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
生于1942年。柏林洪堡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荷兰皇家科学与人文学院、英国国家学术院、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早期现代史,包括宗教、政治、移民、国际关系、城市以及社会和文化史研究。
1517年是和平之年,是近代首个哲学意义上的和平理论问世之年。这一影响至今的理论的提出者正是著名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但那时的天主教欧洲,和平局面每况愈下。根源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或莫斯科的扩张,而是欧洲领主和王国间的激烈竞争,其形态已非常接近早期国家间的战争。此外,统治者们好大喜功,不放过一切争权夺势机会,以使本国凌驾于他国之上。15世纪,欧洲处于一个从中世纪前基督教共同体向由国家构成的近代欧洲转变的过程。
点击封面查看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
[德] 海因茨·席林 著
王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单看对于主教叙任权(Investiturstreit)的争夺就知道,完整统一的基督教欧洲从来只存在于人们的浪漫想象中。但在1500年前后,君主和王国及其人民和领地的专属利益已成为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欧洲开始逐渐形成单个权力集团和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体系。对疆域、臣民、资源和势力范围的角逐成为家常便饭,领主的地位和尊荣自然也成了争夺的一部分。炮兵、步兵,特别是连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都为之倾注心血的堡垒营造等领域的军事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使冲突变得更加惨烈,代价更为高昂,尤其是耗资更为巨大。连皇帝和教皇都被卷入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世俗和宗教领袖,他们所拥有的传统地位在近代经济实力、领土面积和军事力量面前变得不值一提。
统治者的个性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结构性不和。这些世俗领主们要么以各自的独特方式将传统全盘推翻,要么按照自己的意志赋予传统新的诠释。例如1494 年,为了争夺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宣称自己有那不勒斯的继承权, 并为此不惜与哈布斯堡家族大动干戈,而他是否真的有继承权疑点重重。阿拉贡的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也不遑多让,为了扩充西班牙的势力和荣耀,断不会将这片膏腴之地拱手让给法国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显然也不乐意,毕竟他也要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力,顺带提升哈布斯堡家族的地位。而“文艺复兴教皇”们也加入了这场大混战,希望借着教皇国的权势为自己的家族牟取私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尤其臭名昭著,他甚至为自己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在罗马开辟了一片自己的领地。
权力大小和地位尊卑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欧洲君主们竞相攀比的一部分内容。炫耀权力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宫廷建筑、王室画像、文学、音乐等。为此,君主们从世界各地征召画家、绘图师、雕塑家、石刻和挂毯匠人、建筑师、诗人和历史学家。皇帝和教皇对此尤其热衷,国王和大公次之,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匈牙利的马提亚·科菲努斯(Matthias Corvinus)、法兰西1515年继位的弗朗索瓦一世以及德意志的大领主们。
近代君主国争霸格局的雏形诞生在意大利。15世纪中期以降,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公国、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形成了“均势制衡”的五国鼎立格局,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战火,并给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空间。15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割据对立向全欧洲蔓延,冲突一发不可收拾。上文提及法王查理八世1494年在那不勒斯发动战事,企图赶走控制当地的西班牙阿拉贡势力,此举引燃了阿尔卑斯山以北三大力量—西班牙、法兰西和哈布斯堡在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争霸。征战未果,查理八世的继承人路易十二进而将战场转移至意大利北部,欧洲列强便又在经济、文化要塞米兰公国打得不可开交。法国人宣称瓦卢瓦王朝历史上曾与米兰维斯孔蒂家族联姻,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则亮出现任妻子是斯福尔扎家族的碧安卡·玛利亚公主的王牌。
参与争霸的几股意大利势力中,只有威尼斯和教皇国能与群雄一较高下。威尼斯是崛起的贸易大国,正致力于拓展其陆路疆域,并且拥有所需的雄厚财力。教皇国则在尤里乌斯二世教皇统治下得到了内部整顿和领土合并,疆土已拓展至博洛尼亚。尤里乌斯二世是当时欧洲最具政治、外交和军事才干的大人物之一,很能在与其他世俗统治者的周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在欧洲争霸已进入白热化的背景下,教皇国还能筑牢根基且称霸一方,着实令人叹服。教皇作为灵魂关怀者,本应定分止争,维护和平,尤里乌斯二世的政治和军事作为却与其本职相悖。欧洲文人界的笔杆子—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利用教皇的理亏对他口诛笔伐,批判他玩弄权术,在对话集《尤里乌斯被拒于天堂门前》中极尽讽刺,书中让圣彼得亲自拒绝向尤里乌斯打开天堂的大门。
教皇国的扩张政策直接侵犯了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的利益,双方陷入尖锐的矛盾冲突。为了打压威尼斯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和军事优势,除了中东欧的国家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加入了1509年组成的康布雷同盟,以求在意大利北部战场上分一杯羹。接下来的战事延宕近十年,其间的同盟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1510年,结盟的国家试图快速攻下防御完备的威尼斯,但没有成功,战争胜利的前景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同盟因此几经重组。持久的和平仍然遥不可及,尤其是当时处于军事领先地位的瑞士仍在意大利北部积极投身战事以争取自己的利益。教皇尤里乌斯曾尝试建立一个泛意大利联盟来对抗所有外部势力,但这个已与现代意大利很接近的政权联盟只是昙花一现。
在这场拉锯战中,法国最终于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 大败瑞士,确保了对米兰公国的控制权,进而取得了在意大利北部的主导地位。和平的曙光在1516/1517年出现:教皇之位已从好战的尤里乌斯二世交至利奥十世,后者虽然为保美第奇家族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占领了小公国乌尔比诺,但他从自身性格和政治利益角度出发都更倾向于维持和平。1517 年,利奥十世着手推动一项具体的工程,即联合所有的欧洲君主结成和平联盟,一致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他的倡议在欧洲各国引发的反响让人们有理由期待欧洲将迎来较长时间的内部和平。因此伊拉斯谟也不禁高兴地称,战争教皇已成为过去,和平教皇的时代从此到来。
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和西班牙的关系也朝着趋于和平的方向发展。上文提到过,1496年他们结成双重亲家,自此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政治关系和王国事务结合得日益紧密。1516年夏末,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孙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查理五世,为了确保西班牙之行万无一失,在努瓦永与法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同年12月,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也在布鲁塞尔宣布加入《努瓦永和约》,承诺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和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将撤出维罗纳,事实上他们在维罗纳已被困数月。如此一来,实现全面和平看起来指日可待,1517年帝国军队撤出维罗纳宣告自1509年康布雷同盟成立以来的意大利北部战事告一段落。维罗纳交予法军统帅洛特雷克(Lautrec)接管,之后又交还给威尼斯公国。这种颇具象征意义的“转手”方式其实是委婉掩盖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不得不从他痛恨的威尼斯撤退的事实。
正因为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战争和市民起义,欧洲才形成关于政治和国家的现代思潮。早在14世纪,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大城市,公民精神主导的共和思想(公民共和国理论)就已蓬勃兴起,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思潮不乏许多热切的推崇者,他们认为有公民参与的社会和国家模式才是治国理政的最优方案。但就在欧洲国家战争的首个高潮期,同样来自佛罗伦萨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撰写了一部著作,倡导完全相反的一套治国方法,其攘外安内的手段完全与传统的基督教政治思维背道而驰。他认为,要治理内政,开拓疆土,一国的君主不应使用道德、虔诚和和平手段,而是要变得诡计多端、冷酷残暴、穷兵黩武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违法乱纪。他认为自己的观点从古代传统看完全站得住脚,修昔底德的战争和权术哲学就是最好的佐证。当然,现世的经验是更重要的论据。在文艺复兴的叔季之世,诸侯对内争权夺利,对外互相攻伐,在渐渐成形的近代国家体系中,大家不再关心基督教世界的集体准则和治世理想,与中世纪的政治哲学渐行渐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治国方略应当立足于当下的政治现实,遵循的法则应当是捍卫单个主权国家——在意大利和欧洲普遍存在的君主国——的专属利益,提升本国力量和地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出发点是,当时每个国家及君主都处在一种“危局”之中,“因此,各国君主如果想要捍卫自身利益,就不能光以道德准则为行动标尺,而要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用或者不用道德准则”。宗教也是如此。与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不同,这位佛罗伦萨的现实主义者不认为宗教是上帝为维护基督教世界和平统一而创造的纽带,而是一个完全世俗的工具,君主为巩固统治可以乃至必须对其加以利用。毕竟罗马教皇此前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之后的宗教改革者路德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虽然他是从神学和宗教历史学角度论证的, 主要诉求是彻底取消教皇这一职位。马基雅维利说,“罗马教廷的负面表率”导致意大利“失去了对上帝的一切敬畏之心和一切宗教实质,这是造成无数弊病和无尽混乱的祸端”。
马基雅维利“写实”地分析了过去和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国家至上”。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成为欧洲各国捍卫早期现代国家属性和对内对外采取行动的斗争口号。“国家至上”理论不再以伦理准则为导向, 而是以肆无忌惮追逐权力的“狼性”为出发点,标志着欧洲政治理论的嬗变,日后也成为强权政治家的秘密武器。所有人都如此实践,但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论调的合理性。例如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本质上是“国家至上”论最优秀的践行者,却公开对马基雅维利这一湮没伦理的治国策略表示愤怒。在欧洲, “国家至上”早已成为政治常态。
1513年至1516年,马基雅维利厌恶的美第奇家族重新执掌佛罗伦萨大权,所以他不得不隐居乡间,并在那里撰写了《君主论》,其思想成为后来毁誉参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1517年,《君主论》的手抄版已在多个欧洲宫廷里流传。但直到他死去五年后,即1532年,这本书才由教皇特批首次在罗马印刷成册并大获畅销。
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政治家托马斯 · 莫尔在比利时的鲁汶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即《乌托邦》。这本书后来在巴黎和巴塞尔迅速再版。该书的诞生地远离战火纷争的意大利,核心目的不在于教导君主如何巩固国家和社会现状,而是从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论述如何按照公认的准则,而不是君主或国家的意志,改善崩坏的社会风尚,建造理性的、以人为本的社会秩序。莫尔是伊拉斯谟式的学者,他所处和所事的国家当时正暴露出种种弊端和矛盾,他对此大为触动,在书中描画了他幻想的新世界,拿一个迥异于现实的异域秩序为江河日下的现实做参照。
在书中,漂泊异乡多年的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向另一个对话者(不难看出就是莫尔本人)讲述他搁浅乌托邦岛后,与阿梅里戈·韦斯普奇在岛上一道探险的经历。这个世外桃源远离欧洲,岛上没有君主,大家像在共和国般享有平等地位,元首和执政官员都由岛民选举产生。在欧洲屡见不鲜的统治阶级腐败在这里毫无踪影,所有人都在努力为集体福祉工作,也相应获得给养。每个人都追求教育,也都能接受教育,因此国家没有教育特权阶层。特别是岛上还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故而没有欧洲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所有物品和资源都是集体所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然和需要理性地使用。上述核心理念对欧洲的影响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对近代欧洲的政治思潮的影响,绝不亚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后者成为无所顾忌的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代名词,前者则是脱离现实、致力于改变现状的美好愿景。有政治家评论称《君主论》和《乌托邦》在同一时期问世绝非偶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随着科学观察日益摆脱形而上学的枷锁,中世纪事实与准则的扭结逐渐松动。体现在政治理论中就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的区分。“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利认为无条件的“强权理性”是唯一有成功希望的秩序规则,莫尔的《乌托邦》则尝试用空想出的美好公平的政治秩序来理清欧洲现实政治的混沌。在该书中,新发现的乌托邦岛国居民为莫尔所倡导的秩序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