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认同：从茶叶之路视角对一组护照的解析框架

作者/孙树恒

一

护照不仅是人们出行的凭证，更在国家治理与文化传承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茶叶之路认同的珍贵历史资源，以及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护照有力地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获取，还是传递集体记忆、塑造身份认同的有效载体，每一本护照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当代旅蒙商、收藏家任志勇老师，多年来醉心于收集茶叶之路和旅蒙商相关的文献与实物资料。身为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市本地人，任志勇老师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回到家乡呼和浩特市，举办一场收藏展，把《茶叶之路》和《旅蒙商》的历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是呼和浩特市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家乡的记忆与精神。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不过，从任志勇老师的收藏中，我有幸看到一组意义非凡的护照，时间跨度从清朝直至现代，这些护照见证了旅蒙商的兴衰，也记录了茶叶之路的繁华与变迁，是对旅蒙商和茶叶之路最为直观、有力的历史佐证，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

二

“茶叶之路”是一条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贸易通道。它始于明清时期，从中国福建、江西等地出发，经山西、河北、内蒙古，穿越蒙古高原，最终抵达俄罗斯及欧洲其他地区。无数旅蒙商沿着这条路，用驼队运送茶叶等货物，开展贸易活动，促进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同时，它也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进了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护照，作为人类社会的关键留存凭证，蕴含着基本的主体归属信息，其集体记忆功能在身份认同建构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护照，远不止是一本简单的旅行证件，它更是塑造记忆和文化的关键文本资源，为茶叶之路打造了“记忆之场”，让单向度平面展示的记忆成功迈向多维度立体协同的新阶段，使得公共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词汇在护照领域频繁出现。

在清朝护照等证明文件通常限期一年，到期必须返回，不可无故滞留。对于旅蒙商而言，证件管理更为严苛。他们需经清政府严格审核，领取“龙票”或“信票”，才有资格合法进入蒙古地区开展贸易。

清廷对旅蒙商的管控细致入微。商品种类上，除粮食、布帛、茶叶等日常用品外，严禁武器和金属输入蒙地；税赋征收方面，课征地皮税、草地税、交易税等多种税费；查验处罚时，官吏定期查验执照信票，无票或过期者将被没收货物并逐出蒙境，失察官员也会被参处。护照通过承载记忆，成为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建构资源。它凝结着群体记忆，赋予群体成员身份感和归属感，其政治文化属性与认同的可建构性高度契合，为身份认同提供了独特应用场景，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群体的重要纽带。

三

护照是塑造记忆和文化的重要文本资源，提供了茶叶之路的“记忆之场”，实现了记忆由单向度平面展示向多维度立体协同擢升，成为公共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各种记忆形态日益成为护照领域的高频词。从清朝各类“照票”“限票”中，能挖掘海量信息，反映当时社会百态。从静态到动态、也为护照与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记忆的脚本。主要包括：

护照，清朝到库伦的护照，包括办事事项，姓名，籍贯，年龄，面貌。有无夹带商民货物等。比如嘉庆十六年的一份护照，上标有祁县六人，三十一岁到四十八岁，有年龄，身高，面色，胡须等，带九十货驼前往库伦，是旅蒙商。光绪十年的一份护照，是差派帮办官带领七名护兵办运米面及剩余银两到驻防库伦之宣化练军官带官，并说明并无夹带商民货物。有光绪二十二年十月的一份执照，上标有官员司员崇点年满携眷返回，驾车两辆，驼车一辆，驼夫十二人。

限票包括人数，姓名，籍贯，年龄，相貌，货物，车马，骆驼。有道光十五年到库伦做买卖的商人的一份限票，山西阳曲县人孙廷栋带七个人，七十只骆驼，茶叶三百七十箱。有民国六年（蒙古国共戴六年）的一份限票。

路引，‌是一种通行证或身份证明文件，包括持有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等，出行目的如探亲访友、经商、赶考、服役等）、目的地、出发地和预计往返日期。有道光三年四月的一份路引，上标有为赴西藏恭贺达赖喇嘛坐床的喀尔喀四部盟长签发的路引。有一个喇嘛的路引。

护照系列证明通过承载记忆，成为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建构资源。它凝结着群体记忆，赋予群体成员身份感和归属感，其政治文化属性与认同的可建构性高度契合，为身份认同提供了独特应用场景，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群体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