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嚷嚷了大半年的关税靴子终于落地了。
2月1日，他签署行政令，对中国输美产品在现有基础上加征10%的关税，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来自加拿大的能源资源加征10%的关税，暂定2月4日生效。
可在生效前一天，这位总统又喊了“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加征关税政策暂缓30天实施。
另一边，他对中国的关税加征幅度也低于人们预期，毕竟，之前说的是60%。
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似乎总是“出尔反尔”，在道德上看似不守信的行为背后，究竟隐藏着他怎样的终极目的？
整治非法移民和毒品，不是重点
在特朗普签署加征关税行政令当日，面对媒体的询问，他给出了三大理由：1、庞大贸易逆差；2、墨加没有控制移民偷渡美国；3、中国生产芬太尼（一种类鸦片止痛药物）而墨加又让芬太尼流入美国。
其后，加拿大总统和墨西哥总统在第一时间与特朗普进行了谈判，最终，墨西哥方同意向美墨边境增派1万名士兵，用于打击芬太尼走私和非法移民问题，加拿大方则宣布执行13亿美元边境安全计划，并承诺任命“芬太尼事务专员”，以及将毒品贩运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加强边境管控、打击毒品流入美国。
客观来看，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这都是美墨加三者关系的老生常谈了，要加拿大与墨西哥配合解决,特朗普完全可以选择走寻常谈判路径，为什么需要通过这样费时费力又不太雅观的拉扯呢？
其实这是特朗普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
按照美国法律，总统对他国加征关税需要依照相应的法条才能实施，包括《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和301条。而要启动这几项条款，则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贸易调查，并只有在调查结果符合加征关税启动条件的情况下，总统才可以进行相关动作。
好在有一个快捷通道，为心急的总统开了绿灯，即名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法案，依照该法，总统可以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之名直接对相应国家加征关税，无需任何调查。这次，特朗普便是以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等毒品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宣布构成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在两者做出表态后，他便以“他们已承诺采取措施来缓解他对边境安全和毒品贩运的关切”暂停了计划。毕竟面子功夫还是得做做。
除此以外，在根本上美加墨的利益有相连性，价值观比较靠近，加拿大也还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之一。对于贸易逆差，墨西哥和加拿大也只是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三和第八大来源经济体，逆差规模只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13.5%和4.96%，不用下手太急。
但长远来看，加墨依旧难逃关税大棒。之所以对中国仅加10%，也仅是缓兵之技，特朗普需要考虑到短时间内美国国内通胀过高的风险。
降低贸易逆差，依旧是特朗普不可能松口的最高目标，因为在他看来，凡是和美国有逆差的国家，均是在从美国吸血，是他们造成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
特朗普要打造美国版的“内循环”
特朗普的逻辑链条是：美国人花大量的钱买了这些国家制造的商品，促进了他们的繁荣，同时又吸引了美国人将资金投资于这些因受利于美国而急速发展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己却失去了工厂和资金，也导致了美国本土的、尤其是中下阶层就业机会的减少及实体产业的衰落，这不仅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也会使得美国在供应链上过于依赖外国，在国家安全上形成了不稳定因素。
因此，通过加征关税，使得其他国家流入美国的商品价格变高，削弱它们“物美价廉”的竞争力，使美国本地生产的成本不再相对过高，从而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创造出数百万的就业机会，让美国人制造、美国人消费，拿回生产链条，在零件生产等等方面不再倚赖他人，成了美国版本的“内循环”愿景，特朗普的梦想。
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他就着手于让梦成真，调整美国现有的贸易格局，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8年签署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
可惜半路上杀出了个拜登，这位继任总统没有对特朗普的政策一以贯之，因此到了2024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不降反升高，由2017年170亿美元变为633亿美元，对于墨西哥，则更夸张，由710亿美元翻了倍多，扩大至1720亿美元。
不过，对于有一个国家，他两倒算得上是齐心协力。这几年间，美国贸易逆差真正缩小的国家是中国，由2017年的3752亿美元减少两成，2024年为2954亿美元。
如今特朗普二次登台，便自然而然开启了无差别“扫射”，只要和美国有贸易逆差，均在劫难逃，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仅仅是开始，我会将关税扩展到欧盟，因为欧盟征收20%的增值税，又几乎不进口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导致欧美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未来还将对半导体、石油、天然气、钢铁、铝、铜，甚至药物征收关税，要令产业回流美国。”
不到黄河不罢休，产业不回流，特朗普绝不收手，出口型国家的日子也绝不会好过。可美国制造业流失的责任全在他人吗？特朗普的归罪，却也有失偏颇。
美国是如何失去制造业的？
今天提起美国，位于最东部的华尔街和最西部的硅谷是绝对的代名词，前者象征美国现今的支柱产业——金融服务业，后者则是科技最前沿的人才集聚地。在这金光闪闪的两者中间，五大湖区城市群却已是“风烛残年”，变成了“铁锈地带”（Rust Belt），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等地。这些地区是上世纪的绝对主角，作为传统工业城风光无限，而现今在这些地方高高矗立着的烟囱和成片的工厂，成了它们的“墓碑”。
或许很多人已经遗忘，“世界工厂”的桂冠，曾是属于美国的。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一个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起早人之一及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1791年，这位开国元勛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到：“美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占据有利地位，决不能走小农经济之路，一定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建成一个工业国。”他还表示，制造业的发展和国家真正的独立密切相关。
这为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埋下了火种。在制造业发展初期，汉密尔顿还提出了加征关税措施以扶持发展，在关税保护下，美国的钢铁产业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汉密尔顿或许没想到，两百年多后，这一招依旧新鲜。如若他见到了今天的特朗普，想必两者定会默契的相视一笑。
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武器生厂商的美国更迎来了制造业的腾飞。到了1945年，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数比例达到了38%，即100个美国人中，就有将近4个人是产业工人，1950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更是占到了全世界的40%，是全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到了80年代，随着美国人逐渐在金融及高科技行业尝到甜头，便自然而言的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迁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中国。
但这样做，却给现在的美国社会留下了后遗症，刚才提到的“铁锈地带”便是最好的说明。随着产业迁出和金融业的发展，在大量的美国工人失业的同时，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迁移，前1%的人持有美国总净资产的份额从1989年的22.8%升至如今的30.8%，贫富差距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隐患。同时，全球化下的的供应链分散，也使美国面临着离不开“他国”的掣肘，而这在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下，颇具风险。
因此，当特朗普喊出制造业回流和加征关税时，铁锈带的失落工人们，纷纷将票毫不犹豫的投给了他，期待着能擦除铁锈，让钢铁重现银光。而另一边，新的“世界工厂”已经不再只有低廉成本，而是在加工精度和集成链条上都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200年前，美国在产业发展的选择题上做出了顺应时代的选择。
而今天，美国又站在了曾经的十字路口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只不过这次多了一个对手，叫中国。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本刊首席记者 纳婕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