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小时，
交警查处非机动车
“闯禁”违法行为11起，
其中大部分是快递外卖骑手……
这是最近交警部门
在南京路商圈附近九江路口
集中整治的“战果”。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第4焦点”公众号数据显示，每天上海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数量约2000起，这不仅对道路安全带来了隐患，也对骑手自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骑手们交通违法频发，市民怎么看？如果外卖超时，公众容忍度又如何？在上海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协会和同城配送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对即时配送交通安全现状进行了调查。2月26日，调查报告发布，超九成市民表示目睹过骑手们的交通违法行为，37.7%的受访者认为骑手们遵守交通安全情况“不好”。
超九成市民目睹过骑手违法
此次调查对象覆盖16个区，回收有效样本共2569份。当问及受访者对骑手遵守交通法规的整体印象时，42.2%表示“很好”，19.9%表示“好”，认为“一般”“差”“很差”的共有37.7%。91.5%的市民看到过骑手有交通违法行为，高频违法依次是“超速”（49.9%）、“闯红灯”（32.9%）和“不走非机动车道”（29.3%）。
受访者认为，骑手交通违法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交通安全意识”（58.6%），其次是“平台制度设计”（46.0%）。当问及应从哪些方面解决时，“加强对骑手有效的交通安全教育”（62.6%）比例最高，其次为“加强交通执法检查和查处力度”。
近半数人超时后会“催单”
骑手交通违法频繁，或许与市民对配送时效性要求高有关。针对“是否在意配送的时效性”，74.3%的市民表示“在意”或“十分在意”，仅有25.7%表示“不在意”。有46.4%的市民在配送超时后会催单，其中超过5分钟就会催单的有14.4%，超过10分钟催单的有17.3%，超过15分钟催单的有14.7%。6.9%的市民超时5分钟内就会给“差评”，12.4%在超时5-15分钟时会给差评，8.4%的人超时15分钟以上会给差评。
调查发现，快递外卖行业由于为生活带来便利而受到认可。77.7%的受访者认为骑手对满足社会需求有“重要”作用，55.5%认为骑手受尊重程度“高”或“很高”，68.0%认为骑手收入“高”或“很高”。
不过，在受尊重、高收入的同时，也有71.6%的受访者认为，骑手这份职业对健康安全影响“大”。
建立“骑手集体协商机制”
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主任高峰认为，提升配送行业的交通安全意识，需要公众、政府部门、平台和骑手共同发力。比如，平台可要求骑手签订“安全承诺书”，设置“职前交通安全考试”，定期组织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长期“零违章”者予以奖励，对“高频违法”者及时处置。相关部门则可以定期到企业“送上”交通安全课、发放宣传资料、播放警示片，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调查方还认为，平台应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沟通合作，优化配送流程，提高配送效率和弹性，特殊情况下为骑手提供解决方案，减轻骑手工作压力。平台应优化派单调度规则，合理规划配送路线，增加骑手安全因子的比重，避免配送员因赶时间而忽视安全。
此外，平台可引入“实时监控追踪”功能，随时掌握车辆位置、配送进度，通过算法公开、休息提醒等防范骑手疲劳作业。亦可考虑建立“骑手集体协商机制”，让骑手参与制定平台规则，更好地保障这一群体的权益和安全。更重要的是，公众也须降低对配送时效性的要求，少一点“挑剔”，多一点理解。
上海骑手将有“绿标”“黄标”“红标”之分
在调查报告发布的同时，25日，上海市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同城配送专业委员会召集叮咚、饿了么、美团、达达、闪送、中通、邮政、顺丰等快递外卖行业企业开了一场会，交警部门受邀参加，探讨如何降低骑手小哥们的交通违法频次。
记者获悉，上海正在修订《同城配送专委会成员单位交通安全自律公约》。
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风险隐患评估标准”，今后将根据骑手是否使用专用号牌车辆、是否及时处理交通违法及事故来进行“分级”。比如，使用合规专用号牌车辆、无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及有责交通事故的骑手，将被评为“绿标”；存在4起以上未处理违法行为，或一个月内发生2起及以上有责交通事故的，则为“红标”。
相应的，根据站点当日上路骑手的得分（绿标10分、黄标7分、红标3分），对站点进行星级评定。根据平台当日上路骑手的人均得分，将企业划分为“低风险”和“高风险”。
评出的“星级”和“标色”有什么用？今后，专委会将对分色预警表现不佳的企业进行约谈、通报和限期整改，对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表彰宣传。更重要的是，对“高星级”站点及“绿标”骑手，会尽量将派单资源向其倾斜。
“骑手是流动的，站点是固定的。以往将骑手作为个体来管理较难，今后可以通过与交警总队的信息同步来对骑手打分，再通过骑手得分对站点进行评定，最终可以通过供应商等渠道实现对站点的管理。”专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会上，交警部门还对公约其他新增内容作了解读。比如针对“骑手若违反法律法规而不再续聘，平台应及时将相关人员信息推送至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表示平台管理严格后，骑手可能会“不做东家做西家”。今后考虑实行“黑名单”制度，将高频违法骑手推送给所有平台，供企业招聘时参考。
此外，《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外卖、快递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应悬挂专用号牌，内置芯片能与电子警察实现数据传输，逆行、闯红灯都会被抓拍。 然而，部分骑手至今仍未悬挂甚至故意破坏专用号牌，因此公约中增加了“驾驶悬挂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并确保号牌完好”条款。
“目前社会上各种见义勇为评选或公益活动中，经常能看到快递外卖小哥的身影。我们也希望骑手成为交通遵法守法的‘标杆’，为行业赢得口碑，成为上海又一张城市名片。”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勤务处政委岑伟龙表示。
上周，京东、美团、饿了么
相继宣布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
包括养老金、职伤险等不同类型，
并按不同节奏逐步推进。
不过，
被视作“最直接受益者”的骑手们，
却有自己的考量。
记者接触的多名在上海
从事外卖配送的骑手，
对“上社保”的意愿并不相同。
“我们能交社保，当然是好事。但对于送外卖这样的职业，社保有些特殊。”
聊起外卖平台 将为骑手们缴纳社保一事， 某平台专送骑手许鹏有些为难：“送外卖是体力活，很多人不可能送一辈子，一些年轻人也只是过渡。”
不少人和许鹏一样，不愿意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工作，也不确定能否在上海工作超过15年，对于缴社保钱由谁出、怎么出也有疑问。相比之下，“到手的钱”对他们更现实可感，内心也期待着更灵活、更低成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确定的职业
许鹏是2023年8月份来上海工作的，先在城郊的住宅小区做保安，月工资6000出头。“干了一年多，人际关系上不是很开心，我就不想干了。”
去年11月，许鹏从物业公司辞职，在同乡介绍下成为专职骑手。随即到来的冬天送外卖着实辛苦，但对许鹏来说，收入和自由度都提高了，“算上各种奖励，一个月到手能有八九千”。
许鹏今年27岁，外卖配送是他从事过的第5份工作，上海是他工作过的第3个城市。初中毕业后，他就离开了老家河南商丘的农村，随父亲在郑州做了几年泥瓦工，又跟着堂哥到苏州进过工厂、做销售和保安，然后来到上海。
许鹏不断变换的工作地点和职业类型，充分展现了灵活就业群体的特征，也遇到了这一群体普遍面临的社会保障缺失问题。
工作这么多年，许鹏说自己从没缴过“五险一金”，即使在工厂里。“我属于劳务工，可以自己选择上不上社保。有社保工资就低些，但对我而言还是多拿点钱实在。”
骑手竞争激烈，许鹏时常听到同行出事故受伤的消息。每天骑电动自行车奔波在交通状况复杂的城市里，骑手群体的工伤发生率居高不下。作为保障，许鹏所在的外卖配送平台要求所有骑手都购买“新职伤险”。这也是上海率先试点推出的，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的新型社会保障方案。
“自己每天要交两块五，好像报销也只能报一部分。”许鹏其实并不了解这一保险的具体赔付规则，只觉得保费额“可以接受”，而且也能报销部分医药费，“总比没有强”。
“不确定”是不少骑手的感受：缴纳社保后能否达到享受相关待遇的标准，让许多骑手顾虑。例如养老保险，当前各地对享受城镇职工保险普遍有缴费需超过15年的规定，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难以达到门槛。对于流动性强的外卖骑手来说，让他们在同一个城市连续不间断地缴纳社保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已经在上海送了7年外卖的陈力则对缴纳社保怀有期待。“有社保后，工伤赔偿肯定比现在多，看病也可以更省心了。”年近四十的他，在老家买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在上海没有用过。“这里机会多，等干不动了再回家。”他计划继续在上海工作，也因此希望能参缴社保，让未来生活更有保障。
现实的经济账
对年轻骑手来说，相比遥远的养老金，眼前的生活和需求是最迫切的。“我爸正在老家盖房子，准备给我以后结婚用，我也出钱了。现在就想存多点钱，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许鹏说。
25岁的兼职骑手小魏，白天在餐馆做学徒，店里只管吃不管住，房租一个月1500元，“每个月开销后，工资基本不剩下多少”。
他还欠着一笔网贷，“以前玩游戏搞的”，所以晚上出来兼职骑手，为了多赚点钱。当下他还没有养家的压力，但偿清债务、自给自足已让这个从西部小城独自来闯荡的年轻人负重。
在外卖骑手群体中，负债情况并非个例。对他们来说，现金更重要，而为未来准备的、几十年后才能提取的养老金，显得既不经济也不迫切。“趁年轻多挣些钱是最实在的。扣我的钱在上海缴社保，以后也不一定能享受到。”某平台专送骑手王强坦言，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大，“等过两年还完债务，我就准备回老家干别的了。”
目前，各外卖平台尚未公布为骑手缴纳职工社保的具体操作方案，多数骑手仍在观望。许鹏说：“希望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许多人把外卖配送称为“职业避难所”，作为过渡性工作。“如果缴社保需要骑手自己承担一部分，就意味着要牺牲当下的收入。对于年轻或是经济压力较大的骑手，意愿并不强。”一名外卖平台的行政人员算了一笔简单又实际的账：在上海，职工按最低缴费标准缴纳“五险一金”，个人要出资775.32元。这相当于一个骑手送100多个订单的收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就算得上体面，不少骑手有这样的观念。“都有社保了，这份工作肯定会比现在稳定。”小魏想：“也许以后做骑手也没这么容易了。”
更灵活的制度
不愿自己出钱缴纳社保的外卖骑手，并非拒绝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期待更灵活更贴合需求的制度供给。
像许鹏、小魏这样奔忙在上海的外卖骑手，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在外卖配送这个行业，收入增长预期和晋升渠道都有限，工作几年后返乡，是很多人的共识。
这让不少骑手担心，在工作地按照较高的标准缴纳职工社保，但返乡后却只能按照原籍的社保水平享受相关待遇，“贡献与回报是不是公平？”一些骑手因此更倾向于老家的新农合医疗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就够了”。
“看病太贵，平时生病不会上医院，都是自己买药。”因为没有在上海缴医保，小魏不敢去医院看病。他还听说，有骑手出车祸受伤，只能回老家去手术。因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断统一整合，骑手们难以单独选择医疗保险。而依附传统劳动关系的社保体系，也让这些劳务关系复杂的骑手往往会被拒之门外。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以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而在上海，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已超过300万人。
面对庞大的新型就业群体，如果仍用传统就业方式设计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制度，已然存在滞后性。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更灵活更低成本的社会保障方案，或许比“五险一金”，更能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本文综合自：新年晚报、上观新闻
相关作者：邬林桦 金旻矣
微信编辑：Wing
校对：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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