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1967 - 1979年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粮食产量从表面数据来看增长了1.89倍，可实际情况却暗藏隐忧。这期间昔阳虚报产量高达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在虚报产量的背景下，昔阳农民为国家上交的粮食数量却并未减少，无形之中，农民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他们默默承受着虚报产量带来的种种后果，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50年，粮食产量1.32亿吨，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1951年，粮食产量1.43亿吨。
1952年，粮食产量1.64亿吨。
1953年，粮食产量1.66亿吨。
1954年，粮食产量1.69亿吨。
1955年，粮食产量1.83亿吨。
1956年，粮食产量1.93亿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
1957年，粮食产量1.95亿吨。
1958年，粮食产量2.00亿吨 ，这一年人民公社成立，全国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9年，粮食产量1.70亿吨。
1960年，粮食产量1.44亿吨。
1961年，粮食产量1.47亿吨。
1962年，粮食产量1.60亿吨，国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
1963年，粮食产量1.70亿吨。
1964年，粮食产量1.87亿吨。这一年，1964年，国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此后全国掀起了“学大寨”运动。
1965年，粮食产量1.94亿吨。
1966年，粮食产量2.14亿吨，“文化大革命”开始，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冲击，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农业生产仍有缓慢发展。
1967年，粮食产量2.18亿吨。
1968年，粮食产量2.09亿吨。
1969年，粮食产量2.11亿吨。
1970年，粮食产量2.39亿吨。
1971年，粮食产量2.50亿吨。
1972年，粮食产量2.41亿吨。
1973年，粮食产量2.65亿吨。
1974年，粮食产量2.71亿吨。
1975年，粮食产量2.84亿吨。
1976年，粮食产量2.86亿吨，“文革”结束。
1977年，粮食产量2.83亿吨。
1978年，粮食产量3.05亿吨。在这关键的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积极支持农村改革探索，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乃至全国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自主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学大寨”运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学大寨”
1979年，粮食产量3.32亿吨，万里继续推动安徽农村改革实践，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0年，粮食产量3.21亿吨 。这一年，中央召集部分省、区、市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万里参与相关讨论，推动政策朝着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方向调整。
1981年，粮食产量3.25亿吨。
1982年，粮食产量3.55亿吨，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万里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宣传和推动政策落实。
1983年，粮食产量3.87亿吨，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持续关注农业发展，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也基本结束于1983年。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在农村建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这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农村开始进入新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阶段。
1984年，粮食产量4.07亿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万里致力于农村改革成果的巩固，推动农产品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1985年，粮食产量3.79亿吨，国家开始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万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1986年，粮食产量3.92亿吨。万里在农村改革领域持续发声，关注农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1987年，粮食产量4.02亿吨。
1988年，粮食产量3.94亿吨。
1989年，粮食产量4.08亿吨。
1990年，粮食产量4.46亿吨。
1991年，粮食产量4.35亿吨。
1992年，粮食产量4.42亿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农村经济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变。
1993年，粮食产量4.57亿吨。此后万里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依旧关心农业农村发展，通过人大立法等途径，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1994年，粮食产量4.45亿吨。
1995年，粮食产量4.67亿吨。
1996年，粮食产量5.04亿吨。
1997年，粮食产量4.94亿吨。
1998年，粮食产量5.12亿吨，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1999年，粮食产量5.08亿吨。
2000年，粮食产量4.62亿吨，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逐步减轻农民负担。
2001年，粮食产量4.53亿吨。
2002年，粮食产量4.57亿吨。
2003年，粮食产量4.31亿吨。
2004年，粮食产量4.69亿吨，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 。
2005年，粮食产量4.84亿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9亿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
2006年，粮食产量4.98亿吨。
2007年，粮食产量5.02亿吨。
2008年，粮食产量5.29亿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2009年，粮食产量5.31亿吨。
2010年，粮食产量5.46亿吨。
2011年，粮食产量5.71亿吨。
2012年，粮食产量5.89亿吨。
2013年，粮食产量6.02亿吨，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2014年，粮食产量6.07亿吨。
2015年，粮食产量6.21亿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粮食产量6.16亿吨。
2017年，粮食产量6.62亿吨。
2018年，粮食产量6.58亿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019年，粮食产量6.64亿吨。
2020年，粮食产量6.69亿吨，克服疫情等不利影响，保障粮食安全。
2021年，粮食产量6.83亿吨。
2022年，粮食产量6.87亿吨。
2023年，粮食产量6.95亿吨。
2024年，粮食产量7.06亿吨，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粮食稳定增产。
分析
从1950 - 2024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状况，这背后与农村生产制度的变革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前：
土地改革时期（1950 - 1952年）：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从数据上看，1950年粮食产量1.32亿吨，到1952年增长至1.64亿吨 ，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这是因为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为自己劳作，极大地激发了劳动热情。
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1953 - 1978年）：1953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农业资源。但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体制，过于强调集体统一经营和平均分配。在这种极端僵化的体制下，农民缺乏生产自主权，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从1958 - 1961年粮食产量数据急剧下滑就可看出，1958年粮食产量2.00亿吨 ，到1960年降至1.44亿吨，尽管后续有调整，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效率受到抑制，未能充分发挥农民和土地的潜力。
改革开放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期（1978 - 1984年）：1978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解放。从数据上，1978年粮食产量3.05亿吨，到1984年增长至4.07亿吨，短短6年时间实现大幅增长，充分证明了制度变革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巨大推动作用。
市场经济转型期（1985年之后）：1985年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以及后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农村经济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使得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开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虽然期间粮食产量有波动，但从长期看，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粮食产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且稳步增长，到2024年达到7.06亿吨。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不断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推动农业生产朝着现代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从1950 - 2024年粮食产量数据可以清晰看到，农村发展与政策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体制虽在整合资源上有一定作用，但高度集中统一的模式，严重束缚农民积极性，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农业发展受阻。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农产品市场逐步放开，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确立，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村经济日益繁荣。这充分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打破体制束缚，释放农村发展潜力，是推动农村持续发展、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人民公社运动存在多方面缺陷：
生产经营过于集中：实行集体统一生产安排，农民缺乏自主决策生产的权利，无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种植作物和生产方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比如，不管土地条件是否合适，统一规划种植单一作物，浪费了土地资源。
分配制度不合理：采取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努力劳作的农民不能获得更多收益，而偷懒者也不会减少所得，使得农民普遍缺乏提高生产的动力。
规模过大管理困难：人民公社规模大、人口多，管理难度极高。上级政策下达后，难以根据各个生产队的实际情况有效执行，信息传递也容易出现偏差，导致管理混乱，无法及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抑制个体经济发展：过于强调集体化，排斥个体经济形式。农民被限制在集体生产框架内，不能从事个体经营活动，限制了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公社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推行高度公有化，忽视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简陋，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却强行建立大规模、高度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反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对市场机制的忽视：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和分配主要依据计划指令，几乎不考虑市场需求。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按计划分配，不关注市场价格波动和消费者需求变化，导致农产品供需失衡，一些农产品积压浪费，而另一些则供应不足。
限制农民流动：公社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严格限制农民向其他产业和地区流动。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转移，限制了农民拓宽就业渠道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合理转移和城镇化进程。
缺乏激励创新机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切生产活动按统一指令进行，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没有创新的动力和空间。无论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还是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都难以得到鼓励和推广，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状态。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人民公社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往往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评估，常出现资源错配现象。例如，在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可能会过度集中资源于某些项目，而忽视其他地区或领域的需求，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一些急需资源的生产环节却得不到满足。
增加管理成本：人民公社庞大的组织体系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和行政开支。从公社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各级管理机构都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维持运转，这增加了农村经济的负担，减少了用于生产和农民福利的资源。
削弱家庭功能：高度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家庭的生产功能被严重削弱，家庭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丧失。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和精力都被公社的集体劳动所占据，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和生活照料等功能也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
不利于因地制宜发展：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公社几乎采用统一的模式和生产安排，没有充分考虑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的差异。一些适合发展林业、渔业或其他特色产业的地区，也被迫以粮食生产为主，无法发挥自身优势，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以下是一些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具体出现问题的例子：
限制养殖数量：1977年夏天，浙江东阳县东风公社东方大队第二生产队以保护农作物为由规定，社员养鸡鸭限定每人、每400斤口粮各养1只，超过规定饲养数就要受处罚。不少养鸡的社员人心惶惶，把多养的鸡或杀掉或提前卖掉，还有的送到亲友家“避难”，全队养鸡量由160多只减至70多只，社员不仅少了卖鸡蛋的收入，反而要花钱买鸡、买蛋。
“割资本主义尾巴”：1974年底到1975年初，天门县农村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不许养鸭，限制养鸡，每家养鸡不能超过八只，其中只许养一只公鸡，每家养猪不能超过一头，还减少农民自有前后庭院面积等。
集体食堂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集体食堂和大锅饭制度，宣传“吃饭不花钱”，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迅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浪费与供应紧张。1960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集体食堂制度逐渐因经济困境与管理混乱而衰落。
虚报产量：1958年江安县委制定1959年水稻高产卫星田技术措施，要求在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城关大队亩产13万斤基础上，保证亩产20万斤，争取达25万斤。结果，江安县这一年度虚报粮食产量达到2.6亿斤——实际上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才1.7亿吨——被国家评为“粮食千斤县”获奖旗一面，实际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事迹被树立为农业战线上的典型。在当时，大寨的模式被广泛宣传，成为各地学习的榜样，激励着广大农民投身农业建设。
然而，大寨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性话题。早在1964年冬季，大寨造假问题就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当时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经过调查，发现大寨粮食实际亩产量远低于陈永贵所报告的数字。这一发现瞬间引起轩然大波，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件事被过度政治化，科学的调查结果和事实真相被搁置一旁，大寨侥幸逃过了这次信任危机。
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1967 - 1979年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粮食产量从表面数据来看增长了1.89倍，可实际情况却暗藏隐忧。这期间昔阳虚报产量高达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在虚报产量的背景下，昔阳农民为国家上交的粮食数量却并未减少，无形之中，农民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他们默默承受着虚报产量带来的种种后果，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除了粮食产量存在争议，大寨的耕地面积也饱受质疑。1964年新华社《记者反映》内参提到，大寨上报的耕地面积是802亩，而这个数据竟然是十几年前土改时期的老数据。一名曾在大寨工作的技术人员，通过对播种种子数量的推算，认为大寨的实际耕地亩数可能达到1200亩。如果耕地面积确实存在出入，那么以此为基础计算得出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大寨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高产成绩，其真实性和参考价值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