命令上的红头文件,都带着南疆红土的温度。

多年后女儿问我当时怕不怕,我总想起父亲的话:林家儿郎的胆气,是刻在骨头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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