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6年春天，清晨，青灰色的天空低垂，仿佛压在屋顶上。
我和弟弟蜷缩在土炕上，盖着父亲生前用过的那床带补丁的棉被。
屋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瓦片上发出零碎的声响。
母亲早已起来，在灶房忙活。我听见她翻动锅铲的声音，闻到稀粥的清香。
起床后，我发现锅里的粥比昨天更稀了，飘着几粒黄豆和红薯丝，几乎看得见锅底。
“娘，今天的粥怎么这么清啊？”弟弟抓着碗，皱着眉头问。
母亲没说话，只是又往他碗里添了一勺。她的手指节粗大，布满老茧，这双手曾经做过多少农活啊。
“米缸快见底了。”母亲终于开口，声音里透着疲惫，“昨晚我数了数，最多再熬三天。”
我放下碗，心里一沉。父亲去世已经三个多月了，生产队按政策给了一些救济，但远远不够。
春种时节，家家户户都缺粮，借钱借粮都不容易。
“大伟，要不你和小伟去大舅家借点米？”母亲说完，眼圈红了，“就说咱夏收后就还。”
我知道母亲开这个口有多难。张家的骨气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平日里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向人家伸手。
可现在，生活逼得我们没了选择。
“娘，我去！”我立马答应下来，心里却忐忑不安。
大舅住在七里外的青石坡，是那儿的赤脚医生。他和父亲年轻时曾有过节，后来和解了，但走动不多。
父亲去世那天，大舅来了，默默地守了一夜，临走时只对我说了句“有事去找我”，就再没来过。
雨停了，我和弟弟推着父亲生前打制的手推车出了门。
村口的槐树抽出了新芽，田埂上泥泞不堪。我们走到生产队部时，正巧碰上赵队长。他四十出头，腰板笔直，脸上永远带着拿捏人的表情。
“哟，李家的两个小子上哪儿去啊？”赵队长咂着烟袋锅子，眼睛斜着瞟我们。
“去、去大舅家有点事。”我结结巴巴地答道。
“哼，你们大舅那个瘸子医生啊？”赵队长喷出一口浓烟，“少去找他！那些草药汤子治不了啥病，还不如去公社卫生院看看。你爹要是早听我的，兴许还不会……”
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父亲最后是靠大舅的药吊着，但还是没能挺过去。
弟弟的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拉着他离开。
“哥，赵队长凭啥那么说大舅？大舅明明医术很好，婶子家的牛都是他救活的！”弟弟边走边嘀咕。
“别理他，咱们快点去，争取午饭前回来。”我加快脚步，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2
路过玉米地时，我看见地边长着一丛丛蒲公英，正是采摘的好时候。
“小伟，咱们摘点回去给娘做汤喝。”我停下来，准备顺手牵羊。
“站住！偷生产队的东西想上哪儿去？”一个尖锐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生产队妇女主任张婶子，正好路过这里。
“张婶，我们就是摘点野菜回去煮汤……”弟弟小声解释。
“野菜也是集体的！你们以为你爹不在了就可以不讲规矩？”张婶子的脸拉得老长。
我拽了拽弟弟的袖子，低头认错：“对不起，张婶，我们不知道。”
离开后，弟弟愤愤不平：“那些蒲公英又没人要，她凭啥不让摘？”
“闭嘴吧你，这年头说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低声训斥道，心中却五味杂陈。
父亲活着时，谁敢这样呼来喝去的？如今少了靠山，连野菜也摘不得了。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了青石坡。
大舅家的茅草屋坐落在村东头，门前种着几棵石榴树，墙角有个晒草药的木架。大舅正坐在门槛上，给一个裹着草药的老人换药。
老人见了我们，笑着问：“这不是大河村李家的孩子吗？老李头的？”
大舅点点头，眼神复杂地看向我们。他四十多岁的样子，却像是五十多的人，鬓角已经斑白，左腿有点瘸，走路一步高一步低的。
“去屋里坐，我马上就好。”大舅头也不抬，继续专注地包扎伤口。
大舅妈从灶房探出头来，见了我们，惊喜地迎了上来：“哎哟，是大伟和小伟来了！快进屋，婶子正蒸红薯呢，马上就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