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环境下，有争议的人从来都不少。
而他们的前总理马哈蒂尔·莫哈末（Mahathir Mohamad），一直都是争议的焦点。
这位执政22年的政治家，一面以“马来人拯救者”自居，推动长达半个世纪的族群倾斜政策。
另一面却屡次公开批评马来人“懒惰、偷窃、不知羞耻”，同时称赞华人“勤劳、高效、值得信赖”。
这种看似分裂的立场，实则折射出该国复杂的族群经济格局，与其灵活的政治博弈逻辑。
从1970年《马来人的困境》中提出的“马来人先天弱势论”，到2018年重掌政权后直言“政府更信任华人承包商”，马哈蒂尔的言论始终在保护特权与批判惰性之间摇摆。
本文将基于其著作、演讲及政策实践，结合马来西亚社经数据，剖析这位政治强人如何通过塑造“勤勉华人”与“懒惰马来人”的二元叙事，试图调和族群矛盾与发展困境。
这种矛盾话语的背后，既有一针见血的社会观察，也暗含着政策失效的深层悖论。
马哈蒂尔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政治家族，他的父亲穆罕默德·纳吉布·阿卜杜尔·拉扎克，是马来西亚的前总理。
虽然他仅仅是家里的第十个孩子，但仍然有足够的资源，得到最好的教育。
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开始接触更多的马来人“精英”，并且更深层次地受到激进爱国主义的影响。
在马来西亚，普遍流传着一个故事：三个马来人捡到了100元钱，结果却无法平均分配，于是便找来一个华人帮忙。
华人从中拿走了40元，让三个马来人每人只得到了20元钱。虽然这是个玩笑，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玩味出，马来人对于华人的提防。
在这种环境下，马哈蒂尔在1970年，出版了《马来人的困境》一书。
他在书中提出，马来人早已因历史原因，被极度地弱化了，甚至已经沦为了“二等公民”，若放任自由竞争，马来人将因“文化缺陷”而无法与华人抗衡。
因此他主张，政府应通过较为极端的政策倾斜，来帮助马来人提升竞争力。
这一观点奠定了他“马来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即通过扶持马来人来平衡华人主导的经济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马哈蒂尔并非通过自己的著作在否定马来人。
他在书中虽然承认华人“勤奋、精明、技术娴熟”，但同时也认为，这种优势会加剧民族实力的不平等。
这种矛盾的立场，成为了他日后反复批评马来人、却又维护其特权的逻辑起点。
事实上，马哈蒂尔的言论确实是马来西亚的现实。
如果你曾经到那里旅游，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到了晚上6点以后，就在夜生活开始丰富起来的时候，马来人经营的店铺纷纷关门下班。
而还在营业的店，有着清一色的华人老板。
原因很简单，马来人认为晚上6点下班天经地义，所以宁可不挣钱也要休息；而华人则是吃苦耐劳，哪个时段能挣钱就在哪个时间段营业。
甚至为了多挣100元钱，他们还愿意晚一个小时睡觉。如此一来，财富自然会大量地被华人赚走。
2018年，时年93岁的马哈蒂尔再度出任总理后，在马来西亚访问量最大的新闻网站“今日马来西亚网”发表尖锐观点。
称“懒惰、不守信用、偷窃成性的马来人占社会大多数”，而华人则因“勤劳守信”更受政府信任。
他举例称，政府更愿意将工程合约交给华人，因为“他们能把工作做好”，而马来人因“不值得信任”成为劣势群体。
该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但也因其“马来人至上主义者”的身份，被部分民众认为“爱之深责之切”。
同年9月，马哈蒂尔在吉隆坡一场商业论坛上进一步以越南为参照系。
他直言：“越南人比马来人更愿意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周末也加班，而马来人连8小时工作都难以完成。”
他将这种差距，归咎于政府长期补贴政策：“马来人习惯了领取援助金，即便不工作也能生存，这摧毁了他们的奋斗精神。”
这一论断遭到民众反驳，认为“懒政”的根源在于政府分配不公，而非国民本性。
事实上，马哈蒂尔早在2002年首次执政期间就曾推行“马来人振兴计划”，每年拨付超过30亿林吉特（约合7亿美元）用于马来人住房、教育补贴和创业基金。
但他在2018年接受《星报》专访时承认：“这些补贴让马来人变得依赖政府，甚至有人把免费获得的房屋转租牟利，自己却不愿工作。”
马来西亚华人的勤奋表现确有数据支撑。截至2010年，占人口22.6%的华人贡献了超过50%的GDP。
马哈蒂尔曾公开承认：“马来人能做之事，华人做得更好且更廉价”。
他观察到，在同等条件下，华人经营的稻田产量显著高于马来人。
这种效率差距被归因于华人“数千年的商业经验”和危机意识，而马来文化则被批评“容忍懒惰、缺乏纪律”。
然而，马哈蒂尔对华人的赞赏始终带有警惕。
他一方面呼吁马来人学习华人勤奋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通过政策限制华人政治参与，甚至呼吁让马来人在企业中，至少掌控30%的股权。
这种矛盾在2018年后开始越来越激进，其卸任总理后更公开煽动“排华情绪”，称华人已经掌握了马来西亚的经济，这种情况将威胁马来人权益。
马哈蒂尔的批评始终服务于其政治目标。他认为，马来人因“先天不足”需要特殊保护，例如教育配额、商业许可证优先等。
他在演讲中强调：“让不具备竞争力的马来人与华人公平竞争，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逆向公平”的逻辑，试图通过强化马来人特权缩小族群差距，却客观上加剧了依赖心理。
例如，政府曾向马来人发放汽车进口准证（AP）以扶持其进入汽车业，但多数受益人却在转卖准证，通过这种手段直接牟利，而非自主经营。
马哈蒂尔后来也承认此类政策失败，但仍坚持特权制度，认为“改变文化需要时间”。
马哈蒂尔的言论引发多方争议。支持者认为其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族群痼疾。
反对者则指出，“懒惰的马来人”是殖民时代遗留的刻板印象，本质是经济结构问题。
有研究显示，马来西亚最低工资与生活成本严重脱节，许多民众被迫赴新加坡务工，这与其“不愿工作”的指控形成反差。
学术界也对马哈蒂尔的“族群本质论”提出了疑问。
马来亚大学教授Syed Hussein Alatas指出，殖民者将原住民拒绝参与剥削经济的行为污名化为“懒惰”，而马哈蒂尔的批评延续了这一话语。
此外，其“勤勉华人”的叙事也忽略了个体差异，被批评为“以偏概全”。
马哈蒂尔的言论揭示了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的深层矛盾。
他既试图通过激烈的批评，来唤醒马来人的竞争意识，但又因维护特权制度陷入政策悖论。
华人群体虽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色，却长期面临政治边缘化风险。这种“勤勉与特权”的拉锯，成为马来西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注脚。
在未来，如何在公平竞争与族群发展的平衡间找到出路，仍是马来西亚必须面对的课题。
正如马哈蒂尔所言：“改变文化需要数代人努力”，但这一过程显然不能仅靠标签化的批判或倾斜性政策来解决，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