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的婚姻状况调查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农村窗户上贴着喜‍‍‍‍‍‍‍

“爱情”买卖

年前回乡，隔壁束头村有一场喜宴，十里八乡广泛关注。道是四十多岁的两兄弟，娶了十八九岁的两姐妹，一起办酒席。

束头村兄弟俩老实巴交，没什么能力，一直娶不着媳妇，此前有一个“媒人”上门说亲，对方是两个缅甸姑娘，要价彩礼每人20万，一共40万。

主家看着两个光棍儿子，一想乡下彩礼、买房加起来远不是40万能搞定的，很快答应了。不久，在“媒人”的张罗下，两个儿子去了趟缅甸丈母娘家，现场交了钱，姑娘就跟过来了。

看过的都说，姐妹俩长得很水灵，总是两人坐一起叽里咕噜。附近村民开始猜测，她们能在这个家待多久——这样的“跨国婚姻”，这些年日益常见，光我们大队（行政村）就有四五起，新娘多来自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普遍待不长久。

最早的一桩已过去七八年，夫妻俩还算和睦，养育了三个孩子，前年妻子回乡省亲，然后就不让回来了。其中道理，村里人也说不清，有人说是女方家里人不让，我估计，大概率是当年新娘办的是临时出国旅游或务工手续，多年未归违反法律，一回去就很难再办到签证了。

这种情况在东北也很常见，许多女人办个旅游签去韩国，然后就待在韩国找工作不回来。一个，要小心不被当地相关部门抓到遣返（不常见），第二个，去了就不能轻易回国，因为一回国，就再也办不到出国手续了。因此一去不归者不在少数。

还有一桩跨国婚姻发生在一个远亲家，妻子来自越南，花了13万。此前，“媒人”在十里八乡到处说（兜）亲（售），要价15万，相亲的几家都没答应。这家压价到13万，女方和“媒人”同意了，于是很快办了个酒席，就算结了婚——结婚证都没去领。

婚后不久，越南女人生了个姑娘，奶完孩子不几个月，撂下一句话——“我要走了，有人来接我了”，一去不回。

原来这个女人在越南还有家庭，孩子都有好几个。大概来之前就跟主家谈好了，生了孩子就走，这不，孩子刚断奶，女人就被“媒人”接走了。毕竟法治社会，不可能把人囚禁起来，主家叹一口气，就算花13万买了个孙女，放她离去了……

束头村两兄弟与缅甸两姐妹，自有许多事要磨合，比如语言、习俗、性格，更重要的是，男人要赚钱。

远亲家的越南女人之所以急着走，也是因为嫌婆家每个月给的1000元生活费太少——事实上，礼金能到姑娘家手里的，一般也就三四万（对这些国家多数农村家庭来说，已是巨款），剩下的钱，都被“媒人”团队拿走了。

可想，完全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爱情”，双方又完全不了解，如果男人赚不到钱，贫贱夫妻百事哀，大概率难长久。

婚姻调查

如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婚姻，是乡村婚姻乱象的缩影。我问村里几个一起长大的单身汉，这样的外国女人，年轻，“价钱”也不贵，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他们的回答是，风险太大，“不到实在没办法，谁会去花这个钱”。

这样的光棍，我们村就有好几个。我摸排了一下，以户为单位（几位刚毕业的、在城市就业、未分户的大学生不算在内），对村里22～55岁适龄中青年男性的婚姻状况做了个统计——女性不统计在列，原因后面再述。

我们村（自然村）不大，不到40户人家，人口160多。这类婚龄家庭总共34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原配婚姻家庭。

共14户，占比约41.2%。其中，夫妻双方长年在一起生活的、婚姻相对稳定的11户，占比32.4%，就是说，保持正常婚姻的家庭，占比不到三分之一。

而夫妻两地打工，存在“打工婚姻”——一方或两方在外有人，婚姻不稳定甚至吵离婚的，有3户，这3户也存在离婚可能。事实上，这3户代表的打工婚姻现象，男人在打工地有女人，甚至女人在外打着打着工跟人走，重新再婚的事，在城市农民工群体中并不少见。村里人都懒得议论了。

第二、离婚再婚家庭。

一共12户，占比约35.3%。离婚在乡村日益普遍，加上下面的离婚后未再婚的单身汉户数，离婚家庭总数达16户，超过原配婚姻家庭的14户。

这12户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是二婚（或以上的）有8户，其中，4户并未领取结婚证，但已生了孩子或共同抚养孩子，已是事实婚姻。夫妻某一方二婚的3户，另外1户为男主人去世、女人再嫁。

这12户人家中，女人嫌弃男人赚不到钱或男人好吃懒做，女人忍受不了离去，婚姻亮红灯而处于半单身汉状态的有3户。乡村二婚家庭的不稳定性很大。

第三、离婚未婚的单身汉。

4户。这4位单身汉，拖儿带女，赚不到钱，很难再娶。他们普遍工作不稳定，不求上进，自己赚钱自己花，较为自私自利。他们还普遍存在好赌状况，但自身往往活得较为潇洒，上不管父母的养老，下不顾儿女的成长，乃至孩子的学费都得由老人承担，导致大量的乡村全家啃老现象。

第四，未婚单身汉。

共有4人。其中3人年龄已达45岁以上，打了半辈子光棍，条件差，基本得打一辈子光棍。其中一人30岁左右，由于身高、相貌原因，相亲屡屡受挫，但能赚钱，有望告别单身。

第五，其他非正常婚姻。

如前述婚姻“买卖”，本身就游走于法律边缘，不受法律保护，或领不到结婚证，或女方不知何时离去。我们村暂未出现。

综上，本村的婚姻结构，令人担忧。保持正常婚姻的中青年家庭只有11户，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反之，则是光棍潮不断袭来，以及值得一提的是，本村已经连续多年都没有办过婚宴酒席了，新婚家庭青黄不接……

“婚恋理论”与乡村女性流失

上述统计，为何只统计男性不统计女性，并非“重男轻女”传统。

一方面，乡村户籍一般以成年男丁为基础，未婚女性不分户，直到出嫁并入夫家户籍；

另一方面，更现实的是，乡村女青年基本流入城市，且男女比例持续失衡，基本不存在嫁不出去的单身女子。

现实是，现代社会基本不存在没在城市工作、生活过的女性。有一个说法，“女人见过城市繁华后，会想留下，而男人见过城市繁华，会渴望回家”，不无道理。

本村出去的20-55岁的适龄中青年女性（不含外嫁过来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城镇以上，她们要么长年在外务工或经商，要么已在城市买房、安家，甘心在乡村工作、生活的，基本没有。

这就导致，无力留在城市（起码是城镇）买房、安家的乡村男性，基本组成了社会“婚恋理论”中的“D男”群体——那些条件较差、难以找到配偶的男性群体。作为该理论中“D男”群体的组成部分，本村中青年男性婚姻困难并不为奇。

这个“婚恋理论”广为认知，即男女各分为ABCD四级。由于男性往往倾向于选择略不及自己优秀的女性（A男选择B女或C女，以此类推），而女性则倾向于选择略优于自己的男性。如此，导致A女（城市优秀女性）和D男（退守或留守乡村的男性）单身增多。

这种社会现象广泛存在，既加剧了乡村男性婚姻困难，也加重了社会人口危机。不同的是，城市“A女”多半选择主动不婚或不育，而乡村“D男”则是无可选择，极不稳定的“跨国婚姻”便成无奈之举。

中国的人口问题如何解决？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光盯着城市是不行的，因为在城市生活、教育成本走高，和经济内卷的双重压力下，尤其是大城市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全球性普遍规律。指望每月发个千儿八百（或一次性两三万）的补贴就能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不整体改革社会分配机制，几乎不可能。

这个补贴如果放到乡村，效果就会好很多。事实上，除了4户一直打光棍的家庭，本村生育率并不低，除个别离婚未婚的单身汉家庭，一般都有2～3个孩子。尤其是二婚家庭，普遍有3～4个孩子，因为初婚基本有1～2个孩子，二婚后一般又会再要——某种程度上，乡村频繁的离婚再婚现象，侧面提升了乡村的生育率，无意中有助于缓解社会的人口危机。

生育率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连续多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贵州、宁夏等经济欠发达和较低城市化的省份——唯一例外的是广东，一方面，广东也有许多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广东有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

问题在于，较高的生育率，又将给乡村家庭带来较大负担，增加了乡村社会的不稳定性、不和谐因素，加之乡村经济难见起色，乡村婚姻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加！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如此，乡村婚姻及其生育率，反而更需要、且利于财政补贴的引导；其次，乡村人口不能光产生数量，而需要质量的提升——现实中，中国城乡教育持续失衡（乡村教育甚至被全面取消），乡村儿童的成长、原生家庭性问题日趋严重（我们下篇文章再解析），这种趋势必须扭转。

所谓“城乡融合”，不能光站在“城”的角度单向要求乡村融合，社会精英群体和管理部门，适当融合“乡”的视野和诉求，往往才能获得真正的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