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教科书内容必须去中国化，强化本地色彩

读小学时，当年的低年级的华文课文多数是押上韵的，容易朗朗上口。小一上的《华文》第一课课文，今天尚能记忆犹新。记得课文是这样的：“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

那时候我们读到“哥哥”时，念的音是“ㄍㄜㄍㄜ”，都是阴平声。这里特地以注音符号标注而不用汉语拼音，因为我们在上小学时，学的是注音符号。过了好长的时间，或许是听了广播电台，我才懂得念成“gēge”，也知道“爸爸”“妈妈”“姐姐”必须念成轻重音。

（六十年代小学华语课本。图源：林恩和）

仰之弥高的“官话正音”

早年新加坡学校里，华文老师一般不注重语音的规范，不单是卷舌音和平舌音搞不清楚，sh和 s、ch和c、zh和z不分；撮口音、弯口音经常念错，“剧院”和“妓院”、“学子”和“鞋子”读出来同声同调。

更甚的是老师来自不同籍贯，造成课堂上南腔北调百鸟争鸣。有些源自闽籍的老师会把“福建”念成“胡建”、“分数”读成“婚数”；粤籍老师念“光辉”为“光飞”、“老虎”为“老甫”；潮籍老师教我们“有边（biang）读边（biang），无边（biang）读中间（jiang） ”。

我把当年这种读音混乱情况写出来，心里丝毫没有嘲笑的念头。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饱含百年沧桑的华语，如何一步一步艰辛地走出来。作为孤悬海外华语大家庭的一员，语音规范是一种奢侈，“官话正音”天高皇帝远，仰之弥高，大可不必像今天那么样地去重视。

鲁迅在《门外文谈》里不也这么说：“现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确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言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是主力”。对我们来说，能掌握华语就心满意足了。多元语音混杂共存，反而更能体现华语的包容和共生的性格。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三册。图源：林恩和）

官话教学成为新加坡新学堂的共识

一百多年前中国维新派发起维新变法，主张“广设学堂，提倡西学”。1901年清政府面对压力，实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效法西方和日本学制，新式学堂大量涌现。

流风所及，新加坡华文新学堂的设立，与中国几乎同步。1905年广肇养正学堂创办，首开风气。接着道南、应新、崇正、端蒙、启发、育英、通德、南溟等新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1905年，大清驻叻（编注：石叻坡，即新加坡）总领事署在新加坡倡导“官话正音”，各帮（方言群）华人纷纷响应，土生华人（峇峇）不落人后，在“ 打球阁”会所开讲“正音”，由总领事署派人充当教习。

（端蒙学校。图源：林恩和）

新学堂虽说分别由各帮华人创办，道南、崇正、通德属闽帮；应新、启发属客帮；育英、南溟属琼帮；养正、端蒙分属粤帮和潮帮。各帮华人在办学时，一致采用“官话”教学，收生也不分彼此。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在中国遭遇挫折，在南洋却激活华人意识，打破华人以“帮”为特色的方言族群藩篱。依靠办新学、用官话，新加坡华人无意间实现了族群的整合。

从人人争当仓颉走到“国语统一”

中国清末，国势积弱不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你方唱罢我登场，力求革新图强。刨根究底，“汉字”竟然被认定为罪魁祸首，现在看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于理解。

1892年，来新学习英语四年的归国青年卢憨章提出“切音新字”，成为首创音字的元祖。此后举国学者，如醉如狂，人人争当仓颉，各种拼音方案纷纷出笼。“统一语言，以结团体”成为共识。统一语言的主张，竞相投入创立拼音新字，以取代被视为“落后”的汉字。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学部颁布“编订官话课本，编辑各种辞典”。191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七号令公布：“‘国文’均改为‘国语’”。短短几个字的命令，建议小学教文言的“国文”改为教白话的“国语”。在“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诉求下，国音运动发展成为层面更广的国语运动。

地处南方，式是炎荒的叻地，化外之民，文教不兴，自然缺少“公知”，也远离南北方言孰为国音之辩。萧规曹随，当年叻地学堂，采用何种国音，难以稽考。

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全部采用语体文编写，做到不掺杂文言。隔年，新加坡学堂跟进，开始“国语”白话教学。

石叻腔、联邦腔、印尼腔各行其道

记得读小学时，最初用的字典是《学生国语字典》，后来相继买了《辞渊》、《王云五四角号码辞典》。这些字典辞典，采用ㄅㄆㄇㄈ注音符号，注的音是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国语正音”，许多字的读音跟今天《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的“普通话”大相径庭。

比如“角色（juésè）”,当年的读音是“jiǎosè”，“携手（xiéshǒu）”是“xīshǒu”，“成熟（chéngshú）”是“chéngshǒu”；“风”、 “凤”不像今天读成“fēng”、“fèng”，而是“f ōng”、“f òng”，蒙古的“蒙” （méng）念“mōng”，“翁（wēng）” 是“wōng”。

受方言影响，我们当年在学校里学的许多字，其音调与“正音”还是有差别的。比如发第三声的“铁”（tiě），我们习惯读作第四声的“tiè”；“吃”（chī）是阴平，读作去声的“chì”。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同样地处南洋，采用同样课本的印尼、联邦（指前马来亚联合邦），华语的发音也与新加坡有所差别。比如联合邦的华人把“新加坡”（xīnjiāpō）说成“xīnjiǎpō”，“加”发为第三声，“很了不得”说成“几厉害一下”，新加坡人总爱把这称为“联邦腔”，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新加坡华语在别人眼中不也是“石叻腔”。

印尼华人受印尼语影响，说起华语音调短促，四声难分，特别是“人”，发音如英文“R”的颤音。新加坡华人说到“人”时，也有同样的毛病，只是颤音不像印尼华人显得那么重罢了。

地方特色展示华语的多元

二战之后，新加坡殖民地教育部门提出“十年教育计划”，规定华校教科书内容必须去中国化，强化本地色彩。1947年之后，标榜“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纷纷出版。新版教科书把许多本地特有词语纳入教材，比如胡姬花、榴、红毛丹、山芭、巴刹等。新加坡教科书在保存、传承和传播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特有名词，居功至伟，不单丰富了华语的内涵，也造就南洋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不同的乡音。语言变种或语音差异，是在地的环境、文化、社会等不同因素导致。一般来说，语言标准化和语音一致化，依靠的是国家意志和权力介入，地方语言的出现，则是身份认同和乡土情感的需要。一般学者喜欢强调语言的规范和标准化，好像做不到这点，会造成沟通的不便和学习时间的浪费，甚至把它视为语言的灾难。

新加坡独立后，为精简华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学习，曾经强调读音和词语应与汉语普通话无差别地保持一致，因此提议取消本地常用的“巴刹”，改用“菜市场”，“巴士”改称“公共汽车”，“德士”改为“计程车”；一些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视频名称，比如“菜头粿”改为“萝卜糕”；“黄梨”改为“凤梨”等，让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繫（jì）好安全带”也因改用简体而说成“系（xì）好安全带”。“强扭的瓜不甜”，由于用语习惯难于改变，只好不了了之。

文学成就华语、华语造就文学

新加坡从自治到合并组成马来西亚时期，很庆幸地华文教科书这一块，尚未受到公权力的关注。当年华校课本，还保留着“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民国教科书传统。小学《华语》课本编者会细心挑选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编进课本里。五年级《华语》课本的一篇课文《一个小农家的暮》，就曾深深地触动我：

她在灶下煮饭，新砍的山柴，必必剥剥地响。

灶门里嫣红的火光，

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衔着个十年的烟斗，

慢慢地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

便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

他还踱到栏里去，看一看他的牛，

回头向她说：“怎样了，我们新酿的酒？”

门对面青山的顶上，

松树的尖头，已露出了半轮的月亮。