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对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发动进攻；同年8月13日又以20万大军入侵上海，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最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它给近现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半个多世纪积攒的现代工业约有一半在战争摧毁，军民伤亡人口达2000万，一亿以上国民流离失所，经济损失将近5000亿美元。
抗战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看到国民党军队中派系林立，国内政局动荡，自以为战胜中国易如反掌，便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远非半个世纪前的满清帝国，国民党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初步整合，它理所应当地担起了抗战的主要责任，承受了正面战场的巨大压力，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
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与日本军队先后进行了大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近3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多万人，空军消耗战机逾2400架。
中国虽蒙受巨大的损失和苦难，但却有效地拖延、抵抗了日本的侵略，使得资源捉襟见肘的日军面临多线作战的困局。从军事、经济实力数据对比来看，中国军队牵制了日本军事力量的主力确实堪称奇迹。
美国军事观察家卡尔逊上校在抗战一开始就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感到意外，他在评论淞沪会战中国军的英勇作战时这样写道：日本自日俄战争以后，被世人视为实力可怕的军队，经中国一打，降到第三等的地位。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终于一反近代史上屡战屡败，挨打受辱的局面，第一次取得抵抗现代化强国入侵的伟大胜利！
但20世纪3、40年代的中国毕竟还只是一个现代化后进的农业国，抵抗现代工业国的侵略有赖于全面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而国民党只能依靠倒砌金字塔式官僚组织来进行动员。（见拙作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基层社会整合）
抗战犹如一把双刃剑，当南京政府竭尽自己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把经济上贫穷、军事上落后的举国资源集中起来，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剑的另一端便立马捅向了自己：国民党因过度动员而出现无组织力量的大膨胀，原有结构中隐藏的各种缺陷立即暴露出来，它们不断恶化，使得国民党的统治不稳，逐渐积重难返。
现代化后进的农业国家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全面入侵时，无可奈何但行之有效的战略是放弃城市和发达地区，立足于农村和有地理屏障的大西南进行抵抗和反攻，这就是毛所说的持久战，蒋将其称为空间换时间。
这一过程立即便会对那些立足于城市的组织结构造成极大的破坏，国民党成员主要分布在城市，动员系统在城市，经济支持也来自城市。抗战一开始，随着撤出沿海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也随之阻断；当它退到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企图动员农村和城市经济以抗战时，动员的后果往往是无组织力量进一步吞没其组织体系。过分动员对组织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它犹如飞蛾扑火，以自己躯体的瓦解为代价来抗拒侵略者的火焰。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短短几个月中，华北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青岛、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38年蚌埠、新乡、徐州、开封、武汉、广州又相继被日军攻占。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北十个省份和广大农村，而在1937年以前这十个省份有记录的工厂加在一起也不足200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比例不足5%。
可以说国民政府完全丧失了它原来所依靠的经济结构，各种收入随之大减。1941年当来自城市的关税、盐税和统税下降到国库收入的5%以下时，国民党不得不把税收来源从城市移向农村，立即宣布农业税归中央政府支配，并对田赋进行征实。
随着国民党对农村的征兵、加税，农村无组织力量亦迅速增长。据推算，抗战时，将国民党征收田赋、征买、征购等负担和各种杂派合在一起，至少占农民全部收入的60%，农民的负担普遍比抗战前增加4到20倍不等。
如之前文章（见拙作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幻象--军绅合流与凋敝的农村），废科举之后，传统农村解体，农村自然经济逐渐崩溃。在1935年，农村所承担的税赋压力远没有这么大时，全国1000余个县中，农民离村总人数就已在2000万以上。据中央农业实验站调查，56%的农户每年必须借贷，48%的农户要靠借粮才能维持生计。
现在农民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加重，而且国民党在农村依靠的是一个借征兵、征粮为名，以兼并土地、剥夺农民为实的地方地痞恶霸势力。在保长抓壮丁、摊税款的过程中农村进一步解体。抗战胜利前夕，农村中土地兼并已严重到引起国民党上层的注意，国民党六大不得不把土改作为一个重要决议提到议事日程，并在马歇尔的示意下提出《农地改革方案》。但是基层干部和保甲长本身就是兼并者，让既得利益者自我革命难于登天。国民党对于自身的腐败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农村成为动乱的温床。
农村过度动员造成土地兼并，而城市经济过度动员的后果则是官僚资本的兴起和腐败。抗战的前期和中期，国民党放弃了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向西南退去，丧失了自己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抗战毕竟是一场全民族与敌人的殊死抗争，民族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动员力量。
在战略退却中，人民与政府同甘共苦，大量企业家、知识分子跟着中央军迁移到西南落后地区。本来中国的现代工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工业化以通商口岸为中心逐渐向外蔓延，西南和广大腹地一直是落后地区。
随着沿海资金、企业家、工程师云集内地，大西南的工业化过程在抗战中亦蓬勃发展。中国内陆的城市经济与工业的兴起支持了抗战，但在国家支持、干预下建立的城市经济只能是官僚资本主义，它已不可能具备30年代初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活力，中国的城市经济结构中也出现了无组织力量的巨大增长。
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国民党对城市的经济干预同步，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对经济干预即已开始。1932年，蒋介石宣布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它以二亿七千万元作为资本，着重发展燃料、冶金、石油和重工业，作为军事工业基础，资源委员会立即成为官办企业的大本营，国家资本和国营企业应运而生。
但在全面抗战之前，民间资本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仍占优势，1935年年底全国工矿企业资本中，国营企业只占11%，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仍可以算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活力。抗战前尽管国民党用于内战的军费浩大，但城市繁荣，物价平稳，人民生活水平不算太差，这一切均和城市自由资本经济发达有关。
1937年国民党失去大城市后，西南、西北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抗战时建厂大多由国家主导，官僚资本超过民间资本，迅速占主导地位。1940年国有资本已占全国资本总额的50%，194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70%以上。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了大约60亿美元的日本在华资产，官僚资本主义进一步大扩张。
据统计，到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所控制的产值已十分庞大，达到电力行业的83%，煤炭行业的39%，钢铁的90%，水泥的51%，石油、铁矿石、锑、锡、铜等有色金属矿产品和食糖的95%以上；而国营纺织建设公司生产的棉纱与棉布，也分别占全国的36%和70%。
城市经济俨然呈现出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态，城市经济也和农村一样出现无组织力量大膨胀。本来，中国资本主义好不容易摆脱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帝国的桎梏，在20世纪初迎来了大发展。
现在，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官营手工业，洋务时期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经济成分再次出现了。在官僚资本主义中，衙门作风严重，当它吸取越来越多资源，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成分时，自由资本的活力便会消失，经济发展又陷于停滞。
经济结构中官营占比较高时，很容易成为官僚机构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官营企业中，官员可借助手中控制的物资、行政的权力牟取私利，变相地把公有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财产。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国有企业和官僚私人企业的混合形态，可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用通货膨胀作为指标，可以看出国民党抗战中过分动员的危害，本来扩大发行货币是经济动员的一种手段。当城市经济繁荣，国家有能力组织生产、集中农产品时，这种手段和组织生产共同使用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而抗战必须集中大量人力与物力，城市经济的生产力已大大减少，政府又不具备动员广大农村人力和物资的能力，它只能依靠发行货币来调动经济资源，从而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是过分动员的指标，它使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干部腐败。
但是明明知道其危害，国民党也只能饮鸩止渴，因为除此手段外，几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筹集军费。1939年至1944年的财政赤字最低都在总收入的65%以上，最高达85%，这些赤字均靠超发货币解决。
货币超发引起的物价指数增长和购买力指数的锐减，1945年货币发行量是1937年的七百多倍，与此同时是农业的破坏、城市经济的变质，社会生产的物资大大减少，物价上涨两千多倍。
抗战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城市和抗战中的过分动员严重地破坏了国民党在30年代以来建立的社会结构。在抗战之中尚可依靠民族主义凝聚民心，但一旦抗战结束，来自外敌的压力瞬间烟消云散，面对腐败的政府，崩溃的经济，日益不满、饥寒交迫的人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股在抗战中奋起的政治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