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268年的清朝，就私家藏书的数量而论，当推各代首位；就质量而言，更是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
清代私家藏书种类多样，分布南北，在学术研究、文化发展和普及知识、提高社会文明水平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初承继明末遗风，藏书集中于江浙
藏书之传承关系是很特别的。不仅表现为家庭之传承，即父继祖业、子承父业之遗产；而且因藏书集散，大多先在本地运作，当地藏家迭起收罗，共同构成一种藏书网。这一特点在清初顺、康年间是相当明显的。清乾隆时杭州藏书家汪启淑曾描述过清初及作者当时藏书家的情况。他说：
江浙藏书家，向推项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绛云楼、范西斋天一阁、徐健庵传是楼、朱竹垞曝书亭、毛子晋汲古阁、曹倦圃古林、纽石溪世学堂、马寒中道古楼、黄明立千顷斋、祁东亭旷园。近时则赵谷林小山堂、马秋谷玉玲珑山馆、吴尺凫瓶花斋及予家开万楼。
日本学者岛田翰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时曾称江浙藏书发达的原因是明末藏书的兴盛与清初之承继。
就江苏而言，清初藏书家首推常熟一地最为有名。
明末常熟一地有赵琦美之脉望馆、钱谦益之绛云楼、毛晋之汲古阁最著。
钱谦益承继了悬罄室、七桧山房和脉望馆等余书，并南北购书万卷建拂水山房、绛云楼贮藏。
毛晋及其子，称聚书八万卷，有汲古阁和目耕楼，并以刻印图籍、通行南北而著名。
与钱谦益、毛晋齐名的还有钱曾，他不仅收罗绛云楼之余书，还收藏各种善本与特藏，为世人瞩目；其述古堂也为藏书家所称道。
钱谦益的绛云楼遭大火后，其部分藏书转至钱曾之手，而钱曾的藏书活动范围已超出常熟一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初经过一段休整后，文化活动有所恢复，当然范围仍是江南太湖地区。康熙年间，钱曾藏书部分流入泰兴季沧苇，常熟一地藏书队伍逐渐消沉。
南京在清代称江宁府，清初颇有影响的是黄虞稷之千顷斋，藏书八万多卷，素有“藏书甲金陵”之誉。黄虞稷与心太平庵藏书主人丁雄飞，不仅有互通藏书之“古欢社”，而且因编撰《千顷堂书目》而著名。
清初浙江私人藏书家较多。
如宁波范氏天一阁，由于世代相守，仍然岿然立于浙东。还有余姚黄宗羲之续钞堂，山阴祁氏数代藏书转至杭州赵氏，成为杭州著名藏书家。
清初杭州私人藏书楼很多，且向周围地区扩散，形成与江苏苏南地区相接的江南藏书圈。嘉兴一地有曹溶（倦圃）、朱彝尊（曝书亭）较著名。杭州有赵氏小山堂、吴氏瓶花斋。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杭州有鲍士恭之知不足斋、汪氏之振绮堂、孙宗濂之寿松堂、汪秀峰之飞鸿堂，都是呈献图书之大户，由此可见清初杭州私人藏书楼发达之一斑。
清初北方藏书家如京城之乐善堂，陆心源称其藏书大楼九楹、积书皆满，并称其藏书来自于徐乾学和季沦苇，而徐、季两人之藏书大半来自虞山钱曾和毛晋，而钱曾和毛晋的藏书又是集江南地区之精华，这实际上可看成是南方藏书之北迁。
至于其他省份，其中以山东省藏书家最著名，如清初文坛领袖新城王士祯，其池北书库著名于世。至于孔尚任之藏书、赵执信之藏书，也是名重一时。德州卢见曾雅雨堂，不仅以收藏善本著名，而且藏书注意校勘，也为世人所瞩目。
从清初私人藏书发展情况看，应该说基本分布是集中在南方江苏、浙江两地。而且因处于两朝交替的转变时期，所以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可能是受朝代更替的影响，清初藏书家集中在大都会较少，小都市则较多，其中以江苏常熟、浙江宁波较著名。
其次，南明抗清影响和一部分明朝遗民的情感寄托，清初收集明末史料以至明代史料、地方史料的藏书家不乏其人，在这点上说明私人藏书家保存文化遗产的特殊作用非常突出。
第三，承继明代遗风，清初部分藏书家讲求宋元旧刻、明刻精印和精校精抄本风气形成，这方面的传统影响于后世，形成藏书家中的鉴赏家。
乾嘉学术研究繁荣藏书之风南北兴盛
乾嘉时期我国文化发展别开生面。一方面朝廷动员人力物力组织编纂类书、丛书、文集；另一方面民间学术研究全面繁荣。正是在这种文化学术背影下，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清乾隆年间著名藏书家孙庆增撰《藏书纪要》一书，概述了清初以来各地藏书家的状况。他说：“大致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
缪荃孙把该书收入《藕香零拾》丛书中时注云：“江浙而外以山东、福建为最，四川则绝无矣。”孙庆增当时只是从藏书交往中和各种文献及私藏目录上估计出全国藏书家集中于江、浙等地，缪荃孙则集中说明只有江浙两省藏中家最集中，此外，还有山东、福建等地也有藏书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通过征集天下图籍，进行一种政治上的统治，实际目的则是“寓禁于征”。他说：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
但是当通令各地一段时间，反应寥寥以后，他立即把收集重点指向一些藏书家并称：
“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浙江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人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其余亦指不胜屈，并有原存书目至今尚为传录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廿九日上谕）
当征集图书取得一定成绩后，乾隆又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
“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品世宝以示嘉赏。”
从乾隆修书时征集图书的情况，大致可看出各省藏书之家甚多，藏书之数量也是可观的。据黄爱平所作《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江苏进呈书籍达4804种，浙江4600种，江西1042种，安徽516种，山东366种，直隶238种，福建213种，河南113种，陕西103种，百种以下不计。
如果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献书人名字中，分析一下当时藏书家的情况，也是很有意义的。若从《总目》著录中献出百种以上者的地区角度分析，则如下几个地区最多。
浙江省私人藏书家有：
范懋柱，天一阁主人。《总目》著录470种3835卷，存目374种；28种无卷数。
鲍士恭，知不足斋主人。《总目》著录378种3581卷，存目125种；4种无卷数。
孙仰曾，寿松堂主人。《总目》著录134种2481卷，存目109种；1种无卷数。
汪启淑，开万楼主人。《总目》著录265种3412卷，存目199种；8种无卷数。
汪汝瑮，振琦堂主人。《总目》著录154种1894卷，存目122种。
吴玉墀，绣谷亭主人。《总目》著录152种1777卷，存目101种；8种无卷数。
汪如藻，裘抒楼主人。《总目》著录152种2154卷，存目55种。
江苏省私人藏书家有：
马裕，丛书楼主人。《总目》著录373种5529卷，存目228种；9种无卷数。
周厚堉，山舟堂主人。《总目》著录164种1825卷，存目157种；8种无卷数。
京城私人藏书家有：
副都御史黄登贤，万卷楼主人。《总目》著录140种1772卷，存目93种；11种无卷数。
编修程晋芳，《总目》著录183种332卷，存目67种；1种无卷数。
兵部侍郎纪昀，《总目》著录105种1868卷，存目41种；2种无卷数。
《总目》中收入某省藏书家之献书越多，说明从该省收书次数最多，收罗的程度也较彻底。从《四库总目》中所列举藏书家的情况看，江浙两省藏书家最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乾隆时期私家藏书几乎遍布各地，因为从《四库全书》中各省征书情况看，江苏、浙江最多，江西、福建次之，云南、奉天最少，而甘肃、四川、贵州等省则未有进书。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重心一直停于东南。
乾嘉时期江苏藏书家是令人瞩目的。
当时苏州有所谓四大藏书家，即长洲周仲连（水月亭主人）、元和顾抱冲（小读书堆主人）、吴县袁又恺（五砚楼主人）和吴县黄丕烈（士礼居主人）。
苏州一地藏书家，还有红豆山庄主人惠周惕、滋兰堂主人朱奂，也可称与四大藏书家并美之藏书家。
常熟在清初是著名藏书之地，一度沉寂后，乾嘉期间又兴起多个藏书家，如称“藏书二友”的陈揆、张金吾。他们的稽瑞楼、爱日精庐与叶树廉的朴学斋可谓异军突起。
此外江北扬州历来是交通要冲，当时盐商汇于此地，有些富商亦喜藏书，如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就因献书而受朝廷赏赐。还有程晋芳积书至五万卷；南京文人袁枚之藏书达三十万卷，孙星衍之孙氏祠堂，都名重一时。
浙江藏书家在乾嘉期间为全国首屈一指。如海宁藏书家吴骞，人称与黄丕烈齐名，积书六十余年，藏善本甚多。海宁陈鳣藏书楼称向山阁，藏书十万卷。杭州藏书家有赵氏二人，即赵昱与赵信，有小山堂藏书，其藏书得山阴祁氏之遗留。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汪启淑的开万楼，孙仰曾的寿松堂及汪汝瑮的振绮堂，皆为《四库全书》修书之呈献大户。而杭世骏的道古堂，何元锡的梦花馆，也都著名于世。至于地处海滨的宁波，有天一阁主人范懋柱献书四库馆，又有卢址的抱经楼和全祖望的双韭山房等，应该说藏书之风不减。
清代乾嘉年间，北方藏书家兴盛。其主要因素有京都建于北方，受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直接影响，使在京官吏积书方便。同时因科举考试文人集中京都，自然会流散图书，为京都藏书家汇萃图书提供便利。还有书市的繁荣，为文人积书提供了条件。
如前述岛田翰之称河北，实指北方藏书家就有沽水草堂的安歧，据称藏书多为传是楼遗书。又有梧门书室主人法式善，藏书万卷，且多古今人诗集。大兴朱筠聚书数万卷。万卷楼和宝苏斋更以藏书丰富著名，宝苏斋以收集苏轼书帖和《施注苏诗》而起名。还有“三万卷斋”的书室等。
此外，山东藏书家不仅活跃于京都，且多方积聚图籍，使山东也出现浓重的藏书风气。如益都李文藻，访书琉璃厂，济南周永年，聚书京都，他们回到家乡后，建立起的书楼影响深远。周永年倡议的“儒藏”，虽未能付之实施，但其宣传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从乾嘉时期全国各地私人藏书情况看，首先清廷修《四库全书》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朝廷出于政治需要收缴了大量图书，直接影响了私人藏书的发展，但四库修成，七阁建立，也有力地推动私人藏书的发展。朝廷的提供与民间的推动在一定历史年代是文化发展的共有条件，清代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典型的。
其次，明末以至清初学风的转变，使清代考据、校勘、辑佚之学迅速形成，藏书、版本、目录之学蔚成风气。乾嘉时期，私家藏书中注重宋元旧刻、明代精刊及名家手抄，讲究藏书特色的藏书家非常普遍，讲求校勘与精抄精刻的风气有力地提高了藏书质量，并形成地区特色。
第三，由于清代建国后经过休整，特别是康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使乾嘉之世出现了所谓“承平日久”的景象，因而藏书之风遍及全国，尤以北方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等省最为兴盛，使长期以来私人藏书风气以江南为主的格局有新调整。北京藏书家有纪昀、曹秀先、王际华、陆锡熊等就是例子。
晚清社会变迁，私家藏书逐步衰落
“盛世藏书”这话是不假的。作为私家藏书，一般受藏书者本人兴趣与爱好的驱使，千方百计力购自己所爱好的典籍，自然会出现无数藏书爱好者。然而藏书必须投资，即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逐日有增年月益丰。与此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馆舍房屋以之庋藏并保存长久。倘遇社会变迁，时局不宁，就是收藏千万也会散落、变卖、转让以至家藏失散，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众多藏书家的发展历程。
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不仅使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更主要的是战争的破坏，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一些靠地租剥削的地主因经济能力之衰退，无力购书，或把自己的藏书变卖，直接促使部分藏书家衰落。又因藏书散出，流入市场，珍贵图籍版片大量被帝国主义分子侵占、掠夺，使我国部分图籍流散海外。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私家藏书逐步衰落，一方面是由于近代社会新的文化机构图书馆之出现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封建私家藏书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私家藏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经费之支撑、馆舍之建造、藏书之补充等，均有所削弱，并促使其逐步解体，这是主要的因素。
当然，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生成和发展都是有一定的土壤的。晚清私人藏书仍然是光采照人的，主要表现为藏书逐步集中于几大家，文化典籍的传承关系并未受到影响，私家藏书转入公立图书馆，并成为某些图书馆的重要藏书特色。这是我们在认识近代私家藏书逐步衰落的情况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探讨近代藏书发展的历史时，既可以看到历代私人藏书发展的共同现象，即当地人文环境的影响、书业繁荣的保证以及个人兴趣、爱好和连年搜访、长期积累等，这些在近代私人藏书家中当然也不乏其人。但是我们也发现近代私人藏书发展史上的个性，即由于近代社会变迁、战火频仍，必然影响私人藏书的聚散，而在江南一些省份担任官职的藏书家，或是斥巨资以买典籍的商人，则大得其利并由此跻身于大藏书家之行列。
上海郁松年宜稼堂的崛起就是一例。晚清道光年间上海郁松年获得汪士钟艺芸精舍的藏书，同时尽收江浙精刊名抄，成为藏书名家。郁松年之所以能尽收精刊名抄，购书数十万卷，就是因为郁松年“先世营沙船业致高资”，这也就是说他家是海上富翁。
广东潘仕成海山仙馆，家富藏书。潘仕成在道光年间靠盐商致富，官至两广盐运使。广东伍崇曜有远爱楼，藏书极富，并校刻《粤雅堂丛书》，而伍则是由洋商起家，并助英军侵入广州的买办商人。这些以经济力量搜访图书，比起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吏搜访图书更有掠夺性和垄断性。
至于封建官吏依仗权力集中图籍，或担任江南一些地区军政要职能以权力和财力搜访图籍，也是极为典型的藏书事实。
浙江湖州陆心源有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书楼，藏书达十五万卷。皕宋楼收罗宋元旧椠，十万卷楼收明后秘刻名人手校手抄及近儒著述，而守先阁则藏寻常刻本。陆心源的这些藏书主要得自道光时在上海崛起之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之藏书。陆心源于1885年（同治四年）任南韶兵备道，于1892年（同治十一年）任福建税厘、通商、海防、盐务等官职。
像陆心源搜集图籍的还有丁日昌。丁日昌历任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福建巡抚等职。自兵燹以来，大江南北、两浙所谓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庋置秘本都已化为灰烬，无有存者。“都转（指丁日昌）乃蒐罗荟萃，收拾於委弃瓦砾之余，购集之多，几及三、四万卷。……清俸所入，尽以购集图史，故得蔚为大观。”
清末私家藏书之变化，莫过于藏书之散出，这种情况是私家藏书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由于政局的更迭、战争的毁坏及官吏家道中落，无力支持家藏，这些都直接影响私藏的延续。另一方面，则由于沿海通商，财富积累迅速，中兴将帅权大势大，通过购买、让购，掠夺取得旧刻名抄成为远近知名的藏书家。如湖南一地由于近代清廷“中兴”名将颇多，且地处南北交汇处，故崛起名家不少。
当然，近代藏书家仍不乏其人，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后，当时士绅组织补抄，就曾广泛地利用了江、浙、皖等地和江南其他藏书家的藏书。《文澜阁志》是这样记载的：
光绪六年（1880）重建文澜阁，次年建成。光绪八年（1882）开始补钞。补钞文澜阁书，仅江南地区所借藏书有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堂、钱塘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吴氏清来堂、海宁蒋氏别下斋、山阴沈氏味经堂、慈溪冯氏醉经阁、长沙袁氏卧雪庐、常熟瞿氏恬裕斋、宣城李氏瞿石刑石室、仁和朱氏结一庐、湖州陆氏皕宋楼、金华胡氏补斋、丰顺丁氏持静斋、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堂等等不下数十家。
其中影响最大者为晚清四大家。缪荃孙称：“近海内称藏书家海源阁杨氏，铁琴铜剑楼瞿氏，皕宋楼陆氏，与八千卷楼为南北四大家。”
日本学者岛田翰则谓：“海外藏书之家称四大家，近又加五。聊城杨氏、钱塘丁氏、常熟瞿氏、归安陆氏、宗堂盛氏、德州徐氏、武进董氏、湘潭袁氏、常熟翁氏是也。”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晚清时期私人藏书的发展特点是：
首先，由于近代政治因素的影响，经历多次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江浙是受过多次骚扰的地区，又经历对封建社会产生较大变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所以近代藏书家的变动是较大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藏书家散向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广州等商埠出现一些藏书家。
其次，由于一些图书流散于城市，甚至流散于国外，我国藏书家的都市化更加明显，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现过一些藏书大家。
第三，20世纪前后，藏书家不能自守，把图书推向市场，或把图书寄存于图书馆和公共机关，致使藏书家的社会影响逐步缩小。
原名《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谢灼华，出自《图书情报知识》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