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原红五军团政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李卓然在诸多战友以及同僚中，算是比较高寿的，可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在他临终之际，最后清醒的几秒钟里，他说的最清晰的一句话是：
“毛主席北上没有叫上我。”
李卓然心里记挂的这件事，指的是当年1935年6月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为了执行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战略，中革军委以红四方面军总部作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并将两个方面军混编。
即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
后来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导致了草地分兵，党中央毛主席率领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可这么一来，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改编的红五军、红九军团改编的红32军留在了红四方面军，未能随同北上。
李卓然一生虽然都未提这件事，但在临终前念叨这句话，却表明他始终未忘记这件事。
一
李卓然一生标志性的经历就是出任红五军团政委。
2014年，李卓然的儿子、原湖南常德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李延生还专门到河北邢台新河县参拜董振堂墓，当时李延生想拍摄一部有关父亲生平的影视剧，考虑到提起李卓然，不能不提董振堂、不能不提红五军团，这才专门有此一行。
据李延生回忆，当年李卓然调红五军团任政委，是因为董振堂与时任政委的朱瑞关系不太好。
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实际上是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由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来的队伍。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宁都起义的部队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在历经几次磨合后，红五军团成为红军中一支精锐，特别是在后来长征时期担任后卫，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李卓然则是在长征前夕调红五军团任政委的，他凸显的作用可见一斑。
当然，这本书也和李卓然资历老有很大关系。
李卓然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早期名声不显，原因在于他在法国留学后又到了苏联留学，时间长达10年，至1929年才回国。
回国后，李卓然先是在上海从事兵运工作，不久后调中央苏区，任中央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并照顾毛主席衣食起居。
得益于此，李卓然与毛主席建立了很深厚的关系。
尽管在毛主席身边呆的时间不长，但李卓然却很受毛主席影响。
毛主席在赣南会议后被排挤，李卓然还几次专门去探望过他（李时任赣南县委书记），在听说毛主席生病后，还特意让江西老表带着他上山采药，并把采集的药给毛主席送过去。
二
李卓然过去虽然也在红军中，但大多数时间只是负责宣传工作，后来又调地方工作，所以本身并没有多少军事上的经验，所以他在长征前夕调红五军团任政委，主要考虑是他党性原则性很强，关键时候能够进行思想动员，聚拢人心。
红五军团在担任后卫期间，李卓然果然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1934年年底，红军突破湘江后损失惨重，特别是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出现重大伤亡，战士们疲惫不堪，加之敌人围追堵截，说怪话的很多。
1935年1月中旬，红五军团在贵州桐梓集结，李卓然接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要他火速与刘少奇（中央派驻红五军团的代表）到遵义开会。
李卓然到后，遵义会议其实已经开始，当天晚上他就赶到毛主席住处汇报情况。毛主席那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白毛巾，但还是硬撑着见了李卓然，并听李卓然汇报了红五军团的情况。
听到李卓然汇报红五军团怨声载道的情况后，毛主席特意嘱咐他要他在第二天会上发言。
第二天，李卓然以长征以后红五军团所面临的情况以及损失为依据，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危害，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起到了支持作用。
1936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当时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主张，张国焘自恃人枪，不赞同中央主张，并围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向党索取权力。
为了两军和睦考虑，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以红四方面军总部为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
当时，周恩来找到李卓然，并提出希望他能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请求。
老实说，李卓然当时并不知道中央内部的分歧，致使觉得中央的命令应该服从，所以在周恩来提出要求后，李卓然便答应下来，出任前敌政治部副主任。
李卓然因此被留在红四方面军，后来后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李卓然协同朱老总、刘伯承一起抵制了他的分裂行径。
1936年夏，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会师后共同北上，并于当年10月在会宁会师。
当时，中央为推动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三个军西渡黄河，由于敌情变化导致了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与河东红军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1936年11月，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遵照中央指示，改称西路军，并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军政委员会委员李卓然、曾传六、熊国炳、王树声、杨克明、李特、李先念、郑义斋、陈海松等9人。
并同时成立西路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参谋长李特，军人部长黄火青，供给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组织部长张琴秋，敌工部长曾日三，保卫部长曾传六，宣传部长刘瑞龙，兵站部长吴先恩，吴永康任地方工作部部长。
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名单不难看出，李卓然地位极高。
1937年3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化妆离开部队返回中央汇报情况，并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西路军工作，李卓然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复电表示同意。
可遗憾的是，西路军仍遭失败，李卓然随李先念率领部分西路军撤到了新疆。
同年12月，李卓然一行回到延安，并受到毛主席接见。
三
由于西路军失利，李先念、李卓然等西路军领导干部不可避免的受到些许影响。
据《李先念传》记载，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与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李先念谈话，要调他到129师任营长。
毛主席后来听说这件事，还为李先念抱不平，因为李先念过去就是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政委，后来又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在毛主席建议下，李先念调新四军，给高敬亭当参谋长。
李先念是被连降了六级，而李卓然则是被连降了八级。
1938年元旦以后，李卓然接到了调令，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教育科科长。
也许是担心李卓然想不通，事后毛主席嘱咐把他叫来谈话，两人谈话期间主要聊了西路军有关的情况，李卓然也毫无保留的把西路军遭遇马家军的情况说了一遍，并从军事、政治层面着重分析。
毛主席听了李卓然的回报，也知道他在西路军这件事情上有疙瘩，在安抚过后，毛主席很快就谈到了李卓然工作安排问题上。
“这些年，我们干部队伍损失很大，现在干部的储备极其有限，干部素质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很不适应……愚蠢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现在你回来了正好，你就到我这里搭把手，宣传部里设立了一个干部教育科，现在还是个空架子，你过去把这项工作抓起来，王若飞同志会配合你工作、”
老实说，对于降职这件事，李卓然不是没有想过，他认为西路军失败，自己富有领导责任，因此无论组织上给予何处分，他都将无怨无悔的接受。
李卓然上任后不久，毛主席还专程去探望他：
“卓然同志，组织上的处分有些重，你也别太在意，这都是暂时的。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对西路军的事情还有看法，中央也要照顾大家的意见。”
李卓然一开始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后来慢慢过渡到宣传工作上，后来未再回到一线。综合各方面考量外，李卓然之所以没有再回军队，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他实际擅长的领域：一个就是教育，一个就是宣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卓然在多数时间也是在这两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1955年，李卓然接替刘少奇出任了马列学院院长，后来又调到了宣传部任副部长。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李卓然也曾受到影响，所幸有毛主席亲自出面，这才幸免于难。
1971年“九一三”以后，李卓然曾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工作，但毛主席只是在他的那封信上画了个圈。
李卓然后来又复出，任中宣部副部长、顾问。
从七十年代末以后，李卓然的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至病重后期，他已经全身瘫痪，后不能言，家人们问及他身后事，并就安葬地写下两处，一处是北京八宝山，一处是老家湖南湘乡，让李卓然选择。
李卓然虽然不能说话，但看到上述两处地方，仍艰难摇头，表示不同意，只是望着挂着的那幅世界地图不出声，后来家人给他把地图拿到身边，李卓然用颤抖的手逐渐摸索，一直摸到了中国西北角上，手指停着的地方，正是河西走廊最西段、祁连山脚下的安西。
李卓然逝世后，按照其遗嘱，家人将他的部分骨灰葬在安西，2006年安西县改称瓜州县，同年李卓然夫人鲁陆去世，家人遵从其意愿，与李卓然骨灰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