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恬
韩国的人口危机仍在持续。
根据韩国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报告，韩国计划今年关停17个地区的49所中小学，包括38所小学、8所初中和3所高中，关停总数比去年增长了约48.5%。
与此同时，韩国今年小学一年级入学人数不足33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上百所小学招不到新生，这意味着这些学校很可能在未来6年内关闭。韩国KBS电视台称，去年共有112所小学处于“零新生”状态，预计今年将增加至180多所。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韩国长期低迷的就结婚率和生育率。
自2018年以来，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一直低于1。2023年，韩国新生儿人数跌破23万，总和生育率降至0.72，均创下历史新低。2024年，韩国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至0.74左右，但仍远低于维持人口结构稳定所需的2.1水平。
此外，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的结婚登记数降至19.37万对，仅为十年前的六成。
低迷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导致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进而使得学龄人口急剧下降。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数量累计减少了约230万人。
韩国的困境并非个例，全球多个发达国家也在面临类似的挑战：
例如，日本作为亚洲的另一个发达国家，同样深受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困扰。许多乡村学校因学生数量不足而被迫合并，甚至一些城市学校也开始面临生源短缺的困境；
在欧洲，意大利的生育率长期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水平，学校数量持续减少，部分学校只能依靠接收外国移民子女来维持运营；
即使是美国，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如底特律，也因人口外流和低生育率导致学校入学人数大幅下降，教育质量也受到冲击。
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本质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包括经济转型使劳动力需求从数量转向质量、教育年限延长和女性职业化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城市化发展压缩了居住空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养儿防老”功能等。
对于韩国来说，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主要原因是其的育儿成本更高，贫富差距更大，社会阶级固化也更为严重。
韩国的社会阶层分化极为明显，占总人口0.15%的最富有群体年收入高达30多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00万元），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年收入仅为23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两者的收入差距超过1400倍。
在这种背景下，普通人向上流动的空间有限，而教育被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唯一途径，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领域的内卷化，导致韩国的教育成本居高不下。
据德国国际广播电台DW报道，韩国是全球抚养孩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韩国父母为每个孩子的抚养费用相当于韩国GDP的7.79倍。韩国家庭平均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费用超过3.6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4万元），这一数字比中国高出6.9倍，比日本高出4.26倍，比美国高出4.11倍。
由于育儿成本过高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韩国人的幸福指数相对较低。根据联合国（UN）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2024》，韩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仅为6.06分，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6.69分的平均水平，对生活的低满意度也促使韩国的人口出生率降至全球最低水平。
为此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提供生育补贴、育儿福利等，但收效甚微。随后，韩国开始放宽留学、移民以及劳工政策，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辅助手段。这些措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校生源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仍难以改善中小学生源不足的问题。
若人口减少的趋势持续下去，韩国学校“关停潮”恐怕还要继续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