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跟随巨浪,她骄傲地讲;

告诉我,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远离巨浪,她悄悄地讲。

——本能实业乐队《滇东幻想症》

我们与社会神话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变了。七十年前,当罗兰·巴特写作《神话修辞术》的时候,他感叹并试图批判的,是弥漫在社会氛围中已建构概念与事物的“自然而然”:它们模糊掉历史性,展现出“自古以来”“从来如此”的面貌,它们是要被揭露的,它们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位置以求长治久安的精神幻象。


《神话修辞术》书封

然而一如巴特终生都在沉迷社会神话迷人的情动和意识形态立场之上的理性中间摇摆,过往写作当代的神话学批判不得不摆出的那幅冷静、客观、扫兴的面貌是如此令人生厌。在时代的巨浪之前,我们与社会神话长期紧张的关系也被迫改变:我们意识到,神话依旧无时无刻不在被建构,一味批判神话本身是无效的;我们面对时代巨浪的无所适从,在于既有神话的失落与新建神话的再造,越发远离理论与知识的靶心。

事实上可以大胆给出结论:20世纪下半叶的一切社会神话批判,都存在理论诉求与实践诉求的割裂:即理论角度撕裂建构,行动层面维护建构,这之间的矛盾,由建构本身的美学意味来弥合。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性的行动,而是一种审美活动;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艺术创作,就像黑格尔把自己放在绝对精神的顶峰,书写人类精神的三幕式戏剧,也终究无法改变他死于瘟疫,他的理想国家走向疯狂。

理论越发是无力的:因为解构的理论面貌在真正的解构行动面前是苍白的,实际意义的地动山摇,远胜于花神咖啡馆里悠闲的清谈哲学。在这里我要谈及的,是当代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偏离,是解构者与反抗者的不宽容,是人工智能时代赛博秩序的失落,更是在一切既定价值和既有秩序的颠覆下的惶惑不安。

理论与实际的偏离与失效

从一件“小事”谈起:2025年2月,备受小众玩家关注的捷克角色扮演游戏《天国拯救2》发售。这是个故事背景发生在十五世纪波希米亚胡斯战争的冷门游戏,它之所以备受玩家喜爱,在于它再次触及到游戏理论界旷日持久的经典议题:沉浸叙事问题,即“《荒野大镖客》问题”——玩家究竟有多爱在电子游戏世界中模仿真实?沉浸式仿真的限度在哪里?仿真与可玩性之间为何始终存在矛盾?

从接触游戏理论开始,我就注意到游戏叙事理论中存在一种明确的倾向,即对电子游戏创造仿真的,沉浸式的,目标是取代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的期待。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期待似乎从来没有被真正满足过。最初,开放世界游戏似乎是解答,但很快,开放世界就被作为一种虚假的仿真,一种“地图上充满问号的to-do-list”的反面教材;接着,《荒野大镖客2》的出现,史诗般创造了电子游戏“仿真”的终极可能,玩家沉浸式地生活在牛仔文化即将式微的19世纪美国西部,只要不往前推动剧情,你就是这个世界有机的一分子——然而,“什么都好,就是不好玩”的评价,折射出玩家似乎依然需要一个终极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可以是剧情,可以是变强,但不会是仿真。

于是,从《巫师3》发扬光大的,立足于经典跑团游戏逻辑的“剧情分支选择互动”路线,成为当今最受追捧的“仿真”解法:2024年的《龙之信条2》,2025年的《天国拯救2》都是走的这个路子,即以自由度来塑造沉浸感与真实感:面对同一个目标,给出两种以上的解法和反馈,任由玩家自由探索,从体验感受而非环境塑造上给予玩家以真实性。与《荒野大镖客2》对比,同样是千变万化、异常复杂的服装和食品系统,《荒野大镖客2》的丰富性是“学术性”的,不影响游戏进程,纯粹供历史文化爱好者赏玩,而《天国拯救2》的食品随时关乎于主角的存活,服装直接关系NPC对主角的态度乃至影响剧情分支,堪称一种广受好评的进步。


《天国拯救2》

然而,随着游戏进程的深入,玩家再次开始不满意了:一方面,是意识到这种“仿真”是精心计算,与可玩性紧密相连的,看似塑造真实性与沉浸感的设计,到头来依旧是对可玩性的塑造而非对虚拟世界的构建,这种“画皮”被揭露后带来的幻灭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玩家一边夸赞这种“真实性”的设计,一方面却在实际游玩体验中千方百计地思索如何摆脱这种“真实性”的束缚,嘴上是蜜糖,实际游玩中是砒霜;这些真实性设定是他们赞扬这款游戏时的话柄,但在游玩中却希望赶紧结束回到舒适区。

说到底,玩家明面上的诉求、意见、发言,与他们的实际需求存在偏离。他们的意见看似是顺应游戏理论大势的,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和选择,却又是“复古”而偏离理论的:玩家们要求真实,但却要求不限制自己的真实,要求对他人进行真实性的限制,却希望自己是超越世界规则的:游戏说到底,玩家还是要玩成“爽文”的,因为爽文才是如今的玩家心灵的真实,而这个对人限制极大的世界,无非是一个披着真实幌子的牢笼。

于是回到游戏理论界,我们一边鼓舞精神讴歌游戏对塑造第二世界的伟大意义,一边将纯粹的“好玩”与“娱乐”奉上神坛——真正统治我们的是任天堂一类的爽文体验,“真实性”只是我们科学化、合理化、崇高化自我的幌子,所有的游戏理论都在这种言不由衷中迷茫不已,导向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未来,期望一种虚幻的可能性。

另一个我熟悉的理论失效的例子在当代戏剧创作上。跟随布莱希特、朗西埃,吕克-南希等人的政治性剧场的理论期待,当代戏剧理论家和创作者们,无不在塑造和期望一种创作者、表演者与观众“共在-共显”的理想剧场共同体。我们希望剧场能够打破从18世纪法国宫廷塑造出来的“高雅”场域和权力迷障,回归到古希腊环形剧场的议题性政治传统,塑造一种政治美学意味的,将观众纳入到平等对话情境的当代剧场——然而这种剧场是观众需要的吗?一个我经常提及的吊诡是,当代剧场尤其热爱打破“第四堵墙”来到观众席互动,创作者都无法抵御“全剧场”的诱惑,但当我们作为观众时,我们既然选择了非沉浸式的剧场观演,就自然而然希望舞台上的东西归于舞台,千万不要来到观众席打扰我们的舒适区。

近十年来的戏剧创作实践早已证明,理论只是理论,观众们热爱的剧场依旧是18世纪的,剧场就是一种权力的表达和文化资本的彰显,“好故事”和“入戏”的诉求既可以是资产阶级的,也可以是当代大众的,更有可能是一种普世而全人类的:很多剧场的成功者们已然明确了这种“双重思想”,追随那些已经在“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论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电影人,让理论归于理论,让剧场归于剧场——他们赚得了金钱与名声,而还试图将理论纳入当代剧场的人,则反而会背上“不真诚”“毁掉中国戏剧”“不尊重观众”的帽子,穷途末路,声名扫地。

再进一步,理论的失效何止在我熟悉的游戏理论和戏剧创作范畴?21世纪曾被认为是在20世纪这个“理论的世纪”之后的“后理论世纪”,被当代理论家们刻画为一个回归实际的,放弃对立的和解时代,被认为是一个解构之后缓慢重建,重新找回既有价值的时代,甚至推向国际,是一个和平而“历史终结”的时代,是一个依靠“对话”重新塑造现代性的沟通共同体时代。是这样吗?现实早已不屑于打这些理论的脸。当利奥塔提交《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的时候,他一方面承认了这个世界既存普遍共识的失落,另一方面却又乐观地将未来寄托为“宽容与多元”,认为在普遍共识失落后必然会兴起新的共识,甚至认为这种新兴共识的本质就在于“对不存在根本共识的信仰和对多元共识的宽容”,显然这种乐观没有预料到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既有的共识失落所带来的,只能是产生更加极端、更加具备排他性的新共识——这种共识从来不会是多元的。

新兴“左翼”的不宽容

当代文艺和商业电影当然是时代精神和新兴共识的镜子。那么,春节档拿下百亿票房的某部电影,则再度成为一种主流电影批评话语的验证,与这些年来另外几部电影一样,成为一个普遍共识性的“爽文叙事”的一部分:即这个电影行业是被“德不配位”的老一代人把持的,他们腐朽、落后、痴迷权力,为新兴的年轻人设下无数的限制,然而最终被大众赋予的票房数字教育,老一代人“过时了”,新一代人“整顿职场”。

这个不能算是文艺批评,只能算是爽文书写的叙事,又普遍立论于一个虚假的“神话”塑造:即认为之前某次春节档某电影的票房战胜另一部电影,不是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老登”们以权力操控市场,打压“年轻人”的结果,某电影用了非常规的手段“窃取”了另一部电影应有的排片与票房。实际上,所谓“幽灵场”“偷票房”是一种行业常规,是每部春节电影都有的影院为完成排片任务的锁场,而某电影被拎出来,是因为有个不了解影院行业内情的另一部电影的支持者,特意跑了趟影院拍了“无人”的视频发出来传播,这下“出圈”,三人成虎,有了“铁证”。

那么,为什么大众忽略了每一部电影都有“幽灵场”的事实,用这个词特意专指某电影?自然是某电影成为“老登”“权力”“反工业化”“打压年轻人”的代名词,“老登挡了年轻人的路”,近一亿这部电影的现场观众的声音,被互联网上年轻人、工业党、建制派、理工科KOL们更大的声音所淹没了。于是,整个“行业老登打压年轻人”的叙事,建立在虚构的“年轻人没拿到话语权,是因为被行业老登压迫”的前提上,正如时下大热的一部电影里的这句代表性台词:“我(年轻人)活不活不重要,我只要你(老登)死。”

但问题在于,从客观发生的角度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如果跳出电影行业,这个叙事又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吊诡的事实在于,真相是靠谎言而流传的,面对不可说的领域,只好在可说的领域制造“神话”。在这个叙事里,年轻人得以出气,电影行业真正的“老登”们纷纷神隐,唯一倒霉的只有每次都被丢在风口浪尖的张艺谋——幸好他习惯了,毕竟“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一个凝聚在当代舆论场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共识已然诞生,即是《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化输出”作品都给出的经典爽文命题:年轻人无法容忍既有的规则,他们要“打上天庭”,重塑秩序,革命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解构主义的时代尚未过去,它是一种无限而永恒,不顾一切的向前的“远视主义”。

然而,就如同《哪吒之魔童闹海》与经典上影版《哪吒闹海》的区别,这种“打上天庭”的反抗精神,却又是一种“被击中的时代保守情绪”(豆瓣“恰帕斯东风电囼”)。在饺子导演的两部《哪吒》中,令人惊叹的是其意识形态的高度圆融:即“反对不合理的社会规则与顺应原生家庭是不矛盾的”,影片中的哪吒像是导演饺子一样,是一个能以家庭作为坚实强力的后盾,为家庭利益而与外部社会搏杀的形象,在哪吒与社会偏见、社会体制的斗争历程中,“家庭”是可以被排除在“被反抗的社会体制”之外的,家庭伦理和反抗社会规则的变革叙事在当代不再是一种矛盾,可以一面高呼“family”一面“砸烂一切”。豆瓣的“恰帕斯东风电囼”因此将其与门阀垄断、阶级固化联系在一起,我倒觉得大众的共识并未如此明确,真正明确的,是“我”这一主体的特异性,即“社会必须公正,而我除外”,一切对公平的诉求和对既有规则和价值的反抗,都立足于对自身特权的追索。在这个思路之上,就可以解释为何家庭伦理可以被排除在“社会体制”之外,因为既然可以存在“我”排除出“大众”之外的“特权”,那把任何价值排除出要反抗的对象之外都是合理的。

因此,这种“时代保守情绪”实际上是以鲜明的反抗性作为外部特征的,只是他们不“反抗一切”,而是精挑细选要反抗的对象——此时,《哪吒之魔童闹海》,包括类似《让子弹飞》这样专注讲“反抗”本身的影片则会必然被追捧:因为每个人都会自由选择自己反抗的对象,然后从中找到属于自我的“爽感”,没有人认为自己珍视和维护的价值,与自己看似“反抗”的决绝态度是矛盾的,甚至,这种“自洽”带来的是一种更加直观的党同伐异,一种“新兴左翼”强烈的对“多元”的不宽容:他们可以将任何一种价值都奉为圭臬,也可以把任何一种价值当作敌人,而不改某种“左翼”底色:因为“年轻人要老登死”的普遍共识说到底只是一个幌子,真实的共识只是“我要赢,我要别人死”罢了。

一个例子是,UP主“小约翰可汗”的一期讲述土库曼斯坦统治者土库曼巴什的视频中,当讲土库曼巴什禁止西方艺术时,弹幕纷纷支持;当讲土库曼巴什禁止男子留长发时,弹幕纷纷支持,而当讲土库曼巴什禁止电子游戏时,弹幕却反对了——而这些弹幕的来源,又是互联网上以明确的激进面貌出现的“网左”们:看似要“斗争一切”的他们,丝毫不在意别人吐槽他们“真有一头牛”,他们早已超越了这个逻辑,他们可以不一无所有,也要成为世界的主人。

赛博与现实秩序的双重失落

2025年初,国产开源AI“Deepseek”异军突起,接过接力棒成为继《黑神话:悟空》、“六代机”、“小红书中美大对账”“《哪吒2》”之后又一轮“中美竞争”叙事的核心高潮。除开这些意识形态讨论,deepseek确实展现出比之前的AI高出一等的能力:“深度思考”。可以发现,deepseek之所以能够用相对较小的算力呈现出更好的写作能力,在于它加强的并非是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而是对数据进行建构和逻辑思考的能力。相比其他AI,deepseek明显有一个独特的“深度思考”方式和思考逻辑,有一个成熟的“思维模型”,能够将信息准确地置于逻辑链条之中,甚至在缺失信息的情况下对逻辑链进行补全。我个人体验中,deepseek尤其擅长“创造概念”,能将素材中没有明确或者没有发展开来的想法,用直观明快的“概念术语”点明出来——这种超出过往AI的逻辑思考能力,是其能在写作论文的方向明显超越同行的地方。


DeepSeek AI工具

Deepseek当然还不完善,但它确实是最贴近人类的“潘多拉魔盒”比喻的一款AI:因为它真正开始思考了,甚至我们已经不太确定它是根据人类写好的思维模型进行的,还是真正产生了自我的思维模型;但无论如何,deepseek在AI被大众应用了一年多后,真正成为了一款被国人信赖和追捧的工具,人工智能在大众语境中不再只是“人工智障”,而切实地成为了一种可借助的能力,人类对AI的“恐惧”终于开始实体化了,赛博世界的秩序终于又被撕开了一个裂口:在曾经的“赛博共产主义”被互联网大厂资本和政治权力收编,赛博世界的权力分配再度与现实同步的当今,deepseek终于要开始制造一个“非人类”的秩序了——当然,我们都知道由AI来把控赛博世界秩序是可怕的,可是,现在这个被权力和资本控制的赛博秩序,又好到哪里去呢?

与Deepseek同时开始颠覆现实社会秩序的,则不是谈论解构主义的理论家,而是正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闪转腾挪的特朗普团队。会议可能造成的颠覆性后果已然开始显现,我们突然意识到曾经是“天然共识”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国家、现代化国家概念、现代外交和国际秩序都是“历史性”的,都是被先人构建出来的,也都是可以被改变的。曾经的霸权主义者还需要“神话”作为掩盖自身过失和野心的外衣,现在他们直接“解构”了这些神话,“装都不装了”,他们甚至都不再提出一种新的秩序,而仅仅是完成一种为了自身利益的对既有秩序的彻底破坏。

于是,本文提及的所有现象,那些嘴上要求真实性、真实体验中追求“爽文”的游戏玩家,那些念着当代戏剧理论但实践上只想让观众“入戏”的创作者和观众们,那些借助电影和文艺批评呼吁反抗、却精心选择着反抗对象并沉迷党同伐异的“网左”们,和正在把国际秩序和现代化民族国际认同撕成废纸的特朗普团队一起,集体构成了这场时代的“巨浪”,这场“唯我独尊”的巨浪,也因此,追随巨浪、远离巨浪,都是一种无可指摘的选择——它毕竟是巨浪,还在不断地增长。

此时,选择“面向巨浪”几乎是一种自戕,但却也是我们在积极方向上唯一能做的事情——不再批判“神话”的虚构性,而是真正将“神话”作为一种斗争武器。所有的社会神话都是被创造的,都以“本该如此”的面貌存在,那么,只有持续创造“神话”,才能够抵御那些排他的,不宽容的,唯我独尊的新兴“神话”。从此,当代的神话修辞术意味着,创造新的神话,讲述新的神话,建立新的共识,面向这场解构的进行时,让理论不再失效,而不是自说自话,固守已然被冲垮的边界;不要再在意某种纯洁性了,必须从批判它,走向运用它;唯有如此,才能够最终保卫真正的现代生活。

可能,真正的“后现代”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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