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建议把法定结婚年龄降到18岁，想靠这个办法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这一提案一出来，马上在网上炸开了锅。
▲陈松蹊资料图
提案背后，是我国越来越严峻的人口形势。这几年，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总和生育率也低得可怜，连续三年都在1.05左右，只有人口更替水平的一半。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少，对经济发展肯定有不小的影响。
但是，把法定婚龄降低到18岁，真的能解决生育问题吗？
我看未必，这个提案其实暴露了很多问题。
陈松蹊团队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把适婚人群的基数扩大，延长生育的窗口期，生育率就能提高。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对现在社会问题的错误判断。
现在年轻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根本不是因为法定结婚年龄限制。看看《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4》的数据，一线城市的人初次结婚年龄都超过32岁了。
大家不愿意结婚，主要是被高房价和教育压力给困住了。在北上广深，房价每平方米动不动就6-8万，普通人辛苦一辈子都不一定买得起房。再加上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各种费用加起来得上百万，这对普通家庭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提案背后反映出一种把人当成工具的治理思维。提案里用“生育潜能”“人口动能”这些词，把人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工具，好像人就是为了给社会创造价值才存在的。
这和以前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有点像，以前是为了控制资源，限制生育；现在是为了延缓老龄化，鼓励早婚。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没有把人当成有独立思想和需求的个体，没有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提案里还说，“把婚龄降到18岁，是给年轻人更多选择”，可却没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的实际生活状况。2024年，高校毕业生的待业率高达21.3%，差不多37%的18 - 22岁的年轻人还得靠父母养活。让这些自己都还没独立的年轻人结婚，只会让他们的生活压力更大，甚至可能造成一代人剥削另一代人的情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婚龄和生育率也没有必然联系。韩国法定婚龄男18岁、女16岁，可2023年生育率却低到了0.65，全球垫底；日本2022年把婚龄统一到18岁后，新生儿数量还是一直在减少。
这些例子都说明，决定生育意愿的，不是政策允许什么时候结婚，而是社会能不能给育儿提供足够的支持。像北欧一些国家，福利体系很完善，育儿成本的85%都由社会承担，所以生育率能维持在1.8左右。这才是解决生育问题的正确方向。
这个提案还引发了很多伦理争议，最关键的就是对个人发展权利的剥夺。18岁正是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结婚，尤其是女性，很容易陷入“母职惩罚”。
有研究表明，每生一个孩子，女性的终身收入就会降低28%。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早婚潮一旦出现，女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就会被大大压缩，这和张桂梅老师创办华坪女校，想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这个个体化越来越明显的时代，婚姻已经不再是每个人必须要走的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海社科院做过调查，42%的Z世代都觉得婚姻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政策来强行改变人们的选择，不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还可能导致离婚率进一步上升。2024年，30岁以下离婚的占比已经达到37%，其中经济纠纷是主要原因。
要想真正解决生育问题，还是得回到“发展是为了人”这个根本出发点。
譬如：建立育儿成本社会分担机制，可参考德国的“住房合作社”模式，把年轻人的住房支出控制在25%以下；或参考法国的全民托育体系，覆盖83%的适龄儿童，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譬如：把带薪育儿假延长到2年，并且强制男性也休假，这样既能让父母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也能减少职场上的性别歧视。
譬如：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把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让孩子们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
人口政策的制定者们要明白，每个新生儿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然后才是社会的一员。
只有当我们不再把人当成资源、红利或者潜能，真正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发展权利，生育率的回升才会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就像康德说的：“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在人口治理这场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大考中，我们要交上的，应该是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答卷，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