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故事，看清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

若想深入了解明朝历史，江南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区域范例。它是明帝国的经济命脉所在，是明帝国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

继《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以下简称《熊廷弼之死》）之后，唐元鹏再写明朝，落笔处正是江南。《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以下简称《江南困局》）讲述晚明时期发生在江南士大夫身上的六个故事，在故事中挣扎、沉浮的，有名臣豪绅、莘莘士子，也有平民、胥吏与奴仆。

这场“散尔”终于还是来了

上观新闻：您在《江南困局》和《熊廷弼之死》两本书中，分别关注了晚明士大夫的政治困境和生死抉择，两本书之间有何联系？

唐元鹏：我对晚明的写作，是按照三部曲展开的。第一部《熊廷弼之死》，关注的是明清边境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争的是战场的胜负，不如说是在拼钱粮、拼财政，但财政困境恰恰是明朝的死穴。江南是大明财赋重地，如果江南社会秩序崩坏，失去了纳税的能力，则明亡无日矣。第二部《江南困局》写的正是江南社会秩序问题，围绕江南士大夫群体讲述六个张力十足的小故事。

晚明时期，朝廷不仅面临北方蛮族的入侵，还要应付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国家财赋根基所在地的江南，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晚明的江南备受隆庆开海的影响。隆庆开海就是大明的改革开放，来自海外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与重建。本书展现的正是瓦解的过程。过往在士大夫眼中平静安逸、可以只手遮天的古典乡土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在晚明的江南，无论是著名老艺术家董其昌，还是文坛领袖钱谦益，又或者是当朝宰辅周延儒，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官、绅、士、民、奴各阶层的生死缠斗之中。觉醒的民众开始主张自身权利，不惜挑战固有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外敌、没有内乱，这种社会发展或许能让中国走出另外一条道路，但非常可惜，当战争与江南社会秩序崩解“狭路相逢”之时，这种历史可能性被打破。

上观新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会讲什么？

唐元鹏：我目前正在写。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关注点落在甲申之变，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时刻。这是晚明的终局。熊廷弼说过，知其不可为，当寻一场散尔。这场“散尔”终于还是来了。

上观新闻：从一个人的生死到六个故事的悲欢，您是如何关注到晚明士大夫这一群体的？

唐元鹏：我在很久之前看过谢国祯先生的《明季奴变考》，晚明奴变这个主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熊廷弼之死》里，有一章讲到熊廷弼在南直隶提学御史遭遇了一件由士子引发的社会事件，也就是《江南困局》第二章里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秀才势力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对江南秩序的崩解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当我继续深入阅读史料时就发现，类似的群体事件在当时的官、绅、士、民、奴各阶层中经常发生。我突然领悟到，对于大明朝而言，江南的动荡对国家的影响相当巨大，特别是宜兴民变，让我们看到江南在税赋方面的贡献，是如何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

由此我意识到，作为地方秩序实际的控制者，晚明士大夫在江南地区已经逐渐失去了压舱石的作用，这对大明而言是相当致命的。

史料不会说话，但不能限制我的想象力

上观新闻：撰写《江南困局》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唐元鹏：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挖掘故事的细节、展现人物的面貌。中国历史书写传统，多着眼于帝王将相，讲述的都是有关政治、军事的“军国大事”，描写小人物、讲述地方事件的资料并不多。要将我想讲的这些故事中的人物、细节挖出来，是个不小的挑战。好在近年来史料数码化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很多珍贵史料都可以在网上搜寻到，这大大降低了历史写作的难度。

获得了史料支撑，接下来就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把存在于不同史料中的各种强相关、弱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提炼出有趣味、有细节、有深度的人物与故事。

上观新闻：抽丝剥茧的过程中，哪些人物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元鹏：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第二章的江南风化案中的秀才冯应祥。关于这个人，我也找不出太多的史料，只知道他是几名为首搞事的秀才中，唯一一个逃脱熊廷弼惩罚的人。但是，如果联系到他在故事中出场的节点，就很有意思了。第一次，他在多年之前汤宾尹霸妇案中为徐家出头，为徐氏女争取立贞洁牌坊；第二次是梅家兄弟宣淫案中，他又跳出来为徐家在南京等地打官司，兴风作浪；最后，熊廷弼出手整治这些“搅屎棍”秀才时，冯应祥逃过一顿板子，逍遥法外，而他的同伙却被督学衙门一顿板子打死了。冯应祥虽然出镜不多，但他是串起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

史料中关于这个冯秀才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但我读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了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中方唐镜的形象。冯应祥不就是个刁钻无赖的职业讼棍吗？如果再结合晚明时期不同地方出现过的不少相似的动辄纠缠数十年的民间诉讼，我就更加能脑补出冯应祥之流的嘴脸了。当然，我脑海中想象出这样一个“冯应祥”，但因为没有史料支持，我是不能将之诉诸笔端的。可是，这不妨碍我继续想象这个人物。我想，这就是阅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史料不会说话，但不能限制我的想象力。

第二个人物就是最后一章那位让钱谦益为难的女人——王氏。王氏的老公祝先生是南直隶的举人，能在南直隶这种智力浓度非常高的地方考中举人，真是天大的造化。但是，祝举人祖上是奴仆，即使他成了举人，奴仆的身份仍然挥之不去，导致祝家邻居赵士锦以祝家房产归属问题而故意制造纠纷，逼迫祝家出让房产，最终逼得祝先生投缳自尽。这个赵家不同寻常，是一门四进士、百年不坠的簪缨世家，在当地权势熏天。

这时候，这个故事中的重点人物出场了——王氏。她一手主持了为丈夫复仇的计划。这位女性非常厉害，她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却无法得到当地官府、士绅的支持，于是，她想到一招——发动群众。王氏找人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揭帖，发往丈夫任校长的县官学，给丈夫的学生们人手一份。这份揭帖点燃了学生们为老师伸冤报仇的怒火，县学秀才们浩浩荡荡跨州越府来到常熟，逼迫当地头面人物钱谦益、瞿式耜等主持公道，为祝家伸张正义。

最让我惊讶的是故事的结尾。大仇得报后，王氏带着两个儿子收拾细软搬离了常熟，消失在明末的乱世之中。能奋力一搏扳倒庞然大物赵家，又能激流勇退、躲过风头避祸，王氏是真正的巾帼英雄。

晚明的政治生态——“党争”和“卸膊”

上观新闻：透过这些故事，可以“看见”晚明怎样的政治生态？

唐元鹏：晚明的政治生态，总的来说就四个字——“党争”和“卸膊”。党争这个不难理解，是贯穿整个晚明时代的“名梗”，我就不多说了，重点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卸膊。卸膊是粤语，意思是推卸责任。晚明时期随着政治败坏，从皇帝到文官再到武将，不愿负责成了普遍现象。举个例子，熊廷弼这个在晚明一等一的名将，竟然在广宁大败时进行了一番“卸膊”操作。以熊廷弼的能力，能不能在关外打一下，类似袁崇焕在宁远那样，凭借城池挡一挡八旗铁蹄呢？当然可以。但熊廷弼却因关外是广宁巡抚王化贞防地，丢了不关我事，就一泻千里地跑回了山海关。所以，朝廷杀他，从法理上来讲，不过分。

卸膊现象在崇祯朝可谓登峰造极。在与后金议和、南逃这两个重要问题上，崇祯作为领导核心，竟然不负责、不下决断；魏藻德、陈演这些阁臣更是一推四五六，用“泥塑的阁老”来形容真是恰如其分。

上观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唐元鹏：我想，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还是因为党争太残酷，动辄得咎，做任何事都可能遭致构陷，谁还愿意做出头椽子？另一方面是皇帝自己首先不靠谱，关键政策翻大饼。对后金战事是战是和？对流寇是剿是抚？皇帝总是首鼠两端。崇祯想对后金媾和，但不愿担责，最后推出兵部尚书陈新甲去抵挡言官火力，陈新甲为此还丢了脑袋。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哪个大臣愿意担责、尽责？

上观新闻：东林、复社等团体一向以清流自诩，推崇道德文章，以反奸臣、反阎党为己任，劝谏皇帝亲君子、远小人，但您在书中似乎表达了对他们的不以为然。

唐元鹏：谁是奸臣，谁是君子，有标准答案吗？调门高，迷惑性就强。东林党脱不开党同伐异的干系。比如在郑鄤案中，黄道周等东林健将对杨嗣昌的围猎，就是完全不顾剿寇大局、揪住小节不放的典型。

认真看东林、复社的所作所为就能发现，他们整体上是欠缺治国理政能力的。比如倪元璐，甲申之变中为国殉节，算得上是道德完人，但他在担任户部尚书的大半年内，就没给财政破产的朝廷带来过正向提升，甚至出主意说：“（将领）别募敢死材健五百人，以六十金养一士，此五百人者，远足制贼数万。”且不说大明将领本就有几百到几千高额粮饷养着的家丁，他认为五百人的特种部队能打败数万敌人的见识，就让人大跌眼镜。倪元璐这种东林标榜的名臣，姑且只有这种见识，遑论他人？至于南京陷落时嫌水太凉的钱谦益，就更是百无一用了。

上观新闻：这样的政治斗争给士大夫阶层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唐元鹏：晚明政争对士大夫阶层造成巨大的破坏，特别是士大夫独立人格被破坏殆尽。

士大夫在晚明近百年之中，很难不依附于某一个政治派别，否则，有功不能奖，有过不能扛。晚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几乎无一人逃得过党争，晚明政治变成了党同伐异的修罗场。

党争中，虽然有熊廷弼这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对立两党中反复横跳的人，但更多的人为了党同伐异而不问是非、只论门墙。

即使没有党争，晚明士大夫过于保守、传统，不具备与时俱进的眼光和经世治国的综合能力，整不明白算数、格致、经济之学，成为了保守秩序的维护者。大明经历隆庆开海，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改变，特别是南直隶及其辐射地区，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受到的冲击尤其大，奈何像孙元化这种了解西学的士大夫太少，大多数仍然只在道德文章中打转，连像清末那样的洋务运动都无从谈起。彼时的大明，除非来一场深入骨髓的改革，否则是无法避免覆亡命运的。

社会转型之下，读书人做出不同的应对

上观新闻：当士大夫们全力维护旧秩序时，朝堂之外、社会上下似乎发生了很多新情况。

唐元鹏：是的。晚明之前的社会经济形式单一，豪门望族以田亩产出为主，百姓绝大部分是自耕农或佃农，这样的人口和经济结构形成了社会的基础，民风相对淳朴。隆庆开海后，江南地方商业发达，民众不再只是从土里刨食，相当一部分民众进入城市，成为雇工、社会人、奴仆，新的经济形态导致社会秩序的重构，让晚明士大夫遇到了新问题。

士大夫阶层自身也发生了变革。上层士大夫在经济方面调整了自身角色，从大地主变为大商人，比如开当铺、跑运输。书中讲到的董份家，就有当铺百多处，做高利贷生意；有大船300多艘，做物流生意。这种情况在晚明非常普遍。下层士大夫以秀才为主体，就无法如此进退自如了，那些生活窘迫、中举无望的秀才，只能自谋出路。他们有去教书的、有当街算卦的、有行医的、有当讼棍的，甚至还有加入黑社会的。这就是社会转型之下，读书人做出的应对。

上层士大夫当然不希望社会动荡，他们还想保留自身在城乡秩序中的权力地位；下层士大夫则跃跃欲试，希望获得更多话语权。前者是群体事件的压制者，后者是群体事件的推动者。这个时期的读书人虽然不再纯粹，但对于当时以文盲为主的社会大众而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眼界见识，还是高出许多，因此他们可以成为地方舆论的引导者。特别到了晚明，下层士大夫经常掀动地方群体事件，冲击原有的由缙绅世家把持的社会秩序。

上观新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个人恩怨发酵为群体事件，其实是士大夫群体中不同阶层的角力？

唐元鹏：可以这么理解。解决社会矛盾的路径，过去要么请乡绅评判，不服再去官府告诉；到了晚明，士民在乡绅与官府勾结、无法给出公正判罚时，就会通过群体事件，倒逼乡绅与官府伸张正义。

上观新闻：这种互动模式在其他历史阶段也出现过，还是只是晚明特色？

唐元鹏：这种状况在过去不是没有，但绝不像晚明时期那么频繁地发生，参与其中的人五花八门，秀才、市民、雇工、农民、奴仆、无赖、流氓，都有。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没有权利的普通人争取自由与公正的努力，具有一定的变革甚至革命的性质。对比其后发生在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让人恍惚间觉得有一定的相似性。只是明清鼎革的更大变乱，压制了这种社会秩序变革的苗头。满洲女真鲸吞华夏之后，在江南进行了各种整治，比如嘉定三屠，镇压地方反抗战争，杀掉了很大一批地方士绅。还大兴案狱，通过整治江南赋税逋欠、明史案、文字狱等多个大案，彻底镇压江南地方势力。加上清朝初期的海禁政策，斩断了海贸连锁反应的进程，社会重新回到一潭死水的状态。

上观新闻：您为什么“死磕”晚明史？

唐元鹏：晚明是中国古代历史中非常典型的时期：它经历了典型的历史周期律，遭遇了外族入侵、民间起义、天灾人祸等多重夹击；它又具有所有秦制大帝国的通病，包括土地兼并、中央与地方关系、文武矛盾、财政单一、制度性腐败、物流成本高昂等；同时，它的民间经济、文化发达，百姓也具有一定的自由度，晚明时期更是生机勃勃；它经历过改革与开放，社会有转型的需求却无转型的机会。我能感受到当时的各阶层人群的希望与焦虑，这是一段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片段。

上观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哪些事件或人物对您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元鹏：谈不上学术生涯，我是读中文的，虽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毕竟在历史一行属于票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我喜欢历史、研究历史的启蒙读物。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时我还是个大二的学生。读完掩卷，感叹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也许就是这一次阅读，决定了我一生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