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邢晓婧 李艾鑫 徐嘉彤
编者的话：“美国和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英国《卫报》近日刊文称，在两周前的慕安会上，万斯“刀刃向内”的演讲让欧洲人既震惊又愤怒，美国正在试图改变跨大西洋关系。跨大西洋联盟走过80年的发展，美欧双方自冷战结束后便时常对国际危机处理有不同意见。当下，从安全领域的北约防务责任分担到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从经济领域的贸易摩擦再到价值观层面的相互指责，跨大西洋关系似乎真如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所说的“正在土崩瓦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日也发出“跨大西洋关系是否已经到达临界点”的担忧声音。有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欧共同价值观裂痕的扩大并非一日之寒，欧盟“自觉”过程也始终伴随着自身硬实力的限制和美国的质疑。
2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宫会晤。在会见记者时，马克龙罕见地伸手打断特朗普讲话，反驳特朗普关于欧洲国家以“贷款”形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的说法。（法新社）
在慕安会感受跨大西洋联盟“分屏时刻”
《环球时报》记者抵达德国慕尼黑时，天空飘起细雨，后面几天接连下雪，最低气温零下4度，身穿长款厚羽绒服也冻得直打寒颤。而就在这样的天气里，德国人的家里可能比室外更寒冷。慕尼黑一家酒店的前台迈克尔告诉记者，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大幅抬高了德国的能源费用，尤其普通家庭的天然气供暖成本达到以前的好几倍，这导致他回家宁愿钻进被窝取暖，也不敢开暖气。迈克尔抱怨说：“德国人的过冬困境，美国负有很大责任。”从和当地人的闲聊中，记者已经能够管窥“美欧裂痕”的一角。
“通常，人们提到安全时，首先想到的是外部威胁。然而，除了外部安全，欧洲还需要更加积极地承担自身的防务责任，在未来几年里加大投入，真正保障本土安全。”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上故意“敲打”欧洲国家：“我最担心的并非俄罗斯或中国这样的外部力量，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欧洲自身正在远离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美国与欧洲共享的基础。”
与会的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万斯对欧洲不留情面的指责引起台下的一片沉默和错愕，他对俄乌冲突等备受关注的议题避而不谈，反而把欧洲人引以为傲的‘自由表达’批了一顿，这种态度让欧洲人难以接受。”
“慕安会上最大的‘爆点’是万斯的演讲，他花了一半的时间谈论欧洲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还批评了德国政府和德国的治理方式。你甚至能从听众的表情上看出来，他们很不高兴。”德国联邦议员彼得·拜斯特隆在慕尼黑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演讲结束后，万斯还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会晤，被视为“支持欧盟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尤其当时正值德国大选前10天，引发德国人强烈不满。
除此以外，在经贸方面，美国新政府上台仅一个多月，就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其盟友也毫不留情。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欧盟的钢铁和铝也不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欧盟长期享受不公平贸易优势，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付出代价了。”此后，美国政府又宣布对已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德国汽车、法国葡萄酒及意大利奢侈品受影响最大。欧盟随即宣布反制措施，拟对美国汽车、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破裂的西方联盟正在面临‘分屏时刻’。”美国“政治新闻网”日前发表评论文章这样形容美欧之间的裂痕。德国今日新闻网站报道称，万斯指责欧洲人对民主的理解不足，是“对欧洲前所未有的清算”。香港《南华早报》评论称，跨大西洋联盟在慕安会上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令世界为之震动。
从伊拉克战争的“反美浪潮”到如今的“四道裂痕”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萌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跨大西洋联盟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10年间（1945年至1955年），即美欧在经济和军事两个层面塑造的战略联盟。在经济上，美国自1947年起通过“马歇尔计划”为西欧提供经济援助进行战后重建，该计划持续了4年之久，至今欧洲对此仍心存感激。军事上，英、法、美、苏四国接管战后德国，东西德分裂。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于1949年成立，这是跨大西洋联盟的核心机构，也是“马歇尔计划”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延伸。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美欧双方在处理国际危机时龃龉不断：本世纪初伊拉克战争时期，德、法等“老欧洲”国家曾掀起“反美浪潮”；2013年，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怒斥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其手机；2021年，美国未与盟友充分协调便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特朗普两届任期内，美国“退群”国际组织、对欧洲加征关税、被认为“支持欧洲右翼民粹政治力量”……不过，美欧建制派政府仍致力于维持跨大西洋联盟各级交流，比如奥巴马政府以及拜登政府时期就强调自由国际秩序与跨大西洋价值观联盟。这样的权力交替和政策变化使得跨大西洋关系一直处于裂痕扩大和修复重启的反复拉扯之中。
黄萌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欧当下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四个问题上：一是联盟安全上，欧盟担心被持续“边缘化”；二是贸易问题上，美欧随时有爆发贸易冲突的可能性；三是全球治理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被视为“交易式孤立主义”的政策与欧盟强调的国际多边合作背道而驰；四是在西方价值观上，美国方面公开表达对欧盟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支持，冲击欧盟凝聚力。
“我很清楚，这样的危机往往最终会消退，跨大西洋关系也一般会趋向历史常态。但这一次有所不同。”长期研究跨大西洋联盟的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国方略计划主任克里斯托弗·齐维斯表示，跨大西洋关系源于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时刻，而这种关系将在根本上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起源于欧洲并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维持了数十年的“现代民主”正处于变革之中，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黄萌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次美欧之间的矛盾与之前相比的确有所不同。如今，俄乌冲突已持续3年，欧洲安全秩序从冷战后有俄罗斯参与的“合作型秩序”变为孤立与排斥俄罗斯的“对抗型秩序”。欧洲人早就意识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欧关系将历经波折，不少欧洲学者也对美国会向欧盟提出更高联盟防务要价有所预期，但他们一直认为美国不会停止对乌援助，也不会跳过欧盟和乌克兰直接进行美俄双边对话。因此，此次的美欧分歧不仅涉及乌克兰未来领土问题、欧洲安全秩序走向，也关系到欧盟在国际秩序中作为关键一极的作用是否仍被美国承认，极大程度上挑战了欧盟内部凝聚力与西方民主认同。
共同价值观不再是美欧关系的黏合剂
据了解，跨大西洋联盟的共同价值观内涵在于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方面的相似认同。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是二战后美欧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团结的金字招牌，美国在建立为上述价值观背书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美欧共同价值观裂痕的扩大也并非一日之寒。黄萌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冷战后，欧盟期待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伙伴，于是推进欧洲一体化、呼吁加强欧盟战略自主，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改变冷战时“美主欧从”模式。然而，欧盟“自觉”过程始终伴随着自身硬实力的限制和美国的质疑。
本世纪初，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呼吁欧洲人“振兴欧洲”。他们认为，美欧在价值观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欧洲具有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美国则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更注重个人价值，这也导致美欧双方在外交规范与安全观上不尽相同。欧盟价值观更具有多元性与辩证性，在强调民主、自由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比美国更注重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注重多边主义以及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而到了特朗普的两届任期，美欧共同价值观已渐渐不再是美欧关系的黏合剂，特朗普并不看好欧盟作为国际规范性力量的作用，更倾向于注重“硬实力”。
近期的民调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趋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5月发布的一份民调报告，在评价“经济贸易纽带”“安全防卫纽带”“共同民主价值观”三个指标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时，认为最后一项“非常重要”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为37%，是三个指标中数值最低的。不过，黄萌萌强调，美欧在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与社会领域有着多层级的嵌入式利益交织，这使得跨大西洋联盟仍具有韧性。
西媒：欧洲应将自己视为“欧亚行为体”
“过去一周被形容为自冷战结束后欧洲所面临的‘至暗时刻’”。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称，北约作为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石，未来走向也因美欧之间的分歧变得扑朔迷离。欧洲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重新审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战略自主性。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2月22日刊文称，面对美国更多表现为“威胁者”而非盟友的新形势，欧洲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不仅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关于对整个欧亚大陆作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概念的理解。报道称，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欧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将自己视为“欧亚行为体”，并决定如何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构建。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作为“慕尼黑青年领袖”全程参与了今年的慕安会，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切感受到了美欧政策之间日益扩大的温差。孙成昊举例说，他参加了一场关于“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讨论，有不少欧洲知名企业的CEO代表参会。以往欧盟提出的所谓“去风险”主要针对中国，但在这场会议中，与会嘉宾开始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成为欧洲企业“去风险”的一部分。此外，会上的欧洲嘉宾还普遍表达了一种观点，即现在看来中国市场比较稳定，未来将考虑进一步转向中国。“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比较大的变化。”孙成昊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类似这样的讨论我以往没有听到过。当然，现场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美国是风险但也不代表就要全面转向中国’，但也同意‘可以把中国作为一个选项’。”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西方国家有些人对中国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但他们仍然迎合华盛顿的想法，因为他们更害怕美国。然而，至少有一种潜意识正在浮现，即中国并非许多人所假装认为的那样是敌人。中国既不反对民主，也不寻求霸权。中国的商业技术也没有构成经济或安全威胁。当其他国家寻求促进发展与和平共处的建设性方案时，中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