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黄灯，作家，学者。近年来，黄灯老师的《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非虚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25年新年伊始，黄灯老师接受了学人Scholar团队的访谈，这也是她回到中山大学后第一次接受采访。
本访谈由学人志愿者徐军、孙绪谦、韩宗洋、曾佑瀛等共同参与完成。
本文为访谈内容的之摘录。完整版见：
珍视自己的生命体验
学人：您说的这些充满困惑的学生，包括您书中写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县中的孩子”，从小地方走出来的。这些“县中的孩子”考上大学实属不易，但又碰上一个学历贬值、就业压力巨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找不到自己立足于社会的信心。
黄灯：我觉得学历贬值是现实，他们在教育链条里处于一个劣势位置也是现实。以我的观察，农村孩子的一个普遍心理是“不自信”。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获得的信息更少一些，再加上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陪伴，缺乏来自父母更细致的关怀，心理缺憾可能会多一些，这也是导致他们不自信的原因。
但是我想，这些孩子也应该看到自己身上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他们和生活的联系要更紧密一些。一个年轻人如果从小和生活的联系很紧密的话，以后进入社会的难度相较小一些。换句话说，他们的受挫能力会更强一些，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受的苦会多一些。尽管我不建议年轻人受太多的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被知识架空，被各种伪造的环境架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农村孩子如果有那种真实的生命经验，那是特别值得珍惜的，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提醒他们的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优势，这很重要。大城市的孩子可能在知识掌握上是占优势的，但是农村孩子在品格上面的历练，会让他们更有优势。
我的很多学生在毕业以后，生活、工作得风生水起，这得益于他们生命的韧劲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如果回溯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他们的家长聊天，观察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你会发现他们所在的环境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滋养着他们。这种长远的滋养可能在学历竞争的层面暂时处于劣势，但是如果放在人的一生中，却在无形中支撑着他们。这也是我写《去家访》的原因。
县中的孩子有这方面的优势，没必要因为知识的掌握暂时少了一点而自卑，知识的东西学起来很快。当然，我们的社会不要歧视这些年轻人，应该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公平的环境，让年轻人自由成长。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可能到了后面大家相差并不大。
学人：我们在一些二本院校的学生中搜集了一些问题，在其中挑了一个，向您请教一下：“感觉自己经历的中学教育评价标准极其单一化，每个学生的个性和自我发展的空间被挤压得一点不剩；个人认知特别有限，自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这种影响可能会延伸到毕业之后，甚至人生更长时间。那么，就此情况来说，学生个体应该如何获取自我认知与重拾自信呢？”
黄灯：我觉得至少这个孩子对他自己的生命状态是有感觉的，能够感受到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我其实也给不出太多太好的建议，但是我特别想对他说一句：“要多听自己的话。”我们有时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本能，当外界总是有标准不断地要求我们，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应该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整体来说，现在的高中环境还是比较紧张，没有太多个人空间，但是学生还是需要有意识地给自己留一点空间、有个缓冲余地。高中老师本身工作很忙、压力很大，面对这么多学生，很难一一兼顾，家长又不能特别理解孩子的话，对于学生来说，唯一能够给自己松绑的就是自己。所以，如果觉得被压得很厉害，就先自己给自己一点空间。
关于增强自信的话，我觉得可能要有机会让他体验成功，自信心才能够真正被激发。一个高中生怎么样才会有成就感？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培养自信的空间也要来自于评价标准的多元。当然，如果身边有一位老师给他更多的鼓励，或者能够发现他的优点，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学人：最近我们采访了施爱东老师，他提到在这个社会里，既要有“好学生”，也要有“坏学生”，对“坏学生”要有一定的容忍。“好学生”能够维持这个社会既有的运转，但是开创不同的方向可能还是需要“坏学生”。
黄灯：绝对是这样的。我教课的时候最喜欢学生不听话，我在上课时会很纵容我的学生，不太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也从来不检查班上学生的卫生状况。当班主任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特别要去管的，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学生打开，让他们在课堂上愿意说话，这很重要。
高考维护公平的代价太大了
学人：现在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学历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在实际操作中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在这种机制下，孩子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充分展现自身的蓬勃生命力与独特优势。
黄灯：对，这一现象实在令人忧心。因为现在整体说来，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压迫感是蛮强的，不单单是二本大学的孩子，重点大学的孩子也一样感受到压迫。
学人：现在的教育总是被人们所诟病，但是又很难改变它存在的问题。就像有人说的，“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以高考为例，除了选拔人才外，高考这种考试作为一套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还要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
黄灯：我特别理解你刚刚说的意思，教育的问题不在教育身上。我们日常中的很多人都很容易跟教育这个环节发生连接。你只要有了孩子，孩子就要接受教育，就要考大学、就要就业，所以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话题。
但是刚刚说到的，高考维持的所谓“公平”，其实只是一种表象的公平，只是程序上的公平。为了维护这种公平，农村的孩子甚至容许被消耗得更厉害一些，他们付出的更多，获得的却更少。我亲眼目睹他们几乎把自己所有的心力全部拿来对付高考，但是结果可能会不太好，尤其是现在文凭贬值，找工作又困难，家里又不能给太多依托。所以我有时候反而会想，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到培养“人”本身上来。
比如一个学生，哪怕他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我们通过教育让他已经做好了走向社会的准备，这有可能比他拼命考上一个二本院校、结果还找不到工作要更好一些。当然，我也明白这里面又会产生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已经变成了没有底线的行为了，我所谓的“没有底线”是什么？是说连维护年轻人的身心健康这个底线都做不到了，所有的人都把年轻人的生命力当作自己获得利益的一个筹码。行业都有行规，教育为什么不能有规矩？为什么可以如此去压榨一个学生的时间和精力？现在高中生的抑郁率特别高，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生态，是一定要去改变的。哪怕是着眼于维护教育公平，首先也应该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将他们无限度地投入到竞争中。这是教育的管理者、资源的分配者，包括教育一线的工作者——老师，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不可能让孩子自己来达到公平，这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学人：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感觉您特别有感触。
黄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这对年轻人的伤害太大。我真的不太赞同高考维护了教育公平的观点，即使它确实维护了教育的公平，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个公平的代价太大了。
我觉得现在一定要呼吁年轻人的身心健康，这比什么都重要，要让他们觉得生活还有点盼头，有点快乐。要是活得没劲了，高考完了啥都不想干了，有意思吗？这样的教育绝对是出了大问题，就是把年轻人透支得过于严重。高中阶段的教育，不要以为学生完成高考就完成了教育任务，在大学里会发现很多学生不想学习，活得没劲儿。
学人：在21世纪初，大学扩招叠加了中国“入世”等因素，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高素质劳动力的增加与巨大的市场配套，迸发出了巨大的财富效应，现在这些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学校系统作为社会的“小三角”可以作出哪些调整？
黄灯：真的是需要调整了！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家长对高等教育有那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因为我们“入世”、扩招了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张大学文凭看似是可以兑现到很多现实好处。但是现实的好处并不是文凭带来的，而是时代带来的。在曾经那个阶段，没有文凭的人也可能发展得很好。从我这代人的经历来看，当时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那些人，可能比现在的一个本科生，甚至重点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发展的可能性还要多。这是时代给予的，大家都是“电梯的乘客”。
现在，整个大势变了，我觉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可能还要收缩一下，如果还是维持扩招的模式，可能会形成很多的浪费与“内卷”，最后难以为继，刚性的调整不如柔性的调整。如果当下的高等教育能够兑现与之配套的就业机会，那自然很好，但现在，没有这个外在支撑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回到“人”本身了。高等教育到底有没有帮助年轻人成长？对青年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到底起到了哪些帮助？这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
学人：大家都知道深职大在中国的职业教育领域里是知名学校，您可否对您在深职大的这段经历做一个总结？
黄灯：深职大的这段经历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深职大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在职业院校里面确实是一所领军的院校。它能有这个地位是因为很多机缘，比如说它在深圳，地方与企业的资源多，师资也很强。可能因为它很长时间一直是专科，到2024年才升为本科，来到深职大的学生大部分都不算应试教育的胜利者。
在每年录取的几千名学生中，本科层级的招生人数只有几百人，录取的学生90%左右是专科生，它的分数在高考中还算是比较低的，来到这里的孩子有很多都是在应试教育中遭遇过挫折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也有一些体验与发现。我在深职大教过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和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学生尽管高考没有成功，但也是很有个性的。
项飙老师到深职大的时候，他要我们带他去学生宿舍走走，然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子很会做手工，她的那些手工制品可以直接在网上卖钱，我甚至一直嫌她在网上卖的价格太低了。我还认识一个学生，他很喜欢玩滑板，他的滑板已经玩到顶级水平了，他现在到外面兼职做教练，每月都能挣几万块。还有一个学生，专门在深职院的各个地铁口给人贴膜，在大学时候就已经在地铁口租起门面做生意了，他每个月的收入都要超过老师很多。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子，这样的学生有独立赚钱的能力，跟社会有良性互动，并尝试在社会里独立生存。
黄灯《大地上的亲人》，译林出版社，2024
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有生命力、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对生活有热情、能够在社会立足，就真的不用太担心他们。我们需要的是给他更宽松的环境、更多元的评价体系和更自由的空间。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在社会上立足，还是要靠别的素养，文凭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但它绑架了太多自身承载不了的东西。
学人：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可能很轻松，但对很多家长来说可能还是很难接受的。我身边一些老师将深职大推荐给家长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很崩溃。很多学生上职高后，家人对他们也有非常负面的情绪。
黄灯：现在最应该教育的就是一些家长。现在的教育之所以让一些孩子承受着难以承担的压力，学校和应试教育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的责任。
很多家长不懂教育，对孩子也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说压根不懂社会现实，却又有霸道的要求，理念还停留在80年代，以为一个大学文凭就可以把孩子一生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些中产阶级的父母，自己实现不了的愿望，就把幻想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计代价地激励孩子，期待超额回报，这样只会把孩子置于一个非常残酷的境地。这都是我亲眼目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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