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顾自”的本位意识贯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的全过程，也延伸到战后的情绪表达中。经历了战争的创伤，许多日本人认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也认识到军国主义政府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表达战争苦难时也站在“受害者”一方。
作者 |萧西之水
图源 |东方IC
“朕深鉴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于尔等忠良之臣民：朕已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共同宣言……”
1945年8月15日，全日本老百姓都听到了昭和天皇《终战诏书》。这是天皇首次向全日本公开发表演讲，也是日本人首次听到天皇的声音。很多人对这个声音很陌生，对《终战诏书》使用的日本文言文一知半解，可日本人还是按照诏书所言向盟军投降。
当时间过去了20年，当年在前线打仗的士兵成为了战后复苏的中流砥柱，当年嗷嗷待哺的孩童成长为新一代青年人，恰好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媒体和出版行业伴随着经济景气出现井喷，日本开始集中挖掘讲述二战的作品。其中最著名应该是1965年出版的《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截取1945年8月14日中午至15日中午的24小时，描写了24个当时不为人知的日本军政大事，让日本人了解到《终战诏书》的背后故事。两年后，同名电影上映，进一步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力，成为日本人对于战败记忆的“定稿”。
这份“定稿”反映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又映射了日本人什么样的意识和心态呢？
人无正反只有“忠诚”
初次阅读《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很可能会有一种“看不懂”的感觉。这种“看不懂”不是不理解故事，而是不理解作者态度。一般小说或纪实作品都会对文中角色有着明确的正反派设置，适当催动读者情绪、表达价值观。但这本书对于所有当事人都没有做出什么评判，甚至存在许多解读上的矛盾。
最惹人注意的角色是阿南惟几，这位曾直接侵略过中国的陆军将领在战败前担任陆军大臣（陆相）。由于彼时日本海军已消亡殆尽，而日本陆军仍有百万级的部队散布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地，能否停战事实上取决于陆相的态度。按照二战时期的日本政治制度，所有内阁大臣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日本首相不能随意开除内阁大臣，如果陆相不同意投降，那么内阁就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现象，必须集体辞职。正如本书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所言：“阿南惟几没有辞职，我们结束战争的主要目标才得以实现，所以我向陆相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从这个角度看，本书仿佛是在肯定阿南的做法，但问题是在描写他劝说陆军中层军官时，作者对阿南决心投降的动机是这样评价的：“（阿南）是一位忠诚的军人……如果一再反对天皇的旨意，就是不忠的行为了”。他支持投降并不是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或者理性的判断，而是对天皇的忠诚。那么对待这个角色的选择，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呢？
同样的矛盾也体现在对待“宫城事件”发起者畑中健二等基层陆军军人的描写。这些军人为了阻止日本陆军投降，纠集起来杀死了近卫师团司令官，夺取兵权，试图抢走即将在8月15日中午向全日本播放的《终战诏书》录音盘（即“宫城事件”），最终因为没有得到高层支持而失败，畑中健二等人也在8月15日上午自尽。对于这些反对投降的关键性人物，本书却用了许多笔墨去描绘他们的想法：“战时必须君臣一体，战斗应该一直打到全体只剩最后一个人为止。以挽救国民生命之类的理由来决定无条件投降反而是破坏国体的行为，这才是造反……他们相信只有阻止投降才是对国体最大的‘忠诚’”。
虽然本书总体上还是表达了“投降是最好选择”的观点，但对于事件中的具体参与者，阿南惟几推动投降和畑中健二反对投降的出发点都是“忠诚”，只是他们忠诚的信念不同，这才导致了8月14日中午到15日中午这个“日本最漫长一天”的种种乱象。与天皇有着直接接触的高级官僚都秉承着对天皇“圣断”的忠诚，而接触不到天皇的基层军官都秉承着对战争和“国体”的忠诚，书的原序言提到“每一位人物都遵循着自己的‘日本式忠诚’行事”。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作者有什么态度，那就是：只要坚持“日本式忠诚”，都是可以理解的。
之所以选取这个切入点，也与日本看待战败的矛盾态度有关。战争结束了，军国主义政府消失了，这肯定是好事；但天皇开口承认战败，要求日本人“耐所难耐，忍所难忍，以开万世之太平”，这对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社会是巨大打击。随着冷战格局逐渐形成，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日本社会对待二战战败的矛盾观点也进入到崭新阶段，既涌现了反思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左翼文学，也出现了继续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右翼文学，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并在政界、历史学界乃至文学界争夺对于《终战诏书》、对于战败的解释权。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日本也出现了第三条路线，那就是模糊掉正邪对立和左右矛盾，着力寻找日本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的价值观，《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正是要寻找“日本精神结构的内核——日本人的‘忠心’”，帮助日本人找到“恢复平衡的能力”（原序言语）。
对于曾经遭受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而言，看日本人撰写的战争作品，首先要看侵略者的反思是否深入，那么本书体现出20世纪60年代式的“中立”就显得避重就轻。所以本书译者也专门写了一篇译者序，明确指出了本书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不足，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以及观看本书改编的电影时要多加注意。
打破常规的发言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开头部分便是美军在日本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两个大事件将日本在军事和外交两方面都逼入绝境，随即日本六位内阁高官分别坚持无条件和有条件投降吵了个三对三平局，最终天皇本人发表长篇演讲，决定无条件投降。本书对昭和天皇着墨不多，但也勾勒出了一个心怀百姓、愿景和平的君主形象，特别是经过电影版的渲染以后，更有“鹤音一声救万民于水火”的感觉。只是，如果跳出本书就会立刻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热衷和平，那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
类似的话，昭和天皇在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即决定日本是否对美国开战的重要会议也曾说过：“我每日都在念诵明治天皇的御制诗：‘本以为四方之海皆为同胞，世上何故无事起波风？’你们怎么看？”
这番发言的知名度甚至比天皇1945年战败前的发言还要高，因为这是天皇首次打破常规，在御前会议上直接发言。同时，这番话传达了模棱两可的含义：从这首诗字面意思理解，可以说是天皇在感叹“人类为什么要打仗”，好像有意期待和平；但从御制诗的创作背景来看，这正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明治天皇的作品，最终日本战胜强大的沙俄、跻身世界列强，此时面对强大的美国，天皇这番发言似乎也有激励众人之意。
既然模棱两可，那就不能仅从文意入手，更要结合这番话的上下文了。当时，刚好有人问：如果日美外交谈判不成功，是否可以理解为开战？对于这个问题，海相及川古志郎表示“是的”，但掌管军事指挥权的参谋总长（陆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却都不表态，会议陷入沉默。
及川古志郎此人知名度不高，但在昭和天皇的皇太子时期曾在他身边担任8年武官，历来被看作海军官员中与天皇走得最近的人。在及川发言“是”且会议陷入沉默以后，昭和天皇紧接着一大段打破常规的突然发言，便立刻形成了一种压力气氛，而掌握指挥权的两位总长也立刻表示“与及川意见相同所以没有表态”。换言之，无论昭和天皇的发言是什么含义，他的发言本身都推动了日本的开战进程。
“自顾自”的本位意识历史叙事
在曾受日本侵略的中国，许多人看了《日本最漫长的一天》以后并不舒服。毕竟作为一本最初面向20世纪60年代日本读者，集中展现日本人“忠心”的书籍，本书创作伊始并未观照其他国家的感情，因而具有鲜明的日本本位意识。
书中最能体现出这种本位意识的说法，就是昭和天皇表态“忍所难忍”的时候，表示大家要有“三国干涉还辽”时期的觉悟：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一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在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下交还中国，英、美两国虽然没有参加干涉，但也没有反对。这件事在当时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普遍认为自己被欧洲列强“欺负”了，于是舆论界使用了“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发誓将来一定要击败欧美列强。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歼灭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正式宣告跻身列强行列，日本也认为“卧薪尝胆”终于迎来光明结局。
日本将“三国干涉还辽”理解为“卧薪尝胆”，相信第一次了解这件事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错愕。即便日本在侵占辽东半岛这件事上受挫，中国也是结结实实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专门研究日本近代政府军队关系的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里提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人并没有讨论过这场战争是正义还是邪恶，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是将其视为“中国事变”（七七事变）的延续，是重组东亚政治生态的“革命”，是未来与英美苏等国家决战的前提。正因如此，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并未对中国宣战，甚至也“不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是扶持了汪伪政府，这从日本本位意识上象征着“中国事变”结束，接下来就是收拾“重庆”的残局了。这种意识甚至延续到了1945年《终战诏书》草稿中：提及“美、英、中、苏四国”时，草稿表述是“英美两国与重庆政府、苏维埃联盟”，直到最终版本才修改过来。
这种“自顾自”的本位意识贯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的全过程，也延伸到战后的情绪表达中。经历了战争的创伤，许多日本人认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也认识到军国主义政府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表达战争苦难时也站在“受害者”一方。如果不回顾侵略战争的原因，不反思自身在战争中的行为，也不去体悟被侵略国家受到的苦难，那么仅从日本本位意识出发，东京大空袭和原子弹爆炸自然是惨绝人寰的大事件；这些大事件导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自然也就是无奈局势下的明智之举。《日本最漫长的一天》能够超越同时代其他带有鲜明政治结论的“终战故事”，影响力跨越几个时代，正是因为其表达的是日本式“忠心”这个日本从古到今具有传承的概念，抓住了日本本位意识这个日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